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的北欧先驱
鸿 路
于承恩Johannes Vyff（1870—1932），丹麦最早来华的牧师、园艺家。1891年首次来华，因病回国，1896年重返中国，安东基督教礼拜堂、医院、三育中学的主要创始人。1901年于安东直至1932年魂归天家，葬于安东。（照片源于DMS）
日落俄国坟
从长白山天池飘下来一条碧青的水，逶迤千里，由安东流入黄海。据说，唐皇李世民在水边洗过战袍，有人见水绿如鸭头，遂唤“鸭绿江”。
在江畔东北20几里的地方，有相连的九座城池，从明代开始，就叫 “九连城”了。
1905年，秋天，九连城西面的一座山上，传来了一阵低沉、嘶哑的歌声。虽然，九连城没人能听懂唱了些什么，但可以感到一种悲伤和凄凉的情绪，伴随着神秘的慰藉和期盼。
唱歌的是一群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的军人，脸上布满了沮丧和疲惫，他们围着一座乱石堆砌的坟丘，顶上立着白色的十字架，
日俄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俄国人将漫山遍野的尸体，划拉在一块，埋葬了。他们唱的是基督教诗歌，对这些幸存者而言，战死的虽然未能“马革裹尸还”，但是，“日落之那边，欢乐永远。”
与俄军不同的是主持葬礼的牧师，一袭黑袍，手捧着圣经，神情肃穆。虽然人高马大，头发有些浪卷，眼窝深陷，但端详起来和“老毛子”（俄军）有些大不一样。而且，身旁还站着个“大胡子”翻译。
夕阳隐退山后了，半个天空的火烧云，烧红了树木、河流、田野，烧红了俄国坟头上的十字架，仿佛大地又燃起了战火。
葬礼结束后。一位俄国军官，请牧师上了马车，车夫一扬鞭子，马蹄得得，车子奔驰起来。
一路上，“草寂烟寒，不堪触目”。
荒芜的庄稼，烧塌的房屋，地里一座座新添的坟头……
这是人类的贪婪和邪恶燃起的战火，留下来的创伤。
牧师望着沿途的风光，微蹙眉头，陷入了沉思。
这是一个古老而奇怪的国家，腐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一个老女人“垂帘听政”，她可以把皇帝囚禁起来，她可以拿海军经费为自己祝寿，她迷信“刀枪不入”的“拳匪”，竟然向11个国家宣战，祸水引来了，她撇下百姓，像个兔子似的跑了。到头来她说什么，“宁给洋人，不与家奴”。令人不解的是，她的“家奴”却只知“爱国”， 生怕大清完了，所以，要“扶清灭洋”。
马车在一座山的南坡停了下来，这山叫元宝山，形似倒扣元宝，从山上可以鸟瞰全城的风光。
牧师和送行的人握手道别后，沿着上坡走进一个小院，这里有几间平房，是安东基督教路德宗教会的所在，也是牧师的住家。
这位牧师 先生不是俄国人，而是来丹麦人Johannes Vyff先生，中国名字叫于承恩，“当年是俄国军官请求于承恩牧师为死者举行基督教葬礼的”。（丹麦女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三育中学》）
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眺望，似乎想舒缓一下心情。
暮色暗淡，一群鸟儿从空中掠过，向幽暗的树林飞去，山谷中的岚风送来浓重的寒意。
日军在九连城俘虏了三名俄军士兵，摄于1904年。（王文良主编：《安东旧影》万卷出版社）。
悠悠大沙河
一条清澈见底，黄沙漫滩的大河，沿着元宝山麓穿城而过，涌入鸭绿江的怀抱，这就是沙河子。
在江河交汇的三角地，河水奔流所裹挟的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凝絮淤积而形成了一片陆地。久而久之，沧海桑田，有了人家，也就成了村落。
大约1500年前（唐朝），这地属于安东都护府（设在平壤）管辖的一个小村子，住着10几户人家，靠种植和打猎为生。由于村子就在河边，人们顺口就叫“沙河子”。 就像人一生下来，爹妈都要给起个小名，比如狗剩、丫蛋儿，至于学名那是以后的事了。
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江山易主，清廷把“白山黑水”作为先祖“龙兴之地”。为保护“龙脉”，禁止汉人移民和垦殖。在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长的“柳条边”，防汉入关。由此，沾了大清祖宗风水的沙河子，就成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凄凉之乡。
