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9日 ，安东第二次解放时，后方医院设在基督教医院。在我去治伤病员时，该院一个医师都没有，当时由丹麦女教士郭慕深KarenGormsen担任临时院长，（注1）后来，她把岫岩县教会医院的丹人女医师倪乐圣Marie Nielsen请来做院长。但始终没有请到足够的医师，只有倪乐圣一人为主角，苟延维持该院的寿命。”
——-引自崔锦章1956年7月1日 “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巴比伦囚徒（之二）
鸿 路
惊悚的雨夜
岫岩县位于辽东半岛的北部，境内多山，“连绵不绝，数峰侧立，状如翠屏，秀色可掬”，由此誉名：“秀岩”，始于金代。
民国初年（1913），设县时改为“岫岩”。
站在城里，翘首四周，群山环绕，就像一个妈生了一大帮孩子，顺口叫起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样，县城也就有了“南山北山东山西山”之说。由于，“出门见山”，日子久了，感觉这一座座山仿佛“老泥家的孩子一水儿”，没什么稀奇的。可是，忽然有天，“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
西山出现了高耸云天的十字架，蜿蜒的围墙，几栋别具风格的小楼，暗红色的大理石门，青砖灰瓦，白色的花岗岩石梯，楼前的石凳上雕有花纹，楼门的上方亦然。整个建筑既给人以肃穆、宁静之感，又有高屋建瓴的动态之势。
这是清国末期（1907），丹麦传教士建起来的基督教医院，简称“西山医院”，也叫“丹国医院”。（注2）
这所医院的创建者是一位美籍丹麦人，汉语的名字叫宁乃胜，夫人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当年，他是携夫人一起来华的。
1933年春，一个牛毛细雨的深夜。
宁乃胜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值班护士敲门说楼下有急诊。
宁乃胜走进诊室，几个胡子拉碴人围着地下的一副担架，宁 先生弯下腰，正要探视病人子，突然，担架上的人把被子一撩，站了起来，一支手枪顶在宁乃胜的脑壳上，紧接着，几人用绳子把他绑起来，嘴也被塞进了东西。然后，摁在担架上，蒙上被子。瞬间，抬出了医院，扬长而去。
没等天亮，岫岩城就像开了锅似的，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了：“丹麦院长被马胡子（土匪）绑架了！”
岫岩县山高林密，交通蔽塞，穷乡僻壤，土匪泛滥。
俗话说，“草深虫子密，林子大鸟多”。但是，不管是什么“鸟”，你别祸害大夫呀！正如城边子的富裕人家白老大（哨子河乡白恩润）说的：“打仗就打仗，折腾一个大夫，老百姓不看病了，净干丧良心的事！”（文科《口述安东——白树栋篇》）
白老大哪里知道，“净干丧良心的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二弟，哨子河一带人称“白司令”的白承润。
白司令的侄子（白树栋）在“口述”中说，“其实我二叔他们一点都不丧良心，只不过他们想用离间计，造成国际影响，好让美国人从中国赶跑日本鬼子。”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仍迟迟不见美国反应，别动队（注3）只好放回宁乃胜。”
1907年，丹麦传教士在岫岩县西山建起基督教医院，亦称“丹国医院”， 图片为西山医院的一角（作者摄于2015年10月）。
（注1）郭慕深KarenGormsen，（1880——1960），毕业于哥本哈根医科学校（助产士）。1906年来华，工作于安东丹国医院医院，次年，建起女子医院，后与男院合并为丹国医院。1916年建立育婴堂，并任院长，直至1950年12月回国。
（注2）西山医院：据《岫岩文史资料》（1986年第一辑，以下简称“岫岩文史资料”）记载，这所医院于1907年建成，分山上栋、山下栋，靠围墙栋及西园栋。山上栋拥有住宅一栋，专供丹麦人住宿。山下栋共两栋，其中男病房十五间，女病房十四间，洗衣房及伙房五间，院长住宅八间。靠围墙栋两栋，共有七间，其中男火炕病房两间，男护士宿舍五间。
（注3）《口述安东——白树栋篇》（黄文科）一文，记叙了白树栋 先生（岫岩哨子河乡教师）的二叔白承润的抗日事迹。对于“别动队”，所述如下：“1933年3月，苗可秀力主秘密成立一支青年知识分子为班底的更加纯粹的抗日队伍，叫别动队。苗可秀从邓铁梅部队拨出30来人，后来又从尖山窑子拨出20来人的教导队的学生，刘天福（鹏飞）和刘壮飞先后任别动队队长，我二叔白承润任副队长。”
