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后 的 晚 餐
鸿 路
1917年，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和女教士聂乐信Nielsen.Ellen Marie，以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提供的资金，在孤山北关所建的基督教礼拜堂，孤山人称“丹国楼”。其建筑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教堂前的钟楼，高四层，内置一架大型欧式挂钟。教堂内铺设地板，圣坛铺有地毯，讲台、圣栏、风琴一应齐全。坛下五人坐席靠背长椅百余条，三排并列。教堂西院建有牧师府，砖石围墙，院中栽花植卉，清静幽雅。
1968年，钟楼被拆除，教堂改为民宅。
照片摄于1921年，系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先生提供。
春寒料峭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冷风夹杂着细雨，吹得孤山街上冷飕飕的，似乎寒冬又要回来了。
凄风冷雨的深夜，偶尔有一两声狗吠。
在教堂塔楼的下边，有一个黑影在徘徊。
他抬起头来，仰望着风雨中的塔楼，那上边高耸的十字架早已砸掉了，那是在去年的夏天……
千百年来，木鱼声声的幽静之地，突然，闹翻了天。仿佛天塌地陷，庙里的“牛头马面”一下子全跑了出来，灾难降临了。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牛鬼蛇神”，在胸前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孙信爱 右派 丹麦走狗特务。
家也被抄了个“底朝上”，搜寻丹麦人留下的“电台”。屋外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罗列其“罪恶”。“勒令”他随喊随到，接受批斗。
从此，白天挨斗，晚上，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最怕见的是念小学的儿子，因为老子“反动”，儿子也成了“贱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胸前的一枚 “头像”，还没稀罕几天，就被红卫兵一把薅去了，“狗崽子”哪有“资格”戴“圣像”呢？更不用说 “造反”了。因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一见到儿子那稚气、迷惑、委屈和悲伤的眼神，他的一颗心就像被一把刀戳的稀碎。从五、六岁起，因为，他被打成了“右派”，儿子也就被人踩在脚下了，这就是当爹的给儿子的童年“快乐”吗？
想来想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仿佛一直沉迷在混沌的世界里。
（注1）根据东港市作家张所文提供的《大孤山古庙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一文，1966年6月30日 上午八至十时
“打扫房子”
“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
1950年春，孤山教会“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
此前，“教堂被士兵（共军）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也就是说，“土改前后，基督教会这帮人都散伙了”。（2）
既然“落花流水”了，也不是喊一嗓子就能“百花齐放”的。俗话说。雁无头不飞。要想“开门”经营，首先要有个“掌门人”啊！
于是，东北教区为孤山教会派来了一位牧师，他叫孙信爱。原籍河北昌黎县，生于1910年，小时时跟随父母逃荒来到孤山。后来，和家人一起接受了基督徒的洗礼，起名“信爱”， 一个赋有基督文化色彩的名字。
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基督教学校念书。从孤山的培英小学（注2），到安东劈材沟三育中学，劈材沟神学院（注3），然后，到湖北滠口信义神学院。后者建校于1913年，被称为“誉满东南亚”， 一个乡下孩子走进这个校门，可见，丹麦传教士的青睐。
1940年，孙信爱接任岫岩教会牧师，应验了老话“三十而立”。在他的传道生涯中，除了岫岩、安东而外，还去过哈尔滨、长春以及临江县等地。最后，叶落归根，回到了孤山。
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岁月，人们对于新政充满了憧憬。尤其是传教士，每当劫难之后，总是祈求出现教会的复兴。所以，孙信爱这次回孤山，颇有一番“重整山河待后生”的豪情。
然而，风雨无常，世事难测。
转过年，报纸说，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的一个官员（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开幕词）在会上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切断中国教会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推进三自运动”。
他还说，中国基督教会就好比一座房子，“这房子过去长时期被帝国主义所利用，面有很多老鼠，臭虫。现在首要的工作是打扫房子，把这些老鼠，臭虫一齐赶出去。”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基督教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第二天，4月25日 ，“三自会”做出了决议：“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
