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巴比伦囚徒（之三）


3/31/2016




巴比伦囚徒（之三）

鸿  路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丹东）天后宫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亦称丹国医院，仅存的此栋等待着被拆毁的命运（作者摄于2010年冬）。

                                            

北京的春天

崔锦章不肯出任基督教医院院长，身体有病是一个自然原因，更重要的是心里头害怕。因为，这个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他担心上任后被人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再说，既是领导看中的“风水宝地”，岂能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

所以，崔先生觉得还是把医院“交公”，才能高枕无忧。但是，丹麦人偏要让渡安东教会，而教会也认为担当此任非崔莫属，因为，你既是教会的头头，又是眼科专家，逃脱得了吗？这一点，崔先生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他心里总是发慌，还有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不知新政权将如何对待基督教，包括教会的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等，是否还可以办下去，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当时，这不仅是崔先生的忧虑，也是大多数信徒心中的困惑。

虽然，新政已经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但毕竟是一条空文，现实中究竟会怎样，只有天知地知了。

苏联老大哥的宪法也规定了“人民有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呢？

 “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著名教堂被捣毁，500普特重的大钟被砸碎。”（余杰《暴君斯大林为何向上帝祈祷》）

俗话说，前有车后有辙。老大哥是革命的“样板”,小兄弟难道不跟腚走吗？何况，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是“侵略”，是“敌人”啊！

四月的京城，虽说早已冰雪消融，但走在大街上，依然是寒风扑面。

崔锦章和段大经牧师（（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教区理事长）受安东教会之托进京“讨政策“来了。

当时，宗教界的头面人物是周总理钦点的吴耀宗。

进京之前，从报上获悉，吴耀宗率领政协基督教访问团在各地巡访，宣传“共同纲领”，安抚教会人心，搜集问题和动态。原以为会光顾东北，谁知“打道回府”了。于是，崔、段二人就“上访“来了。

由于吴先生太忙，接见需要安排时间。所以，两个人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住下恭候。
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崔、段二人跟着吴高梓牧师（上海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来到马皮厂胡同30号的一间客房里，拜访了宗教界首席代表吴耀宗先生。

对于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吴先生做了具体的答复。

下面是崔锦章先生的记录，文中的“问”即崔、段二人，“答”即吴耀宗——

问：“共同纲领”第五条所说的“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只是原则性的条款，那么，教会的活动范围是否具体规定？

答：在新中国，宗教信仰是一定自由的，那是没有问题的。教会活动的范围没有明文规定，只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政府是不会限制的。

问：教会任职的人员，比方牧师、教士等，他们的生活费来源于教友们的捐钱，这算不算剥削？

答：教会牧师、教士领薪，得于教友们的捐助、供给，这是可以的，不能算是剥削。因为教会既是合法的，那么，他们的工作也是一种脑力劳动，所以按劳取酬是合法的。

问：教会办神学院是可以的吗？

答：神学院乃是为教会造就牧师和教师等人才的，当然是可以的。

问：教会过去办了很多学校、医院、福音堂、青年会，今后是否还可以办下去？

答：在旧中国，腐败的官僚政府不注意人民的教育，中国教育权一部分操在教会手里，这是畸形的现象。今天，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统一了，政治都要上轨道，按照现在政务院的规定，小学教育一定要国家来办；大学，教会若能办还是可以办的，这不过是教会的经济是否能有力量的问题了。教会办福音堂、青年会当然都是可以的。教会办医院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医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办医院是在所欢迎的。

最后，吴先生嘱咐我们说：“今后办事情要经常和政府取得联系，尤其是东北区是特殊的，更要随时取得政府的指导。在你们有什么重要问题，可以给我来信。”

——摘自崔锦章1956年7月1日“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理事会摄影纪念    1950年2月7日


后排右起崔锦章先生、顾绍堂、贾恩膏（大连）、谢恩荣（旅顺口）
前排左起陈景升副理事长、段大经理事长、钟女士。
段大经，1908年出生。1933年，毕业于安东劈柴沟神学院（丹麦传教士创建），1941年起始，历任哈尔滨、新民、长春等教会牧师。1950年，任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教区理事长。


沉重的翅膀


1950年夏，朝鲜新义州的熊熊火焰映红了一江之水。

对岸的战火，使安东变成了国防最前线。

家家的玻璃窗上贴满了横竖的纸条，空袭警报声搅得人心慌慌。一到夜晚，全城一片漆黑，只有江对岸的火光映照着江水。

战火纷飞，丹麦人着急回国，一再催促安东教会把医院接过去。否则，就要变卖东西了。

崔锦章心里也是着急，因为，既然进京讨来了政策，就该放开胆子了。但还是心有疑虑。于是，他又跑到卫生局去探底。好在局长赵凤阳是在沈阳文会高中时的同窗，人生的这段机缘，让崔锦章感到欣慰。碰到什么难处，老同学总不能看“热闹”吧！