乡村西洋景
1947年6月。
清晨，云雾缭绕，远远的传来牲口的铃铛声。不用说，是个大热天，乡下有句话，“早晨放雾露，晌午晒葫芦”。
从西山下来一位女子，白皮肤，高鼻梁，戴了一副黑边眼镜，卷曲的金发，推着一辆脚踏车，那车杠是柔和的曲线，车体泛着暗红色的光泽，她是一袭白衣，上面带有条纹。
下了坡，她便一跃而上，接着，两只轮子轻快的旋转起来，一出县城，雾气渐开，清晰可见道边有深紫的马兰花，雪白的野草莓花，马路两旁是青纱帐，车子像飘起来似的，仿佛一只飞翔在绿色波涛上的白鸽。
目睹这幅景象，地里的庄稼人都情不自禁的停下活计，拄着锄杠，瞪大了眼睛，转动着脖子，直到白鸽渐行渐远，消失了，卖呆的脖子也拧酸了。
虽说民国三十八年了，已经不是“马车与轿子”的时代，老佛爷斥责皇帝要“稳腚（定）”，不能以“转轮为乐”已成为笑柄，但“脚踏车”依然是大户人家奢侈和财富的象征。何况，骑“洋车”的又是一个“洋人”呢？而且还是个令人眼馋的女人。在一个乡下的土路上，蓦然出现了这样一幅“西洋景”，不伸长了脖子，那可真是脑袋大叫驴踢了。
雾散天晴了，日头像一团火球似的，趴在树荫下的狗吐着舌头，知了在焦躁的鸣叫，池塘里的鱼不停的蹦出水面……
骑车的人已是汗流浃背了。
远处的天边隐约响起了闷雷，停下车子，侧耳细听，是炮声，夜里就“轰轰”的响，唉！又不知有多少人顷刻间化为炮灰。
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洋婆子”不找个地方闲着，跑出来“兜风”呀？
眼睛贼尖的人看出来了，这骑车的洋人，原来是西山医院的院长，丹麦人倪乐圣Marie Nielsen 小姐。
倪乐圣任职西山医院院长，已是第五任了。（注4）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传教士遭到日本的关押、遣返，所以，宁乃胜应召携家眷回美国了。
当时，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地区开辟了六个教区：安东、劈柴沟、大孤山、凤城、岫岩、宽甸。
于是，倪乐圣被教会从安东派到岫岩来接替宁乃胜。
眼下，教会又调遣她回安东赴任八路军“后方医院”的院长。所谓“后方医院”，也就是安东基督教医院（丹国医院），被共军作为“临时医院”，以解决战时的“燃眉之急”。既然火急，为何不坐火车去呢，那时，这地方还没有铁路，也没有汽车。马车呢，都上前线支援“解放全中国”去了。
从岫岩西山到安东元宝山，三百里的路程，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顶着头上的炎炎烈日，蹬了12个多钟头的轮子，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了。
倪乐圣简单洗漱了一下，换上了白大褂，她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经五点了，要是冬季，天早黑了。于是，她匆匆走进了八路伤员的病房。
由此，身为安东“丹国医院”第七任院长的倪乐圣，历史又赋予了她一个新的角色：八路军在安东的“后方医院”院长。
丹麦倪乐圣Marie Nielsen （1894—）小姐，内科医师，1927年来华，1950年12月18日 离开中国安东（图片来自Danish Mission Society )。
（注4）岫岩西山医院院长历任情况：首任院长宁乃胜，任职二十多年。二任院长韩威廉，任职不到一年辞职回国。三任院长边培德曾是安东丹国医院院长，两年后，返回安东。四任院长仍是宁乃胜，这次任职期限为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宁乃胜回国，走后由中国人护士长杨福恩任代理院长。五任院长倪乐圣，原是安东丹国医院 医师。第六任院长邵若来，原是一名牧师。（“岫岩文史史料”）
上帝的管家
倪乐圣上任，恰逢共军夏季攻势，吹起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
“解放”，也就是攻城占地，代价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
作为战时医院的院长，每天身边围绕的是一群土黄色军装的人，忙碌于鲜血淋漓和痛苦的呻吟之中。由于，战局吃紧，伤者源源而来，医生护士没白没黑的连轴转。一个月后，应召来抢救伤员的崔锦章 先生（当时自开诊所）累的口吐鲜血，经过检查“‘肺结核复发”，被放行回家了。
