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



艾希曼的被捕与受审在联邦德国引发连锁反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庭审过程长达二十个月，最终对廿二名前纳粹罪犯作出判决，与此同时，阿登纳政府迫于压力，陆续解聘百馀名有纳粹背景的法官、公诉人与警察。一九六三年，国务祕书格罗普克被东德缺席审判，黯然下台，同年二月中旬，《纽约客》分五次陆续刊出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舆论狂潮。经过反覆考虑，位于慕尼黑的Piper出版社决定接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个烫手山芋，计划在一九六四年秋季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推出德文版。为确保此冒险之举取得成功，Piper出版社在造势上做足了功夫，在它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动作中，以书展名义邀请阿伦特本人访德成为最大亮点。



此时的阿伦特已成为世界媒体焦点，Piper出版社不敢怠慢，先是为阿伦特举办新闻发佈会，之后紧锣密鼓，安排了两次访谈，一次是电视访谈，摄製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一次是电台访谈，录製于同年十一月九日。前一访谈的採访者是战后德国最伟大的新闻家高斯（G.Gauss），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他在ZDF电视台推出《人物》访谈栏目，採访政界、学界与艺术界杰出人士，为联邦德国战后严肃访谈类节目树立了一个至今难以企及的标杆，他对阿伦特的这次访谈精彩绝伦，获得了一九六五年度格里姆奖评审委员会特别大奖。高斯后在七十年代从政，官至国务祕书，直接负责与东德的外交关係，八十年代他退出政坛，重启新闻生涯。后一访谈的採访者是菲斯特（J. Fest），杰出的纳粹史专家、作家、记者与批评家，他的希特勒传记和后来製作的同名纪录片对联邦德国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一九六三年，他出版《第三帝国的面孔：极权统治侧影》一书，深得阿伦特首肯。这两次访谈侧重点各异，前者聚焦于阿伦特的生平线索，后者集中于艾希曼审判的司法与伦理问题，希冀进一步澄清「恶的平庸」这个问题。


在与高斯的交谈中，阿伦特坦言，自己写作审判报道时的反讽语气得罪了犹太人，这种语气是人格的表达，她不能为自己的人格道歉。在和菲斯特的讨论中，她强调史家是事实性真理的守护者，反讽是其必要武器，与之相反，伤痕文学式的悲情与爱国会让人丧失对犹太黑暗历史的独立判断，自己虽然伤了犹太人的感情，但这在所难免，她愿意承担自己的反讽以及恶的平庸这个提法造成的一切后果。「恶的平庸」这个词彙的基调也是反讽式的，阿伦特再次强调，「恶的平庸」不是恶的日常性，它指的是艾希曼「让人愤怒的愚蠢」，这种愚蠢在他不愿设身处地，从犹太受害者角度看待现实的恶意与无能中曝露无遗。这是德国人的国民性，其根源是神化服从，视无条件听从命令为美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使用的官僚语言本质上是这种服从的外化形态，他无条件的服从背后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内涵，只有服从带来的快感（阿伦特在此罕见地使用了Lustgefühl这个多指性快感的词彙），这种快感使艾希曼从人变形为纳粹杀人机器高速运行的功能组件之一，与革命运动可以给行动者带来的快感不同，服从者追求的快感阉割了他对责任与命运的参与。艾希曼代表了一种新的犯罪类型，他没有直接的杀人动机，每天的工作只是批阅文件，却让数百万素不相识的犹太民众命归黄泉。



如何从司法角度来理解艾希曼的法律责任？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完全认同被战后纽伦堡审判激活的自然法传统，因为自然法提供的视角既不是实证法律体系内部推导式的环环相扣，也不是魅力元首决定例外状态的政治意志，而是个体的人及其尊严与罪责。司法过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艾希曼这样隐身于杀人机器之中的匿名性功能组件打回原形，使其重新变形为人。作为杀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固然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但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拒绝执行命令，艾希曼甘愿同流合污，乐此不彼，因而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



「恶的平庸」概括了艾希曼由人到非人的变形记，耶路撒冷审判成为展示这个变形过程的巨型幻灯机。阿伦特和菲斯特惊讶地发现，这个血肉淋漓的纳粹解剖学过程击碎了关于「恶的深刻」的神话。在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初期，恶要么被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推动历史前进的那个神祕的「否定」，要么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想要杀死基督的宗教大法官，两者含义不同，但都有超出庸常的深度。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民众在这个神话的基础之上对希特勒及其明星班底进行了妖魔化，让其承担全部战争罪责，进而撇清自己与恶的关係。然而，耶路撒冷审判被告席上的艾希曼，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却成为使纳粹罪行去妖魔化的第一人，恶在这裡并非传说中的堕落天使，它不具备任何深度，它是平面的，是在服从中体验到的一种倒错的性快感。菲斯特的纪录片《希特勒》展示了这种快感如何主宰了第三帝国时期的公共政治生活，以及民众与元首的交流如何被这种奇特的性隐喻所笼罩。为甚么德国民众会积极参与描画元首提出的政治蓝图？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在人群中说「我」，更多的人则希望说「我们」，后者代表权力，而前者意味着无权。那么，甚么是极权环境中的无权（Ohnmacht）？这个由「恶的平庸」问题引申出的发问把我们导向了阿伦特晚年不断思索的一种政治伦理学，其核心是个体如何通过思考（Denken）来避免作恶。



（作者为中国神学研究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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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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