题记：《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王怡《1957年基督徒的右派分子们》
荆棘中的百合花
鸿 路
安东县大孤山东街的小“礼拜堂”， 背景即孤山。本篇主人公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曾活动于此。
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丹麦人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也是后来《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一书的作者，曾在此居住。
韩战后至今，仍为空军某部所用（作者拍摄于2013年11月）。
狱中绝食
1958年10月，安东县看守所发生了一起新闻，有两个“女犯”入监那天起就“绝食”，已经六天六夜了。这事对看守所来说，还是“破天荒”的。
夜深人静，两个“女犯”跪在寒气刺骨的水泥地上，饥冻交切，仰望流进萤窗的一点星光，轻声祷告……
原来，两个“女犯”是基督徒，一个叫何柜纳，一个叫于桂春，都是土埋半截子的单身女人，东北人叫作“老姑娘”。
人们说的“绝食”，基督徒叫做“禁食祷告”，在身陷厄运之时，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向上帝表明心志。
“何贵那、于桂春二犯在监内表现”（原文的错别字，括号注明）——
“该二犯是由10月7日晚间 入监，自入监就绝食，不吃饭，不喝水。
入监时搜查腰中是否有危险品，叫她俩把带的东西拿出来交给政府保管，她两个人就各留一套神（圣）经（一套是二本）不给，后由我强迫拿出。就在这时，何贵那（柜纳）和于桂春说，祖（主）啊，不是我们给他们的，这是他们强迫拿去的……
在第二天早上(10月8日 ),我问她俩怎么不吃饭？这时，何贵那（柜纳）说，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神经（圣经）都不给我们，我们不吃你们的饭，也不喝你们的水。并又说，你们想叫我们不信神是办不到的。
我又问何贵那(柜纳)，你不吃饭不饿吗？
何贵那(柜纳)说，不饿，有神保佑，我们坚决不吃政府的饭。你们看吧！我们死了马上就升天。
在晚间，政府恐怕冷着，差犯人张振隆送两条被，何、于不盖，反而把被子推出监号。
从此， 就每天在监号内念经求神，住六天了仍不吃饭，身体已经维持不住，政府就命犯医（犯人做医生）给注射葡萄糖。在注射时，（她俩）大声求神说，祖（主）啊！你不要叫糖水往里走呀，我不接受他们的注射呀！……
一连注射数次后，仍不吃饭，就决定用面饭（玉米面粥）贯（灌），政府找来犯人贯（灌）的时候，她俩还不住的念‘经’，祖（主）啊！这不是我们要吃，这是政府强迫的……”
（摘自安东县法院1958年刑字第882号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于桂春是这样回答审问的——
“因为我们入监不能看圣经，道也不能传，我们觉得心里悲哀，所以，就禁食一时候，求神安排。就是不吃也饿不死，靠神过信心生活。耶稣40天没吃饭也没饿死，当时耶稣被魔鬼引到旷野，40昼夜没吃饭，魔鬼逼他吃饭时，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摘自“卷宗”）
“迷信训练”
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安公捕字912号，以下简称“逮捕书”）指控何柜纳、于桂春受过“迷信训练”，由此，“脑子里中了浓厚的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
何柜纳、于桂春都是土生土长的孤山人，何生于1910年，于比她晚一年。她们的家乡被丹麦传教士称为“奉献给主的大孤山”，因为，这里是清末丹麦人在辽东的落脚之地。何，于两家在孤山是较早受洗于丹麦牧师的基督徒。自然，两个女孩还在幼小之时，也随家洗礼了。
何柜纳6岁时，入了孤山教会的幼稚园。（注1）8岁那年，不幸染上了 “肺痨”（肺结核），中国有句俗话，“十痨九死”。撕心裂肺的咳嗽，口吐鲜血，弱小的生命忍受着可怕的摧残。经过丹麦人的精心治疗，终于，柜纳背起书包，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崇正女校。21岁那年，毕业于该校的保姆学院（幼师），开始谋职于教育。从北井子乡小学到安东金汤幼稚园，从辽河下游的大石桥，到长白山腹地的临江等地，只身孤影，颠沛流离。