也许，这就是城进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喊出的“打扫龙庭做天下”吧！
中共搞任何运动，首先要培养一群打头阵的，就像土改要发动一帮“ 赵光腚”、“穷棒子”。如今，要整肃教会，把“老鼠，臭虫一齐赶出去”，没有“领头羊”是不行的，而教会的“领头羊”当然是牧师了。
于是，孙信爱和许多教牧人员一起享受了“洗脑”的待遇。在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受训，通过学习、发言，达到共识，也就是将思想统一到“红头” 文件上来。然后，把“领头羊”放回群里去，用“爱国主义饲料”喂养群羊，这样，就不愁把羊群“ 圈养”起来了。
结束了“培训”，走在回家的路上，孙信爱心里似乎还有些“疙瘩”。
培训会上说，有一次，在控诉的会场，对被控诉的一个传道人，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那可是皇城呀！开会的都是些宗教领袖、神学名流，讲起圣经来几乎“倒背如流”，可是，怎么竟喊起“该杀”来了？“不可杀人”，这难道不是神的诫命吗？（注4）
他的心里产生了了疑惑，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孤山西街的一个姓杨的地主（杨德利之父），就是在“怒吼”声中，“被群众砸死”的。（“被告杨德利，系恶霸地主，其父杨也雁系恶霸地主，伪保长，被群众砸死”—安东县法院1951年第215号行事判决书）。
（注2）培英小学系丹麦牧师柏卫（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走过死荫的幽谷”）于1906年所建，1912年升格为中学，1921年并入安东（今丹东）劈柴沟三育中学，这是丹麦人建立的一所园艺学校。现为辽东学院农学院动植物标本博物馆。
（注3）劈柴沟（安东蛤蟆塘乡）神学院系丹麦牧师外德劳CWaideloew于1922年所建，并任院长，后去大连传教。1930-1942年，丹麦牧师包乐深Rev.A.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任该院院长。
（注4）“最触目惊心的控诉者，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地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一个全国控诉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王怡《1957年基督徒的右派分子们》）
丹麦传教士建立的劈材沟神学院（安东郊区蛤蚂塘），1922年时小平房，1938年神学院搬进大楼。（孙信爱曾在此就读）
背主卖友
在“三自运”动中，教会首要的任务是，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控诉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要把“老鼠、臭虫”赶出去。那么，“帝国主义”培养的牧师，算不算“老鼠、臭虫”呢？或者说，如何能躲过这一劫呢？
孙信爱有些焦灼不安，“该杀”的怒吼，不绝于耳。
这时，“签名运动”波及孤山，教徒纷纷签名，却发现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竟然拒绝签名。报告这一情况后，上边很重视，同时，又交给孙信爱一项任务，在运动中，要注意何、于的“言谈举止”， 包括其他教徒的“动向”，随时汇报。由此，孙信爱从教会的“牧师”逐渐演变成了“思想警察”，由担心自己被当作“老鼠、臭虫”，而成为运动骨干，“协助政府来肃清潜伏在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 。
小说《水浒传》描写林冲投靠梁山时，寨主王伦提出“入伙”的条件，即要献纳“投名状”。不是立誓约，而是拿人头做“忠诚之证”。这样，寨主“便无疑心”了。
夜深人静，孙信爱提起笔来，把琢磨了几夜的话倾泄在纸上（引自安东县法院1958年刑字第882号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何贵娜（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
何柜纳 （女）原籍 安东县黄土坎区石灰窑乡宋家油坊 出身 幼稚园教师 文化 中学 成分贫农
于桂春 （女）原籍 安东县孤山镇西关街于家菜园子 出身 针织工人 文化 神学毕业 成分中农
何，原非教会传道人。于在凤城县女子神学院毕业后，曾于东北信义会几处传道，最后，在安东市教会传道，那时，何在安东市教会的幼儿园做保姆工作（幼儿园教师）。
何、于走的路线一贯是反动的（标题）
“九三”胜利时，她俩居于安东市。安东市解放后，她们逃到沈阳，沈阳解放后，她们逃到青岛（那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正居青岛）。
当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退后，她们仍居青岛，久待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全国解放后，她们的希望成了泡影。随于1949年冬季来到孤山镇，被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注5）接待，供给她们房住和工薪。她们效忠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一贯执行她的旨意。
乘机窃取传道职务
孤山镇教会在土改时停止了活动，1949年，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但无传道人负责，她们在聂乐信支持下登了台。
教会的信徒经过各项运动政治觉悟提高，她们的反动本质暴露