200余年后，坚船利炮轰破了“龙兴”之梦。帝国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用大臣李鸿章的话来讲，大清王朝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
为了贴补“破屋”，苟延残喘，清廷宣布封禁200余年的 “东边地带全部开禁” （1874）。于是，山东、河北流民纷纷登陆沙河子，涌入这块皇家禁地，那时叫“闯沙河子”， 也就是“闯关东”。
在“闯沙河子”的人流中，出现了西方人，主要是来自北欧的丹麦人。（注1）
据丹麦女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的研究，（注2）从1891年开始，丹麦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大陆，至民国10年(1921)，在东北已有76人，其中有医生、护士、园艺师、教师、建筑师，工匠，可以说，人才荟萃。(吴坤美《东北各地方最早来的丹麦传教士》)
光绪27年9月（1901），沙河子岸边的一家小栈住了一位“稀客”，身材魁梧，别看汉语说的南腔北调，还会满语和韩语呢，他就是于承恩Johannes Vyff先生，其实，早在 1891年，于承恩就在汉口下了船，上岸后生病半年多，便回国休养了。五年后，1896年再次来华，堪称最早闯“沙河子”的丹麦人，东北的5个丹麦传教士之一。
对于沙河子的变迁，在丹麦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 女士的笔下有所描述（吴坤美《三育中学》，以下简称《三育中学》）：
“直到1901年时，这个地区还叫沙河子，也只是个打渔的营地。每年的开春北边的冰雪融化后，这里都会来6000多条木筏。年复一年，这里逐渐积累很多来自山东的移民。在满清时期（1644—1910）这里禁止移民，因为这里是皇族的领地，只许满人在这里生活居住。直到废了这条禁令后，这里才逐渐发展出一个城市，至1903年得名安东。”（注3）
（注1）1912年，法兰西传教士伊神甫建立了安东最早的天主教堂。地址在元宝区自新街16号。1927年美利坚合众国籍神甫葛怀仁重建。（《元宝区历史》（区政府史志办）
（注2）吴坤美Estrid
Nielsen，丹麦传教士吴立身 先生Kaj Johannes Olsen的女儿。1934年生于安东市郊蛤蟆塘劈柴沟，1946年随家回丹麦。1976年，入读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丹麦人在中国东北的传教历史（1894——1950），硕士学位。现为丹麦作家、中国辽东学院客座教授。
（注3）1903年8月，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其第十三款中规定，安东自行开埠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贸易。
另，《元宝区历史》（区政府史志办）有如下记载——
元宝区的开发时间：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宣布辽东“柳条边”开禁。商人、百姓在沙河子一带（今元宝区辖区）建造店铺、房屋的请求得到许可。
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1876年2月18日 ），朝廷准奏安东设县，县治便在“沙河子”。首任知县是张云祥，县署驻地在现元宝区金汤街40号。
柳树毛子
清早，于承恩爬上元宝山，举目眺望。
江东平原孤耸起一座山峰，犹如一只老虎蹲在水边，虎视眈眈，人们叫它虎山。这里曾是沙俄收尸的地方，而西边的镇江山，樱花树遮蔽的神社安息着日军的亡魂。
江上千余条木筏顺流而下，纤夫的号子，放排人的呐喊，随着飞溅的浪花，穿云裂石，惊心动魄。
沙河口的排坞（早期码头），船只云集，汽笛长鸣。堆积如山的原木一望无边，江上密集的木排，仿佛“漂在水上的街道”。
安东有东北“木都”之称。这些木材从鸭绿江右岸广袤的原始森林，源源不断的流入日本岛国。这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大清的疆土上，从沙俄手中夺取的“胜利果实”——鸭绿江右岸深林资源的采伐特权。