于桂春小时也在崇正女校，念了两年就辍学了。因为母亲生病，需要伺候。一直过了7、8年光景，母亲去世了，教会让她进了织布厂做工（注2）。
工厂实行‘半工半读”，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
后来，教会又送她到凤城女子神学校学习（注3）。毕业时30岁，就开始了“自由传道”的生活。
不久，何柜纳跟着于桂春也做了传教士，漂泊他乡。
1945年春，姐俩来到海城一个叫板子屯的乡下教会传道。半年后，教会的房子被八路军“要去了”。于是，辗转沈阳，在一家医院做工，桂春记账，柜纳“哄小孩”，兼着包药。这里只管饭，没有工钱。不久，又来到教会的一所幼稚园，也是没有工钱。一年多后，由一个安东老乡杜绍宣介绍，（注4）奔赴青岛台东区教会，机票是桂春的弟弟于振天给买的，当时他在沈阳中山中学任教。姐俩搭机飞抵青岛后，安顿在台东区教会。
1949年秋季，姐妹俩从青岛回到了家乡。
动荡年代的坎坷，在法官的笔下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被告于桂春、何柜纳在青年时即信仰基督教，并曾受过神学等专门训练”。于47年曾随蒋匪潜逃至沈阳，后乘飞机去青岛。于49年由青岛返回原籍。不久，即与孤山丹麦基督教分子聂乐信（地主）等人联系，取得合法手续，后即在孤山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安东县法院刑事判决书1958法刑字第882号，以下简称“判决书”）
丹麦传教士创建的崇正女校遗址。（作者摄于2013年秋）
签名运动
1947年夏，八路军开进了安东县大孤山，“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5）
用孤山土改工作队队长肖洪儒的话来说，“土改前后，基督教会这帮人都散伙了”。 教堂的椅子，也被“土改”分光了，门也被贴上了封条。（注6）
1950年初，“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注7）
夏季，《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文章（“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掀起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主义运动。
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由此，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签名运动”。
对于运动中“遇到个别反动分子，间谍敌探，进行阻挠或阴谋破坏者，应依法处理”。（《关于支持基督教人士发起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 ）
俗话说，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从基督教上层人士到平民信徒，在党的号召下，签名者如过江之鲫。
然而，也有不肯“随波逐流”的。
小小的孤山，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竟敢拒绝签名”。（“逮捕书”）教会的牧师孙信爱、执事长刘宝（注8）奉命找她俩谈话，晓以利害：上边说了，签名，就是表明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是爱国的；不签，就是“走狗”、反革命，顺者昌，逆者亡啊！动员了几回，还是“不签”。
这是为什么呢？
“该二犯以不同意宣言（“三自宣言”）上所提帝国主义分子借传教进行侵略为由拒绝签名”。（摘自“判决书”）
对于“三自”，也不以为然：
“上边叫我们基督徒自治、自养、自传……我和何柜纳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靠神传道，是神给我们的力量，若我们自传就没有力量了；自养，也是不行，我们靠神生活，过信心生活，没有神一切都没有了；自治也不行，没有神道我们也做不好，不会爱人……”(摘自“卷宗”）
对于“三自会”（三自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的“洗脑”杂志《天风》，姐妹俩发现“有的地方把圣经的话都改了，这是人编的，不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信。当时，我和何柜纳对邹玉生（教徒）说，看这些书刊容易信错了。”（摘自“卷宗”）所以，也就不再订阅了。