1951年春，东北教区因孤山教会无人（牧师），议决调遣我来孤山教会负责。当年，吴耀宗先生等发起三自爱国革新宣言，在教会内展开学习，并发动信徒签名运动，良善的信徒们都争先恐后的签上了名，唯独该二人拒绝签名。并大肆破坏，到处传布帝国主义毒素，超政治（言论），我和执事长刘宝屡次说服教育，但该二人执迷不悟，顽固到底。
为地富分子隐瞒成分，混乱教会，破坏教会的团结
因为我初到孤山，不太明白信徒的实际情况。但该二人将信徒的成分“地富”都写成“贫农”，这样使“地富”打入教会，与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相互勾结，企图把教会领导反动道路上。这些地富分子在教会非常嚣张，百般讽刺分过他们产业的贫农信徒，更猖狂地在教会中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党，污蔑政府，打击进步信徒。
教会在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采取正确的步骤，她们向党及教会猖狂的进攻
1951年，在党的领导下，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开展了镇反运动。教会响应党的号召，为纯洁教会内部，清除了地富分子；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
该二人看到她们的支柱逐渐被取缔，呈现孤立状态，则变本加厉的向党进攻，明目张胆的说：“镇反是伤天害理的”。
当教会响应抗美援朝“六一”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痛击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该二人散布说，捐献飞机大炮是杀人流血的，信徒以爱为本，不可参加，因为违反神的诫命。
当爱国储蓄还息还本的时候，她们把还给的钱扔在地上，说：“这是不义之财”。
革除教会传道职务以后
1951年，教会在党的支持下，经过座谈，大家的认识提高，取得政府的同意和我东北教区批准，当地教会执事会的决议，革除她们的传道职务。她们即以自由传道为名，到信徒家聚会。拉拢部分信徒，散布“超政治”毒素。
54年，她们私自到北京基督教会堂反革命分子王明道处，得到王的惠待。当王明道的反革命活动被揭穿后，全国信徒一致声讨。该二人当年八月回到东北，以王明道为招牌到各地散布毒害人民的思想。曾对孤山教会信徒说：“王明道不参加‘爱国会’（三自会），聚会的人也很多。”
该二人几年来即漫游各地信徒家撞骗财物。1957年夏，曾在岫岩、安东、哈尔滨、孤山等地进行活动，以义务传道为名撞骗财物。
该二人迁移到石灰窑乡四年之久，不起户口，说，起户口是犯罪行为。
她们说：“孤山教会很好，但叫牧师领导坏了。”指我领导教会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当 “除四害” 讲卫生运动时，她们阻止儿童抓麻雀
该二人于青岛时，有安东市的传教士顾美箴，顾乃右派分子，她们同时到东北各地，所作所为完全一致，是否同一受到某帝国主义的指示。
她们从北京回到安东贩卖王明道的反动货色时，安东教会陈牧师，顾（美箴）每天把她们送到信徒家去。
关于她们生活费的来源，除于（桂春）的哥哥于同利接待她们住几天，或者有时给她们送些东西外，别的未得到线索。
孤山镇中国基督教信义会
孙信爱
（注5）聂乐信系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建立了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1960年逝世于孤山、
“反党言行”
“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被孤山教会“革除”了，与其“相互勾结”的何柜纳、于桂春也被“扫地出门”了。看来，“老鼠、臭虫”被清除了，教会的房子打扫干净了。总之，可以高枕无忧了吧！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8年春，孙信爱参加了几个会议：“安东县第一次各界人士座谈会”、“辽宁省基督教教牧人员爱国主义学习”，等等。
秋季，又参加了 “安东地区宗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议结束那天，在宣布右派分子的名单中，点到了“孙信爱”，晴天霹雳，炸的他失魂落魄，仿佛从悬崖上一头栽了下来，这是一场噩梦吗？
孙信爱感到一肚子的冤屈,用乡下人的话讲，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从1950年开始。跟着政府鞍前马后的跑，从教会一下子挖出两个“潜伏”的反革命（何柜纳、于桂春）。凭着表现积极，混上了不少的差事—— “东北教区秘书长” ，“扫盲协会副主任及教学研究组组长”、“居民组长”， 虽说是芝麻大的官儿，也是党的“信任”吧！孙信爱还不失天真的一面，哪里晓得，不过是被“使唤”而已，好比一条狗，叫你下口咬人时唤到跟前，用完了就一脚踹开。。
那么，孙信爱“鸣放”了些什么呢？经过运动中的洗脑，孙信爱只会“鹦鹉学舌”，生怕越轨。对于圣经里的“毒素”， 上头规定了几条“不许讲”，比如，“不可和不信的人同负一厄”，这话有害于团结；“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是叫人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 “世界末日”，因这是散布恐慌情绪，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些划定的“禁区”，孙信爱从未越雷池半步呀！
这会参加“整风”，给党“提意见”，起初，孙信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可是，上边一个劲儿地动员，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呀，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说得天花乱坠。特别还提出，只有帮助党“‘整风”才是对党的“忠诚”。