木都的兴起，建筑于白骨的堆积。每逢八月十五前后，放排人，也叫“江驴子”，就从沙河口坐船，溯江北上，进长白山伐木。冰开雪化之时，把伐下的原木穿成木排，顺江而下，一直“赶”到沙河口，少说一两个月，多说几个月，生命就在水上漂着，一个巨浪打来，可能就喂鱼虾了。
沙河东边的水中，有一个“沙矶子”（土话，小岛），人称“柳树毛子”，上面长满了柳树和野草，藏着形形色色水鸟。
不知何时开始，这里变成了“乱葬岗子”，一些“江驴子”死后的“暂栖之地”。
俗语说 “故土难离”，客死他乡，可家人眼巴巴地等着归来呢！所以，先用棺材装殓起来，安放在孤岛的荒草丛中。等老乡回家时，再把风化了的骷髅装在袋子里，背回去入土。天长日久，这地方白骨累累，夜里绿光莹莹。
还有些没棺材的，只用破席子卷起来的，大都是禁不住诱惑的“江驴子”，把赚来的血汗钱扔进了赌场、大烟馆、烟花柳巷，最后，一贫如洗，披着麻袋片冻死在沙河的木堆洞里，被发现后，便草草掩埋在“柳树毛子”。
1901年秋季，“柳树毛子”的棺材格外多起来。因为“安东县疫病流行，沙河镇日焚三四十人至五六十人，疫病持续月余。”（《清末时期》）后来，“柳树毛子”渐渐没人叫了，改口叫起了“棺材亮子”。
秋风萧瑟，江水滔滔，于承恩的心情起伏不平。据说，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亡，（戴德生）有太多的人没有听到靠主得救的福音，尤其是地处偏远，更是亟需上帝光照的地方，所以，于承恩放弃了优裕的沿海港口，来到了边陲小城，用基督徒的话说，叫“拓荒布道”。
基督教医院
基督教医院首任院长安乐克 先生Soren Anton Ellerbek （1872—1956），摄于20世纪20年代，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
于承恩在沙河一落脚，就赶上了疫病流行，目睹满目疮痍，遍地疾患，于承恩忧心如焚，他感到在传福音的同时，还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表达上帝的爱。除了教堂，还要有医院和学校。
于是，他便雇工盖起了“平房10余间，即男院13号病房，只看门诊，兼治妇女病。”（《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王立家）
这个小诊所、是安东最早的西医，也是“基督教医院”的雏形。
光绪30年（1904），于承恩通过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请来了医学博士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先生。（注4）
就在这年，在他两的筹划下，建起了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三层楼房。地下室有洗衣房、锅炉房、烧水间。一至二层楼设病房、手术室、化验室。三楼为仓库。同时，又建起一栋门诊二层楼。此时，病床70余张。这个医院，“起初只接受男病人，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妇女一般不让外国男医生看病”。（吴坤美《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
基督教医院门诊楼，摄于20世纪20年代，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
光绪32年（1906），安乐克 先生致函丹麦传教社，请来了郭慕深Karen Gormsen 小姐（注5）做助手，郭慕深分担了医院的妇科接产、护理，并兼任护士长（1907—1916）。
第二年，郭慕深在院子里建起了女子医院，第三年（1908年），原先的男院与新建的女院合二而一。由此，丹国医院羽翼渐丰，“丑小鸭”的一页翻过去了。
到民国20年代，呈现出极盛时期，院子里又盖了几栋楼房，医疗设备增加了太阳灯、电疗机，包括德国赠送的一台S光机。病床已达150张（男80，女70），每年平均接诊39000人。医疗人员由初期不足30人增加至40人，专科大夫3人，男女护士31人，助产士4人，药剂师2人。（注6）
对于 医师情况，曾任该院总护士长的王立家 先生记载：“丹麦人院长又兼医师，极盛时期150张床位，也只有六名医师。”（《安东市的丹国医院》）