由于，“做礼拜时，教会孙牧师（孙信爱）向教徒讲政治，说西方传道是侵略。不说‘传道’的话，向教徒宣传政治，我们就再不参加听讲了。”（摘自“卷宗”）
这就是，“该二犯（何、于）公开拒不参加教会有关‘三自革新’的会议”。（摘自“判决书”）
杀人刑场
“签名”方兴未艾，“镇反”狂风骤起。
那年月，几乎每天街上都有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掛着牌子的反革命分子，在持枪人的看押下，在马路两旁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中，一辆一辆的驶往刑场……”
看着联篇累牍的枪决人数的报道，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语调称道：“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孤山脚下，古木参天，木鱼声声的清静之地，也变成了枪声震荡的“杀人场”。
在土改时，孤山镇西街被“群众砸死”的一个杨姓地主（土改），他的儿子在镇反中被枪毙了——
“被告杨德利，系恶霸地主，其父杨也雁系恶霸地主，伪保长，被群众砸死，为了阶级报复而参加该匪特组织应判处死刑。”（1951年安东县法院第215号刑事判决书）
执行枪决的现场，和他老子同一片土地。
当年驻守孤山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目睹了这一场面：
那天在（孤山）庙内开会，散会时，突然听到一阵枪响，不知谁反应快，说枪毙人了，快去看！
我们跑过去，看见一堆人围着山边，我挤到前边，见10多人躺在地上，有些人手脚还抽动一下，民兵就上前给补一枪。一共枪决的有12个人，其中有一个被枪决的竟是我们连炊事员的父亲。
还有一个“陪绑”的女人，她脸色青白，身子不停的擅抖，被两个民兵左右架着。
（见于叶新照《发生于一甲子前抗美援朝空军小故事 》）
“杀人场”的“看客”，大都是孤山的百姓，被挨家逐户动员来的。因为，都要“接受教育”，也是运动“积极”的表现。散场后，又集中起来讨论感想，同时趁热打铁，发动群众检举密告。这时，人们发现何柜纳、于桂春不在会场，也没有去山下的“杀人场”。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人人自危，为了表现“积极”，免遭不幸，昧着良心，密告、诬陷是家常便饭。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活捉父亲，孙子检举了爷爷，而且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这些，都是报纸上的“佳话”。
于是，有个叫王振清的女教徒向牧师孙信爱“汇报”了何柜纳、于桂春——
“我和她们（何柜纳、于桂春）住在一个组，在镇反时经常开会，每次开会都是我都找她俩，可她们不去。最后，有一次，组长胡振邦去找她们时，她们说，我们不去。当组长说，不去不行，逼着她们去时，她们说，我们不去，那是伤天害理的事……”（摘自“卷宗”）
卖衣服买刀
京戏有一句话，叫做“七分锣鼓半台戏”。
何止“响的很厉害”，简直是震耳欲聋。老百姓不但要上街游行，呼喊“反美”口号，还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补给志愿军），还要订立爱国公约，写上“升国旗要立正”。还要“买公债”，因为，生产凋敝、物价飞涨，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政府兴起了“爱国储蓄”运动，号召购买国债，以至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要买“债券”。这种疯狂的搜刮，引起了民怨，社会流行一首童谣：
“窝窝头，就咸菜，攒下钱来买公债。你也买，我也买，不买都是反动派。”
可是，何柜纳、于桂春都买了债券，也被扣上了“破坏爱国储蓄”的帽子。
原来，在小组长胡殿邦来兑付利息时，她俩没要，让在场的辛风志（教徒）拿去了，因为辛家生活困难。但有人检举说，何、于把钱扔在了地上，还说这是“不义之财”。
除了这个”罪状”，还有一条：“反对抗美援朝”。