孙信爱终于被“忽悠”了，尽管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但编出来几条就成了“反党言行”——
“过去大城市教会的教牧人员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工具，乡镇教会受到支配，处在被动的地位。但土改时，乡镇教会和教牧人员的什物均被分掉，而城市教会和教牧人员的什物分毫未动。现在，乡镇教会的房产均被处理，连职员住的房子仍须外租，但城市教会的房产自己住的有余，更出租若干。政府为什么单打“小卒”而不打“老帅”呢？
这是歪曲党的政策 污蔑党的宗教政策
政府干部下乡了解乡下教会不开门的情况时，乡下教会信徒说，农活太忙没有时间礼拜，也没有时间张罗教会的事，不开门吧！教会开门也没有时间聚会，(注：信徒对政府关闭教会心有余悸)但当教会牧师到乡下教会去见信徒，他们则为他们的教会被关门痛苦流涕。
这是对政府干部的污蔑
果树队（孤山）不注重技术管理，满园都长了草。
果树队把住家的屋前老太太的葡萄都摘去，有的群众说，果树队似强盗一样。
果树队摘完了果子，就把全队的人散了，各投方便，不搞副业生产。
以上关于果树队的问题，因当时果树队规划初期，对果树队领导方面不满而发出的。
但结果对合作化进行攻击。”
（上述“反党言行”乃孙信爱亲书，见其“右派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思想总结”
自以为跟着党“寸步不离”，哪知隔着“千山万水”呢！
“犯错误当时，看党对我是太狭义，很轻易的给我戴上右派帽子”。何止是狭义，岂不知一个12岁的小孩子（张克锦），只因画了一幅漫画就抓进监狱，关押了7年，叫做 “右童分子”。（ 铁流《 十二岁，中国最小的“右派”》）
年底，“三自会”的头吴耀宗在上海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报告。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
随之，教牧人员纷纷“转业”，听从政府的安排，参加人民公社，做工和务农。教堂由公社规划，保留一点装潢门面，大多数用于支援“大跃进”。于是，农村教会的聚会停止了。
这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孙信爱被送到了果树队，交由群众“监督生产”，“劳动改造”，用当年时髦的话叫“脱胎换骨”，重做新人。同时，规定了要靠近组织，经常汇报。
档案中，发现有孙信爱写的一份“思想总结”，大约 3000余字。他在总结中，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番讴歌，这也是党的要求，是拥护还是反对，必须表态，如胡适 先生所言，这是一个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人彻底丧失了“不说话”的权利。
除了一些“套话”，孙信爱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了反思。他感到心想“更应与党接近”可是，却“与党有很大距离”，这是为什么呢？他挖掘了其中的原因——
“1958年秋，我在安东地区宗教会议上犯了错误，定了‘右派’，被处理‘监督生产’，仍回原队劳动。经过几年党的教育，我更应与党靠近，但事实相反，与党仍有根大距离，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因素是宗教，他成了我与党中间的障碍。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宗教问题。我虽然是想争取改造，但改造仍未彻底，所以我犯了错误。所以，我争取在劳动中积极锻炼和改造。”
“通过学习，我深知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敌人，二者冰炭不能同炉。唯物世界观是实际的、科学的动力。据我学习所得，唯物主义始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能使人动脑筋探讨事物，搞发明创造，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奋斗。我断然抛弃唯心主义而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此，我未参加一次宗教活动，也未向人谈论过一次宗教事务，并努力研读唯物论书籍20余种。”
看来，孙信爱和上帝告别了，不“信”，也不“爱”了。
丹麦传教士建立的劈材沟神学院教堂
劳动改造
1960年，杏花满枝头的春季。
“嘟嘟……”果园里响起一串哨音，社员们停下手中的活，围了一个圈子，当中站着一个男人，弯着腰，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这是社员们要“批斗会“。
批斗的内容，右派分子孙信爱是怎样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换句话说，孙信爱跟着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在孤山都干了那些“坏事”。
一阵春风送来杏梅的芬芳。
据《东沟县志》记载，孤山杏梅是聂乐信从丹麦带来的黄杏和本土的山杏嫁接而成。起初赏花，后来发现结下的果实不再是酸涩的小杏了，而是鲜黄泛着红晕，吃在嘴里甜中带酸，清冽爽口。
从此，孤山的春天，除了李白桃红，房前屋后，泛起一片片粉红色的云霞。
在社员们的吼叫声中，孙信爱颤抖起来，只觉得眼前一黑倒了。
身旁是他干活的工具，一个圆筒状的东西，给果树打药的喷雾器，铜的“洋货”。本来坏了，送到修配厂60多天没修好，队长王国文要把它卖破烂了，孙信爱拿了过来，硬是给鼓捣好了。
他感觉耳边有嗡嗡的声音，慢慢睁开眼睛，杏树下，一片模糊不清的脸……
这时，人们端详起这个人来，面如菜色，脸颊瘦的颧骨都呲出来了，目光黯淡，花白的头发稀疏无几了，仿佛一个陌生人。不知谁喊的，老婆和儿子赶着一挂驴车来了，娘俩扶着他上了车。
刚才，孙信爱是昏厥了，那么，是饿的呀，还是生病了呢?