在八道沟的街上，人们可以望见，元宝山南坡一个套墙的院子，尖尖顶的楼房，高大的梧桐树。大门上端有一幅横匾，黑底红字：“为主济人”。这就是基督教医院，安东人习惯叫做“丹国医院”。这是安东唯一的“施医院”，这里的“施”，就是施舍、恩惠的意思，为了体现上帝的怜悯，穷苦人看病是免费的。
在那个积弱积贫、风雨飘摇的年代，每当灾难普降之际，丹国医院就成了安东人承载希望，摆脱厄运的一艘“诺亚方舟”。
清末以来，安东霍乱流行，以于承恩到安东时间为界，之前的五年里发生了两起霍乱（1890—1895），1901年再次流行（于承恩到安）；1907年8至11月以及次年6月，连续爆发，木排工人死者无算。“由于装着尸体的棺材已无亲友故旧安葬，均送集珍珠泡地带。路旁地内积棺遍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
不但“闹瘟疫”，还“发大水”。有一年（1888年），洪水泛滥，“官民均避于元宝山上”。从清末至民国26年（1911—1937）安东发生了6次大的洪灾。（《丹东历史上的大洪水》丹东新闻网）
瘟疫、洪水，还有“刀兵灾”。从
1894年到1904年，三次战乱：甲午海战、拳匪之乱、日俄之战，使安东的百姓饱受了战火之苦。
在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中，丹国医院让苦难中的百姓，感受到了“白衣天使”的慈爱，增强了生活的希望。
满洲国时期，丹国医院的门口还挂起了一个牌子：临时救护所。
鲜为人知的是，内战时期（1947），丹国医院曾被中共作为“临时救护所”——
“后方医院”。 那时的“共军”还没叫解放军，而是“民主联军”。
韩战爆发，在政府机关以及卫生局、市立医院等等，纷纷疏散，躲到山里去的时候，作为“英雄城市安东”的留守医院，只有基督教医院了。
（注4）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1872年8月8日 生于丹麦西边城市Ringkobing。青年时期，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904年来华，丹国医院首任院长。1912年，去奉天（沈阳）医大作教授，后接替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出任校长。1939年退休回国，住丹麦哥本哈根教区Vangede，1956年8月12日 安息主怀。
（注4）郭慕深（Karen
Gormsen，1880——1960），毕业于哥本哈根医科学校（助产士）。1906年来中国，在丹国医院任护士长。次年，建立女子医院。1908年，与安乐克的男院合并一体。1916年建立育婴堂，任职主任直至1950年回国。
（注5）安东妇婴医院史志的记载。从清末建院至1935年，共建有楼房9栋，高为3层，矮为2层，其中包括从原平房接层二楼。除医疗建筑外，含有男女宿舍。医院整体占地面积3984平方米 ，建筑面积2606.8平方米 ，院址：元宝区天后宫街29号。
“荒弃的背影”，基督教医院遗址之一，已列为险房。作者摄于2013年秋。
春到劈柴沟
1908年，于承恩在元宝山下建起了一所学校，叫三育小学。（注6）
每当走在街上，他特别留心街头的孩子，发现大都在帮助成人干活。那时，江边有很多“煤黑子”，也就是拉煤炭的人力车夫，大人握着车把往前推，小孩在车前用绳子套在肩上拉，有的孩子已经肩背变形。这些个“苦力”大都是穷困的农户人家。
于承恩经常走上前叫停车夫，告诉人家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希望父亲能让儿子去上学，他说，如果你的儿子受了教育，长大了，就会有能力为你们养老。
有的人听了嗤之以鼻，也有的人答应送孩子上学去，比如，“一个瘦小的，肩背已经变形了的男孩”，他叫孙少贤，“后来在三育学校完成了学业，并留校成为三育种植园的老师。孙 老师的肩部的畸形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三育中学》）
这里的“三育种植园”，指的是于承恩建立的三育园艺中学，这所中学的建立，其间有些艰难和曲折。
三育小学建立后，于承恩有个想法时常萦绕心间，什么时候能让小学的孩子有上中学的机会呢？不久，于承恩向丹麦传教社提出了创办中学的建议。虽然，需要这样的学校，但是，传教士之间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办中学，有的不同意。结果，“龙多闹天旱”。