当年，大陆有一场“重头戏”，那就是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打了十几年的仗，刚停下来，百姓的肚皮还没填饱呢，又要勒紧腰带，“有钱出钱，无钱的出粮”，响应党的号召 “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当着同学的面，解下了脚上的一只银镯，那是奶奶给拴在脚上的，为的是避邪躲灾。结果，这个“护身符”被换飞机去了。（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徐笛）
安东市政府提出“为捐献3架战斗机而奋斗”的口号，就像女人还没怀孕，就把孩子的名字想好了一样，政府为飞机的命名是; “安东市号”、“鸭绿江号”和“镇江山号”。
孤山的孩子拿不出“糖果钱”，只好白天跟着老师上山砍柴，再背到集市上叫卖。晚上，还要挨家逐户地募捐。
通知中，特别提出“全国的基督徒要以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们要卖衣服买刀’的精神”，以捐献飞机大炮。
耶稣如何吩咐基督徒“要卖衣买刀”呢？是否可以偷换为“捐献飞机大炮”呢？难道耶稣鼓吹战争吗？在一个文盲之国，读圣经的信徒能有几人？何况“山高皇帝远” 的乡下，所以，即使是上头“放个屁”，那也是“香”的。
可是，何柜纳、于桂春偏偏要“查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基督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就是圣经，所以，不论是教皇的谕令、还是政府的决定，如果偏离神的话语，违背神的旨意，基督徒要维护真理，不可盲目顺服。
圣经中称耶稣为“和平的 君”。有这样的记载，出卖耶稣的犹大领人到客西马尼园去捉拿耶稣，耶稣的门徒彼得拔刀护主，耶稣没有嘉许彼得的勇敢，而是责备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旧约中曾预言，国与国之间消除了仇恨和战争，“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查经的启示是：神喜爱的是和平，不是杀戮。而人心如狼有“战斗之私欲”，贪得无厌的野心和欲望，使世界充满了血与火的战争。
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捐钱买“飞机大炮”，杀人流血，违背神的诫命，信徒以爱为本，不可参与杀人的勾当，
于是，“在教会孙牧师动员我们捐献时，我(于桂春)和何柜纳向他讲这些道理，不能拿这个钱，买杀人的东西。后来，他也不动员我们了”。（摘自“卷宗”）
世界的逼迫
从“拒绝签名”那天起，何柜纳、于桂春就被列入了“黑名单”，犹如秃鹫窥视下的飞鸟，遇害在即刻之间。
七月，在孤山政府的授意下，何柜纳、于桂春被教会“革除教门”了。下面
是牧师孙信爱以教会的名义出具的“证实材料”——
何贵那（柜纳） 于桂春的材料
年月：于1951年6月 日开除
地点：安东县孤山镇礼拜堂
负责主持：孙信爱 刘宝 （牧师、执事长）
参加人物：孤山镇全（体）信徒
通过手续：
1、先于当地镇人委（政府）领导方面联系取得支持
2、呈请中国基督教信义会东北地区主席批准
3、经过全体执事会决议
4、经过全体信徒表决通过
开除： 1、开除她俩的会籍
2、开除她俩的传道职务
开除的原因：
1、反对革新宣言
2、破坏三自爱国运动
3、反对镇反运动
4、反对抗美援朝
5、破坏爱国储蓄
6、隐瞒信徒地富成分
1958.9.7.孙信爱（系孤山教会牧师）
（注:此“材料”孙信爱后补于“1958”，作者采信于桂春的记忆“七月”）
以上记录着教会的“道貌岸然”，还有没写在纸上的“绝情寡义”，那就是“驱逐”何、于两姊妹“离开讲堂的院子”。
在孤山的东坡有个套着围墙的院落，一栋高耸的青堂瓦舍，是丹麦人建的“教士楼”，孤山人叫“讲堂院”。
当时，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小姐（1871—1960)，就住在这楼里，她是孤山女校的校长，还是贫民所的所长。
在“签名运动”中，孤山教会“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摘自“卷宗”） 然后，她被指定蜗居在院子西头楼下的一间小屋。
两姊妹从青岛回来，不久，就和聂乐信生活在一起，结束了颠沛流离，可以陪陪“老教士”，减少一点晚年的孤寂吧！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新政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这似乎意味着教会的春天来了。于是，她们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
