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豪



二月廿八日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标榜「本土」旗帜的梁天琦获得六万多票。虽然未能跻身现届立法会，但却很清晰带出一个信息：「本土」运动已得一定民心。「得民心」所说的，不单是指有一股新政治光谱╱力量正逐渐形成；「得民心」更重要是意味着典范开始转移（paradigm is shifting），非常简化的说，即过去公认要去遵从的标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和理非非」、「民主回归」不再是公认社会标准，「勇武抗争」在新典范下逐渐成为公认标准；现在的讨论只徘徊在「有底线」或「无底线」之间。可能正如孔恩（Thomas Kuhn）所言，典范最终成功转移1，并没有甚么理性原因，纯粹是因上一代人去世，典范便能成功转移。于是在典范转移中的现世代，神学是要有力地回应当刻处境，否则就会离地，难以助教会╱信徒在当下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做到互相牧养的角色。



本土运动的神学基础



讨论本土运动兴起之原因，最常听到的，就是政府施暴政，以致官迫民反，市民勇武抗暴。分析虽然简单，但我接受这个推论。而这推论神学上的合理性，可以追溯至一九六二年十月，教宗约翰廿三世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及一九八六年天主教〈基督徒自由与解放的指引〉所确立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源自于拉丁美洲，它是从受压迫者的角度来诠释基督教信仰。解放神学家认为，人民在政权统治下经历贫穷、剥削与压迫，这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因此解放神学建构了一套基督徒的道德使命：基督徒若让这种令人愤怒的情况继续下去，就是有罪的。我们不能让基督教会发光发热、广传福音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最非人的地方2。



解放神学的哲学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来理解受压迫者：在经济体系下，人民被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上流阶级会运用阶级所赋予的权力，欺压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同样以所属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欺压下层阶级。而要维繫这个社会制度，当权者便要控制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要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解放受压迫者，他们只有逃离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发动阶级斗争。不过，理解解放神学不能纯以马克斯主义作为蓝图。解放神学家认为人类的唯一主宰是弥赛亚，因此要建基于「信上帝」来开展解放的过程。信徒是基于信上帝会超越社会和政治因素，优先站在受压迫者中间（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oppressed），所以效法基督的信徒也要站在受压迫者那一边理解他们的无奈╱无能为力，从而助他们充权（empower），在社会制度上获得解放，以致有能力抗衡当权者，达到社会阶级上的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以拉丁美洲的经验为例，充权的行动是会包括「勇武抗争」。由此可见，解放神学指向的是实践性（praxis）神学，目标是要带来社会阶级的转变。



现今香港社会，当权者不但漠视民意，更多番僭越制度和无视约定俗成惯例：力推国教、不惜跳过通讯局及篡改调查报告也要阻拦港视开台、破坏大学校监作为礼仪性质的惯例，安插特首亲信入校委会、在社会渴求公平处理特首疑收取五千万贪款及佔中事件时，安插特首亲信任廉政公署及警监会要职……加上立法会议员多次反逻辑地为政府护航，市民在现制度下无力反抗，受着迫压。传统抗争在制度的制肘下也无法作出合理改变。然而，信徒不能因而对社会现况绝望，更要本着对上帝的盼望来宣扬希望，因为我们信上帝是介入历史的上帝；纵使环境多么「黑暗」，上帝仍在掌权。因此基督跟随者当刻要履行信仰上的道德使命，优先站在受压迫的市民当中，唤醒市民要逃离「和理非非」的意识形态，甚至以「勇武抗争」向掌权者发动抗争，替市民充权，改变社会制度，以免他们继续受压迫。



本土运动的神学导向



今天本土运动正挑战香港人既有的意识形态，可是大家要社会转变，以免香港人继续受压迫，那么其实要抗争的对象是谁？是拖着行李箱的国内人？按指令而执行任务的香港警察？「爱」字头亲中人士？选择接受或参与本土解放运动的你，这种问题涉及本土行动的理论基础，绝不能忽视。究竟是谁在制度中掌控权力？他们便是我们要去权（depower）的对象。其次，在本土行动中，究竟谁人要被充权？只是小贩、学生、北区居民？他们共同处身于怎么样的处境之中？此处境还有其他人吗？选择接受或参与本土运动的你，这种问题涉及本土行动的理论基础，绝不能忽视。引用梁家麟院长多年前勉励大学生的一句话：「我多次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说，我从不介意你们偏激（radical），只介意你们犬儒（cynical），像今天的烂政党一样，专司破坏性的批评，光骂不做3。」幸好本土人士并不热血，因此还有胸襟替本土行动建立理性基础。



正因如此，接受或参与本土运动的信徒，更要清楚运动的神学导向，让自己不是随波逐流，反倒成为运动中的盐和光。拉丁美洲神学家Gustavo Gutierrez指出，解放神学的目标是有三个导向的：一、解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二、让受压迫者能阐述自己看法或标准，而不受当权者意识形态的控制；三、被充权者要在罪裡得到释放，并接受由基督以来的新生命4。由此可见，向受压迫者充权，唤醒属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以致改变社会制度，并不是信徒看本土解放运动的句号。信徒投身本土运动，更要预备好，向运动参与者及被充权者宣告大家都是罪人，因此要在鼓吹互相欺压的社会游戏规则中释放出来，建立基督裡的新生命，做到时刻向弱势实践着牺牲的爱，而不是在被充权后，在鼓吹互相欺压的社会游戏规则下，成为另一个压迫者。



不错，在刚过去新界东的补选，我们看到的不单是第三势力抬头，更是公认标准发生了根本上的典范转移。而此刻每个人更加要注意，不应让自己跌入随波逐流的陷阱。若你接受或参与本土运动，更应把握时机，花时间研究和建立运动的理性基础，避免做犬儒；而信徒则可以替运动建立神学基础和劝勉，以助运动持份者不致属灵上迷失，而教会╱信徒也可以有导向来互相牧养。



1.See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2.See Boff, Clodovi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 of Liberation Theology,” in Mysterium Liberationis: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iberation Theology, ed. Ellacuría, Ignacio and Sobrino, Jon (Maryknoll, N.Y.: Orbis,1993).

3.梁家麟，「从堂会角度看校园团契的定位和角色」在港大团契五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基督徒团契，2004)，91页。

4.Gutierrez, Gustavo,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73), p. 36-37



转自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3508&Pid=1&Version=0&Cid=837&Charset=big5_hk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