但是，于承恩痴心不改。他走出城外去考察校址，来到一个有荷花池的地方，人称蛤蟆塘，早1907年，这里就有了火车站。靠蛤蟆塘的北边，有一片荒丘秃岭，叫劈柴沟，远离尘嚣，幽静安谧。于承恩就在这租下了几间房子，并且，自掏腰包买下了一块46亩的荒地。
当时，学校有两个教书的中国人， 18个学生，校长是于承恩Johannes Vyff。
建校初期，三育学校实行“半耕半读”，校长和学生一起开荒种地，建立苗圃。那是一块被洪水淹过的不毛之地，乡下人叫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撒下了从丹麦采购来的草和花的种子。
丹麦传教社为学校聘来了一位年轻的园艺师，来自东北最寒冷的漠河，一个美国的农业公司。来到劈柴沟后，负责管理苗圃和教学生植物课。后来，发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结核），以至不能走到苗圃，学生用担架抬着他去苗圃讲课。
1917年冬，他病倒了。几个学生抬着担架，步行十余里，把他送进了城里的“丹国医院”。
除了教师匮乏，学校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有一次，于承恩说他要去美国，临行前，把学校的钱匣子交给了一个同事，委托其代管。于承恩走后，受托人打开钱匣子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只有80分，这么几个零碎钱，学校难以为继呀！
于承恩到美国后，就开始了募捐活动，东奔西走，到处演讲，“历数中国园艺学校之缺乏及现校经济之困难，”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就在学校“等米下锅”呢，于承恩揣着“一大笔钱”从大洋彼岸回来了。（注7）
眼望着绿树坏绕的红楼，于承恩百感交集，明澈而深邃的眼睛，闪动着泪波。
圣经上说，流泪播种的，必欢呼收割。
丹麦教士外德劳C Wai dtLoew的夫人Redecca Abildtnul写道：（注9）
“开始的几年，我有时陪于承恩从劈材沟步行到安东市。那时是一片土地，什么建筑也没有。现在想起来真难以想象。现在有漂亮的建筑，美丽的花园和成林的树木，就像中国人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的路，雨天泥泞难走，洪水常常挡住去路。而于承恩每天要路过这样的地方。”
民国20年代，三育中学已经成了颇有名气的的东北植物园，年年都有天南海北的观光客人，还有南京、东北等地采购瓜果菜蔬及种子的客商。三育的种子和植物，有些来自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丹麦Kolding地区的地理花园。
在纪念三育中学25周年的日子里（1938年），丹麦传教社董事会长阿克塞尔 霍尔特AxelHolt长篇撰文回顾了三育中学的风雨历程：
“1912年以前，丹麦人创办总是小学，还没有中学。但那时候的人明明知道需要这种学校，如果小学生毕业了，还需要中学这样的学校。传教士之间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办中学，有的不同意。结果无法完成这个任务。那时于承恩认为办中学的想法是对的，他认为应该给传教社办的小学里的学生一个上中学的机会。而且，他认为办这样的学校必须加上工匠的课，这样可以消除学生传统对工匠的歧视，在中国有文化的人传统上看不起做工匠的人。
同时，还要加上一个教士学校给那些喜欢圣经的人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他们国内传教。开始的时候，于承恩叫这个学校为教会学校
没有很多人了解于承恩，他是一个能看前途的人，他的想法非常不保守”。（注10）
是的，于承恩是一个具有前瞻眼光的人。
“你没有法子将一只老鹰扣留在森林里”，它要“伸展着高耸的翅膀，眼望着高临的绝壁，它喜欢飞往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瀑布中……
（《荒漠甘泉》：八月廿六日
日落之那边）
（注6）史料记载，1908年，于承恩在当地士绅王绥之和张德春的赞助下，先后在元宝山和大东沟创建了两所三育小学。
（注7）据《安东县志》记：“适于牧师归国，道出美洲向侨美丹人苦口婆心历述中国园艺学校之缺乏及现校经济之困难，激起彼等乐善好施之心，慨捐巨款。于是校室重修，大加扩充。”