在激战的日子里，虽然，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倪乐圣也不是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但是，基督教医院的门槛几乎被“八路”磨秃了，说不清有多少将士从这里进来出去，以至起死回生。
1949年，深秋。
西风飒飒，遍地枯黄，几棵梧桐树发出低沉的呜咽。
在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坐着两位“不速之客”：辽东省卫生局长何景福、省立医院宋院长维乙，他们要和丹麦人进行一场谈判。
对于倪乐圣来说，和中国人谈判，这是第二次，头一回是在岫岩西山医院的时候。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加剧了战争的升级，随之，日军的掠夺更为疯狂了。在东北，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
要受到日军严惩的。于是，竟然出现了中国人为了吃一口大米而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肚子，惨死街头的场面。
日军让中国人吃的 “饲料”，是用玉米面搀加米糠、橡子粉的“混合面”。到后来，就是豆饼和橡子面。即便如此，也是限量供应，可以说，“三尺肠子闲了二尺半”由此，西山医院的护士学校闹起了“改善伙食”的学潮。（注5）。
那次谈判的对象是“闹学潮”的孩子们。这回是“大官人”，听说要 “摘桃子” ——要求倪乐圣把丹国医院无偿地交给省政府。
在何景福的眼里，接收丹国医院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的事。因为，民国已倒，大势已去，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西方传教士已经纷纷“吹灯拔蜡卷炕席”了。
然而，没想到，丹麦人却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倪乐圣认为，觊觎别人的东西是有罪的。在她的眼里，所有的教产属于上帝，她不过是受上帝之托的一个管家而已，圣经上有训“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
当时，还有一位叫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的丹麦先生（注6），他说：
“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走了，我们会把医院无代价的让渡给中国教会，因为我们是弟兄教会。丹国医院是教会的财产，不是敌伪财产，不能没收。”
何景福有些尴尬，下不来台。他要运用“神的话语”作为杀手锏——要“顺服权柄”。但转念一想，毕竟“两国有外交关系”（丹麦于1950年1月9日 承认中国），面上还要“大度”一些，不过，“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何景福局长碰了一鼻子灰，但没有死心，他想起了一个人，既是教会的理事长，又是省、市两级的人民代表，也算是安东政坛的“红人”了，他就是崔锦章先生。
既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何不叫崔锦章出马去说服倪乐圣Marie Nielsen把医院交给政府呢？
（注5）1923年，丹麦人在西山医院成立了护士学校，学生大部分来源于东北各地的教会子弟。
“在第五任院长倪乐圣任职期间，男学员再次举行罢课和罢工（注：宁乃胜院长时期发生一次学潮），提出了‘改善伙食，扩大实习范围（到药房和化验室）工作服由医院供给’的三项要求。前两项被医院接受，第三项以‘因是护士学会所规定，不便变更’为由而被拒绝。”（“岫岩文史资料”）
（注6）吴立身KajJohannesOlsen（1898—1973），丹麦牧师、植物学博士、园艺师。生于哥本哈根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就读哥本哈根大学农学院。1927年，来到中国安东，曾任劈材沟三育园艺中学校长。1950年7月回国后，受丹麦传教社差遣到台湾，建立教会。1965年回丹麦，仍从事牧师工作。
1906年，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仅存的遗址），习称“丹国医院”（作者2015年冬拍摄）。
相煎何太急