去年，孙信爱就生病了（阿狄森氏），有六个多月没爬起炕，家里“债台高筑”，拉下饥荒200余元，“生活困难，精神受到压制”。（“档案”）
雪上加霜的是，赶上大饥荒，“三尺肠子闲了二尺半”还要“大跃进”。 一个黄河边的农民（侯永禄《农民日记》）记下了当年的民谚——
“鼓足干劲，一天半斤”。
“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
“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
闹病，挨饿，在如此煎熬的日子里，孙信爱竟然每个月拿出6斤粮，送给每天只有4两粮的三个“劳力”。
“在低标准粮食的情况下，出现了小偷小摸的不良现象，这些人是在革命道路上堕落的人。”（孙“思想总结”）
饥荒年代，孙信爱为了表现“与党并肩作战”——
“1、检举坏人坏事十余份（材料在公安机关）；
2、在三反运动中提供了些有价值的材料，起到极大的作用，有力的打击了违法乱纪和贪污分子”。（同上）
何处是归程
寒风凄凄，细雨迷离。
孙信爱朝小东山望去，眼前浮现出“老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的身影。几年前，在孤山教堂，当听到再不许她踏入教堂门槛时，她把目光里有怜悯，有悲忧，也有慈爱，如今，老教士早已魂归天家了。
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两姊妹（何柜纳、于桂春）的身影，小时喝的都是孤山水，而且，在同一个教堂唱诗、祈祷……
还有陪伴老教士晚年的王生仁，还在蹲大牢呢！听说，有一条罪是因为说，“孙信爱被扣上右派帽子啦，叫你鸣放，放完了就整你，变成右派了。”
俗话说，那个庙都有屈死鬼。好在戴了三年的“帽子”总算摘了（注6）。可是，又叫你“摘帽右派”，看来要背一辈子“黑锅”了。脚上的泡是自己撵的，可是，株连老婆和孩子，叫人怎么活呀？
“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在果园劳动时，看到报上号召教牧人员在劳动改造中成为“红色牧师”、“红色神父”（１９６０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不由得怦然心动，曾几何时，烟消云散了。
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刀削得他骨瘦如柴，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说的孤寂与痛苦，主也“背叛”了，友也“出卖”了，已经“挥刀自宫”了，还要怎么样呢？“没收”了人的思想，“阉割”了人的精神，还不算完，难道非要把人从肉体上消灭吗？
一只小狗跟在他的身后，他几次弯腰捡石子儿，狗却一直悄悄地跟着。
“当他所有的朋友都掉头离去，狗却义无反顾。当主人的财富消失、声誉扫地时，狗对人的爱仍如天空运行不息的太阳一样永恒不变。”（美国国会参议员、著名律师佛斯特）
一声叹息，泪水溢出了眼眶，想起了神（圣经）的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雾气沉沉的早晨，在一只小狗的引领下，找到了孙信爱的归宿，荒草遮掩的一口枯井。
嚎啕痛哭的是一个女人，她搂着一个10几岁的少年，围着一群卖呆的人。
（注6）1961年12月8日 ，有关部门根据孙信爱的改造表现，“考虑他本人是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又是一个统战对象，是有政治影响的人物，可以摘掉其右派帽子。”（档案《关于摘孙信爱的右派帽子材料整理》）
（注7）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教会遇到灭顶之灾，牧师被批斗，教堂被捣毁，信徒被抄家，圣经被烧毁，连官方三自教会也不能幸免。江青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了。（《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远志明）
附件（复印）： 1960年夏，时为右派分子孙信爱参加了“安东市社会主义政治学校”为期40天的“洗脑”。之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