（注8）1921年，丹麦传教社负责三育中学的管理，校长由丹麦牧师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1880—1957）担任。于承恩脱身学校，集中精力于教会工作。
（9）外德劳C Wai dtLoew（1865—1949），丹麦牧师。1895年抵旅顺，1906年移居大连，
1913-1914年，建立了大连西岗基督教承恩堂，这是丹麦基督教会在中国的第一座正式教堂。1922年，在安东劈柴沟建立了教士学校（神学院前身），首任校长。1930年回大连，即由丹麦人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接任神学院长。
（注10）在三育中学25周年之际（1938），丹麦传教社出版了《劈柴沟三育高中学校25周年》一书，以该社董事会长阿克塞尔 霍尔特AxelHolt为主，汇编了有关文章，回顾三育中学的历程。
1920年所建的三育中校新楼，现为中国辽东学院农学院植物馆。（作者摄于2014年夏）
教堂的钟声
清晨，教堂响起了钟声，“当…当…当…”,低沉洪亮，清远悠长，江上的薄雾渐渐散去，柔和的阳光荡漾在水面上……
在悦耳的钟声下，信徒们陆续地走进教堂。
孩子们的歌唱，流水般的琴声，从教堂向外飞扬……
安东是个小城，夹在山水之间的一条狭地。每当钟声响起，满世界都在回荡。
钟声来自元宝山南麓，红墙主体、圆锥尖塔，一座具有北欧风格的教堂。
这座教堂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共有500个座位，这种规模的教堂，在辽东已经首屈一指了。当时，安东也不过10余万人。虽然满清皇帝倒了，但是，拖着辫子的男子，裹着着小脚的女人，随处可见，习于帝制下生活的臣民依然浑浑噩噩。
中国仿佛是“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马克思）
然而，正如晚清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所言（1877）：“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不管它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一不可抗拒的势力必将遍及全中国。”
于承恩初来乍到之时，沙河子一个基督徒也没有。
第二年（1902），安东人惊讶地发现元宝山南坡出现了十字架，这是于承恩在安东商界知名人士索景昌的帮助下，租借商会的一块土地，盖起五间平房，正中挂着横匾：“礼拜堂”，被他称为“使命基地”。由此，“安东路德宗基督教会”（信义宗）像一株树苗破土而出了。
1908年，“礼拜堂”又进行了扩建。
1915年，于承恩和两位同胞外德劳C Wai dtLoew牧师，闫牧师Emil Jensen在“使命基地”重建礼拜堂，而且，响起了祈祷的钟声。
1921年,在安东繁华的金汤街、财神庙街有了“福音堂”，兴隆街还有了“安东基督教青年会”。从元宝山麓到城郊的六道沟、九连城，再到大东沟的乡下，丹麦传教士以安东为中心，开拓了六个教区：安东、劈材沟、大孤山、凤凰城、岫岩、宽甸。（注11）
“安东的教会是丹麦人在东北所建的教会中最大的教会。1938年的新年这教会有1421个基督徒。这个工作是于承恩1901年开始的，一直工作到1932年去世。”（阿克塞尔 霍尔特Axel Holt《劈柴沟三育高中学校25周年》）
丹麦传教士在安东结下的文明硕果，在东北大地是出类拔萃的。两所高中学校都在安东地区，一是大孤山的崇正女校，另一个是劈柴沟的三育园艺中学。而且，还创立了一所神学院（劈柴沟）。抚养了几百个孤儿的育婴堂“一直被作为东北孤儿院机构中的典范和例子”，还有容纳370余人的贫民救济所(大孤山)，等等。所有这些慈爱，引起了社会的赞叹。
1940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5年）出版了《在满洲的丁抹（日文“丹麦”）宣教师业绩》，洋洋洒洒35000字，详尽报道了丹麦传教士在大孤山与安东所创建的社会慈善事业。
从1915开始，富有音乐节奏的钟声，走进了安东人的生活。无论是喧嚣的码头，还是僻静的山沟，也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凄风苦雨，人们都可以听到肃穆、悠扬的钟声……
（注11） 1909年，于承恩和丹麦教士谷贤昌Gu