“在1950年2月末，何局长（何景福）找我（崔锦章）谈话，叫我协助动员倪乐圣把医院交出来。谈话时，市卫生局长赵凤阳也在座，他一言未发。（赵系崔在沈阳文会高中时的同窗）
何局长说，你是省人民代表，又是医联会主任委员，你应当协助政府，动员倪乐圣把医院交出来。”
这个“动员令”，让崔锦章感到进退维谷，因为，安东教会刚开完理事会，做出了一项决议——
如果丹麦人回国，愿意无代价的把礼拜堂、医院等财产让渡给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将请求政府批准后接收这些教产。
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作为教会的头头（理事长），怎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呢？特别是，这次会议让丹麦人坐了“冷板凳“。而始作俑者，也是崔 先生——
“在这次教会的理事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一些教会的问题。同时，也由我来提议：今后要和外国教会截然分开（在安东的外国教会是丹麦基督教路德会）。
在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当时，丹麦教士想列席参加会议，也被我们拒绝。丹麦人因为一向在中国的时代里是被抬举的，这回受到了冷遇，很不是滋味。又有点神经过敏起来，私下问人说，
‘崔锦章是不是八路？他是不是要撵我们走？’
‘我们走了安东的医院你们能不能办？’
……”
“你还信上帝啊！你还要做但以理啊！”（注7）
这话就像一把火给崔锦章点着了：
“但以理是被掳掠到外国去，至死不弃上帝信仰。我是怎么回事？我是本国公民，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但以理是圣经里的人物，何景福是无神论党的官员，怎么搬出圣经来了呢？对于圣经的某些“金句”，何局长可以倒背如流，因为，他曾是教会的牧师，而且，在吉林海龙县教会医院当院长，信主也有20多年了。后来（1946年），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从此，“改换门庭”了。
尽管进退为难，最终崔先生还是“顺服权柄”的。
“后来，我去见了丹人倪乐圣谈到，最好把医院交给卫生局，因为，你一人办不了，总发生事故，（注8）对你也不好，中国教会谁办都成问题。
倪乐圣很不满意的说，教会才开过会你就这样！别人不能办，你还不能办么？
我看她满脸不同意，反而发出责难，就说，我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
她说，你们就是光为自己打算，不为教会打算。
我看说也无济于事，就中止了。”
（以上“”均引自“上诉书”）
（注7）旧约记载，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城墙，放火焚烧圣殿和王宫，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作为俘虏，被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城，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但以理就是这些囚徒之一。后来，官至宰相，但他仍然不放弃信仰，阁楼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每日向上帝祷告，由此，违背了巴比伦王的命令。因而，被扔进狮子洞。但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封住了狮子口，但以理安然无恙。
（注8）关于医疗事故，曾于1948年任护士总长的王立家 先生在《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一文中，回忆：“1948年或1949年，，倪乐圣给一名妇科病人做剖腹手术，输尿管误伤切断，再次开刀，病人不治死亡。家属告到我公安局（法院），受到法侓审问”。（在丹东市中级法院未查到判决书）
另，崔锦章在“上诉书”中写道：“1949年秋和1950年春，安东基督教丹国医院只有丹人院长倪乐圣一人和一名限地医师宋连增俩作业，经常发生医疗事故。1950年春，倪乐圣被判处徒刑六个月缓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