当时，“对于她们（何、于）工作的月薪，因为教会的教友都很穷，所以就没有规定给多少钱，她们二人也特别的声明，我们尽义务，不用教会一文钱。因为教会没有钱，也就没给她们薪金”。（摘自“卷宗”）
清早，云雾飘渺，孤山在雾海中若隐若现。
讲堂院传来几声狗吠，何柜纳、于桂春搀扶着一个白发稀落，瘦骨嶙峋的老太婆走出院子，颤颤巍巍的，疲惫的眼神流露着忧郁，她就是聂乐信 小姐。这时，孤山人都叫她“老教士”。
1898年秋，她才27岁，从丹麦来到孤山，度过了53个春秋，眼下已是风烛残年了。
为了让女孩子能上学，让流浪的人有个“家园”，她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最终，被划了一个“丹麦地主”的“成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入了中国籍，但头上却扣着“丹麦帝国主义分子”的帽子。
走在院门口的一棵大树下，三个女人停下脚步，拥抱起来……
在基督教早期，有些神职人员专门为所谓“异端分子”，编写了五花八门的咒语——
“愿他堕入地狱，我们开除他的教籍，将他革出教门，我们不许他靠近万能上帝的圣堂的门槛。”（《罗切斯特教堂文告》厄努尔夫主教）
背负着毒咒的“修女”，在一个惊慌疑惧的世界里，哪里有她们遮风避雨的屋檐呢？
崇正女校、贫民救济所的创建者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 1871—1960)曾蜗居的耳房。（作者摄于2013年秋）
毛主席的“菜”
太阳像一个火球，大地如蒸笼般的闷热，河里的鱼儿不是的蹦出水面。
在一道黄土墙下，她俩向小院里张望，这家的女人叫王玉娴，也是信徒。不久，5岁的男孩夭折了，王玉娴一天到晚伤心落泪的。柜纳、桂春常来看望她，一起唱诗、祈祷。
从前不等进院，主人就招呼着迎出来，这回，她倚着门框说，我要去串门啦！
接着，她俩又走进来一家信徒的院子里，只见那女人从后门急匆匆地走了。
不久前，这家人的老妈归天了。她俩上山采集野花做花圈，帮着料理了后事。
天落黑了，两姊妹饥肠辘辘，来到了孤山镇东关10组274号。
这家女主人叫丛淑玉（注9），比何柜纳小个5、6岁，九岁那年（1925），由于生活窘迫，母亲（丛桂荣）带着她和姐姐投奔到崇正贫民救济所，聂乐信将娘仨安顿下来，姐姐和母亲进了织布厂，淑玉上了崇正女校。
11岁时，淑玉受洗归主。后来，入读（安东）劈材沟神学院，毕业后，做了传教士。
在劈材沟上学时，还有个孤山的少年叫由传宝，父亲是学校的敲钟人。后来，教会送传宝到岫岩西山医院（丹麦人所建）学医，三年后，开始行医。再后来，他和淑玉在孤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两姊妹和淑玉在一个教堂读经、唱诗，而且，服侍于同一个教会，信仰的纽带和乡土之情，使她们手足情深。
两姊妹进了家，和淑玉一起读经、唱诗、祈祷……
对于这次聚会，丛淑玉做了如下的回忆——
“孙牧师（孙信爱）学习回来，领我们学习整风材料，提到于桂春、何柜纳说，她俩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吗？她俩再到你们谁家，你们就问她俩有没有户口，你们应当提高觉悟，不要把她俩看作教会传道的，你们要和她俩隔绝关系。
有一天，我记不清时间了，她俩来了，和我唱诗、读经、祷告。完了，我留她俩吃饭，我说，有话要和你们谈。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你们有户口吗？
她俩说，没起户口。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起户口？你们不是中国人么？没有户口不是成了‘黑人’么？再说，你们吃什么？
她俩说，靠信心。没有米，就吃菜。
我说，吃的菜就不是毛主席的了？一切都是属于毛主席的。
她俩说，各人的领会不同。
……
天要黑了，我们要走啦！你害怕，我们再不来了。
我说，走吧！她俩就走了。
从那天以后，她俩再没到我家来。”（摘自“卷宗”）
天罗地网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
传道是上帝的差遣，人的力量岂能阻止福音的大能？
传道是上帝的差遣，人的力量岂能阻止福音的大能？
两姊妹跋山涉水，走家串户，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在庄河、青堆子，凤城、岫岩、北井子、黄土坎、马家岗、孤山、东沟、安东等地，撒下了用泪水浸泡的信仰的种子。
但是，光明中的人岂知黑暗的鬼祟。不管她们走到哪里，都有跟踪和盯梢的。下面是来自“密探”的报告，（卷宗署名“王善林”）——