xianchang、邵若森A.J.Soersen在大东沟永隆中街306号买了一块地，建房18间，盖起了教堂。同时，组建起基督教路德会东沟支会，执事会由执事长杨化山、副执事长王文增、书记修振武、司库奚广志等组成，时有教徒180人。在东沟支会下设聚会点：安民、永安、浑水泡、十字街（孙家店）等。（姜振芙《东沟县基督教志》）
凛凛的秋风
1966年夏季，从八道沟基督教墓地下来“一队人马”，举着红旗，握着小红书，裹着红箍，一边走一边唱着《红卫兵战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
特别吸引眼球的是，队伍前边有一辆平板车，拉车的是一个男人，一根绳子上系着两根白骨，挂在他的脖子上。车上坐着一个身披袈裟的和尚，守着一堆白骨。这是演的那出戏呢？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掘坟扒尸，成了一种“革命”的潮流，五花八门，罄竹难书。孔子和他的76代孙子的坟墓都掘了，康有为的遗骨被拴在棍子上游街，还有，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的遗骨被掘出来，逼着其遗孀杨之华对着森森白骨“口诛笔伐”。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情，把一个人从坟里掘出来“游街”。这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吗？是的，“掘坟鞭尸”在中国大陆就是一出经久不衰的“传统戏”。
汗流浃背的拉车人是陈牧师（注12），那车上和尚是宝山寺的。可那“白骨”又是怎么回事呢？
“游街”的人群到元宝山南坡停了下来，面对殖民者的遗址——“文化侵略”的“罪证”，开始狂呼口号，显示革命大批判的威力。
这里有别致的洋楼，尖顶、红墙、老虎窗、石砌的甬道，两旁是高大的梧桐。山下有一条奔腾的河流，远处是碧绿如玉的鸭绿江，这一切，仿佛把人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走到这里，人们都会想起留下洋楼的丹麦人，然而，谁能想到，那“游街”的“白骨”，竟然是丹麦人于承恩Johannes Vyff啊！
听说游街的“尸骨”是于承恩，有些人禁不住黯然神伤，悄悄地退出了热闹的人群。
一个人死于举目无亲的异乡已经够悲哀的了，更可哀的是连一块安息之地也没有，而且，这个人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30余年啊！
34年前（1932），在这条街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送葬队伍，大都是中国人，也有洋人。中国人有信（上帝）的，也有不信的。洋人除了丹麦人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
在学生和教师的人群中，有一个肩背部畸形的中年男子，三育种植园的老师孙少贤。他就是30余年前，在码头上拉煤的，“一个瘦小的，肩背已经变形了的男孩”。
“学校的创办者于承恩牧师于1932年9月9日 在安东逝世。为他送葬的路程是从安东教堂到盘道岭附近的八道沟基督教墓地。参加送葬的队伍很长，一路上两侧布满哀悼的标记。银行经理王晓东(注13)写了哀悼他的挽联：‘他来自西方，如福音之钟，似润地之雨。’‘鸭绿江东流的水声，伴随着凛凛的秋风，就像是一曲沉痛的哀乐。’”
（《三育中学》）
（注12） 陈景升
(Chenjing sheng 1896——1992），黑龙江北安人，早年就读于湖北滠口神学院，安东最早的一代牧师（1925年），三育中学理事会会长。1942年，曾任满洲基督教会副会长。1950年，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理事会副理事长。文革期间遭迫害，以拾荒为生。
（注13）“银行经理王晓东”即王建极（1864—1937），子抚辰，号筱东，一生兴教办学，广施善事。幼年随家闯关东落户宽甸，后在安东八道沟经营蚕丝起家，1911年当选为安东商会会长。1918年，创办安东第一家最大的民营金融机构——东边实业银行。
丹麦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女士与原三育中学董事会长陈景深牧师（中）、安东教会段大经牧师（左），重逢于1981年。（《三育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