之一：
关于何柜纳、于桂春二人7月3号至7月21号（52年）的活动情况
报告如下：
该二人还住在黄土坎区高桥村三组何道基（何柜纳之兄）家到现在未动。该二人动态：每天到房后的山上拾草，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也不接近什么人物，经常到村合作社买点什么。
七月八号那天晚上，高桥村民兵到她二人那去搜查时，东厢房山墙头的东北面有人扔石头，民兵去搜查未发现其他人，也未打着民兵。可能是房后有人以打石头为“暗号”，给何家报信。
另外，何、于二人每个星期都在家做礼拜，有各村的教徒去听，共有十几人，上课人也是何的哥，名仁堂。
我又在她们周围部署了党员和村公安，监视她二人每天的动态和表现以及接近的人物。
之二：
对何、于二人近来情况的报告
——1952年7月22日
关于何柜纳、于桂春近来情况报告如下：
在7月21日 ，张立学（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到何、于住地，问起上个月去何处啦？何柜纳说，到安东去了。
张接着又问，你们两人生活怎么办呢？
何、于二人说，咱信耶稣就得靠神吃饭，老天爷多保佑吧。又说，有点衣服卖点就吃点，咱们传道10多年，到哪儿教徒还不做点饭吃？
张又问，靠主能吃饭吗？
她俩说，咱依靠主，但主叫咱死，咱就死。
再，关于上次我民兵到何家查夜时，发现有人扔石头，现已查清，报告如下：
何家房后有一堆大粪，狗经常去吃，正好我民兵去何家时，狗在叫，何道基拿起一块石头向狗打去。已证实不是打民兵和我。
我们根据何、于二人又延期一个月不走，已在周围布置了可靠力量，监视她们二人目前的动态，如果移动，我们就能及时知道，希指示为盼。
一只麻雀
枯黄的叶子，随风飘落。街上房子的墙上涂满了“大跃进”的“壁画”。
路边有个小孩，他的手里握着一只小麻雀，头上长着绒毛，嫩黄的嘴角，灰色的小精灵，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孩子在想怎样惩罚这个“害鸟”。
何柜纳来到孩子的身边，对孩子说，你看它多么孤单、害怕，可怜啊！不要害它，它也是一条生命啊！
于桂春接着说，孩子，天要黑了，让它回家吧！妈妈在着急呢！
孩子炸了眨眼睛，慢慢地松开了手，小麻雀扑棱棱地飞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府提出了“消灭麻雀”的口号，一时间，上房掏窝、下网捕捉，敲锣、打鼓、放鞭炮，闹得麻雀天旋地转，无处躲藏，最后，有些累得坠地而死。
忽然，几条汉子战在她俩的面前，背长枪的是“民兵”，有个“便衣”从兜里掏出了手铐，眨眼间，把何柜纳、于桂春铐起来了。
邪恶的降临也是有预兆的，只是善良人的心底太纯真了。
“9月21日 ，乡政府通知她们（何、于）参加安东地区宗教整风会议，她二人当时拒绝”。
何柜纳、于桂春人没有去“鸣放”，却被“会议”整了“黑材料”，前头那句话即语出《何贵那（柜纳）、于桂春二人材料——五八年十月六日孤山镇宗教整风时整理》。（1500余字）10月6日 整的材料，第二天，就把人抓起来了。
审判长李述生，书记员崔天生，检察员何振东。
在“辩护人”一栏留下了“空白”，因为，“大跃进”取消了律师制度。以大陆“刑辫第一人”田文昌 先生的说法，“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有的律师全成了右派，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给坏人辩护肯定不是好人。”（凤凰网24期《对话》）
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公民犹如磐石下的小草，还有挣扎的空间吗？
当法警把两个“被告”押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一阵骚动，人们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
随着审判的进行，令人惊诧，这两个“女犯”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说出的话令法官瞠目结舌，检察官恼羞成怒（引自“卷宗”）——
法官：你这样传道（自由传道）是合法的吗
何柜纳：我们是本着神的旨意传道，这是我的本分，政府不用我传道，我也传，因为神还用我，所以我还传道。现在我还信主，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我也信，就是杀头，我也信。
保罗说过，“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法官：你的神在哪里？
何柜纳：在心里。
检察官：你是无法无天！
……
法官：你现在对你们信的教怎么想？
于桂春：还信，在什么时候也信。我们不承认“革新”(爱国会)，说什么“爱国教”，“教”是人组成的，“国”也是人组成的，我们爱神在前，并爱人，若不爱神，信仰就没有了。
《路加福音》第八章里记载，主耶稣说：“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承认他。”所以，我们在谁面前也认主，死后我们才能被主认。
耶稣还说过：“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就是我们死了也信。
犹太学者乔菲兹.切姆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对于有信仰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不会有任何答案。”
丹麦传教士在大孤山“开垦”了半个世纪，有千余子民皈依了上帝，（注10）却在一夜之间，犹如草木禾桔似的，被一场洪水淹没了。然而，仍有洪波之上的见证：
“大野皆为没，孤山独不降。”
注解:
（注1）1903年，丹麦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 1871—1960)在孤山建起崇正女校，从小学、初中发展至高中，并设立保姆学院（幼师专科）及附属幼稚园。
（注2）1912年，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小姐在孤山建起崇正贫民救济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流浪者，后扩展为农场包括织布厂等。史料记载，1938年时，贫民救济所已收容370余人。
（注3）丹麦女教士卜思温 小姐Nanny Brostrom 1908年来华，工作于孤山崇正女校；1922年赴凤城建立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再回孤山，1949年归国。
(注4)杜韶宣 安东人，1935年毕业于安东丹国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在丹麦人艾济民Aijimin的资助下，就读安东劈材沟神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丹国医院任总护士长，兼任“主事”，即院长助理。1946年末至1947年6月，任丹国医院院长。
（注5）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节选》（美国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 博士）。
（注6）引自《东港市基督教会孤山房产归属权申请资料》之肖洪儒“证实材料”（1988年9月9日 ）。
肖洪儒 孤山人，1948年2月任孤山镇土改工作队队长，后曾任孤山镇镇长、乡长。
（注7）引自卷宗孙信爱关于“何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
孙信爱（1910—1967），原籍河北，孤山教会牧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注8) 刘宝 孤山教会执事长（执事，基督教会的初级圣职人员），文革中遭受迫害，悬梁自缢（1967年）。
（注9）丛淑玉（1916—2009），1950年代，与丈夫由传宝同为孤山教会执事。1980年代，教会恢复后，丛曾为孤山教会负责人及东沟县（东港市）政协委员。
（注10）根据《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编）的记载，在40年代初，孤山一带有信徒1311人，其中孤山镇的信徒810人。
附件之一逮捕证：
于桂春的逮捕证书
何柜纳的逮捕证书
附件之二：安东县法院刑事判决 （58）法刑字第882号（复印件）
注：何柜纳、于桂春作为两个被告的两份判决书，在“犯罪事实”上一字不差，暴政的肆虐和荒唐可见一斑。
几年前，在去孤山采访时，得知两姊妹均已荣归天家，何柜纳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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