赵凤阳听罢老同学的忧虑，说了一大堆宽心话：“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老何头（何景福）那边不接收了，再说即使接收，也轮不上他呀！安东的医院，要接收也是市里的事，你把手伸过来，那不是‘越锅台上炕’吗？你去吧！我支持你，”

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说了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可是，崔锦章心里还是有些不托底，便说：“依我看，你应该请示一下书记和市长，如果都同意了，我再去。不然的话，我冒然去了，一旦有人指着说，这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说我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不把我坑了吗？”

赵局长答应了老同学的要求，几天后，转告崔说，你去吧！市委书记吕其恩和市长陈北辰都同意了，等着给你发个营业执照。

1950年9月5日，在丹国医院的小礼堂举行了交接仪式。

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作为丹麦教会的代表，段大经先生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双方履行了让渡手续。

卫生局派来一名科员（赵毅）到会讲话，大意是卫生局同意安东教会接收丹国医院，任命崔锦章先生为基督教医院院长。相信在教会和新院长的领导下，医院会办好的，安东市卫生局一定会按照市立医院同等看待。

崔先生终于走马上任了，但感觉一颗心还是吊吊着。不过，再也不能推脱了，谁让自己是基督徒呢，圣经上说了，要“舍己背十字架”啊!

但是，“十字架”的路崎岖不平，而且布满了屈辱和血泪。


崔先生上任伊始，兜头泼来一盆冷水——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大意是，崔锦章是老板、资方代表，不属工人阶级。所以，开除崔的工会会籍。落款是：安东市总工会进驻代表张殿忠。

尽管把崔先生当作“资本家”有些荒唐，但并不影响 “工运”活动，张殿忠又提出要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待遇的要求。在张的鼓动下，内科医师叶舟和刘育民要求加薪百分之五十，不答应的话，就要远走高飞。

10月19日，江对岸传来平壤陷落的消息。

鸭绿江大桥的南头（旧桥朝鲜一端），被飞机炸毁。新义州一片火海。

朝鲜难民像潮水一样，从江桥上涌过来，几十辆大卡车拉着战争孤儿，开进了安东。

安东市政府发出了疏散人口的紧急动员令：“有亲投亲，有友投友，自找门路”。

于是，街上出现了扶老携幼，神色凄惶，投奔他乡的逃难人群。

抗战14年，内战3年，刚从战争的废墟上爬起来，还没吃上几碗干饭，又要勒紧腰带打仗，而且，这回要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上边宣传说，美国佬要以朝鲜当跳板，侵略中国，把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老百姓没念过几天书，搞不明白：美国佬手里不是有原子弹吗？要打，就像对付“小鼻子”那样扔两颗不就完了嘛！何必要搭个什么“跳板”，劳命伤财的，这不是脱裤子放庇，自找麻烦吗！？

政府机关要“疏散”，老百姓要“逃难”，唯一的市立医院以及医药公司都搬到山沟里去了。基督教医院没有走，不是乐于“轰炸”，而是苦于囊中羞涩，哪也去不了。崔先生感到走投无路，就想把医院交给政府。但是，找谁去呀？政府机关都疏散了，何局长去了海龙县，赵局长也撤离了安东，临行前有话，你们挖个大型防空洞，就维持着吧!你们的房子都在山上，有树遮掩，比较起来，安全的多。

这样，基督教医院就成了国防最前线的“英雄城市”—— 安东唯一“留守医院”，也是靠朝鲜战场最近的“战时医院”，每天都要陷入救治受伤的志愿军和朝鲜难民的血污之中。
 
珍藏照片的崔美玲女士做了如下注释：

照片上的文字：孙闻二位姊妹莅安查经纪念1950年9月7日。

那是父亲（崔锦章）被逮捕前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尽管合影是另有纪念意义的，但冥冥之中竟成了永远的回忆，背景即是兴隆街的小诊所（美明诊所）。

前排左起:母亲（王澄美）和弟弟（崔世光）,孙和闻姊妹(她们二人因为传道都进了监狱.孙姊妹死在狱中,闻于文革后出来的)的中间是我,刘师娘和刘牧师(当今著名演员吕丽萍的外祖母和外祖父),父亲（崔锦章）,齐大爷(父亲当院长时,他是财务总监,被判15年);后排左起:周成伟(父亲的徒弟,后据说成为市立医院的眼科主任),刘牧师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厦大艺术学院的声乐教授,已退休),我的二堂姐崔丽华(她和周跟父亲到了丹国医院，后嫁给了张殿忠)。

注：崔美玲说的“齐大爷”即齐保廉，张殿忠是当时驻丹国医院的工会代表。


家书抵万金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也点燃了丹麦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崔锦章走马上任了，丹麦人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倪乐圣卸下了院长的担子，结束了丹麦人主持教会医院的时代，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倪乐圣是六个丹麦人院长的最后一人。

从丹麦人建院算起，崔锦章属于第八任，是继杜韶宣之后的第二个中国人院长。

倪乐圣该歇歇了，打算回家了，兄长生病了，从丹麦来信催促她赶紧回去。

一封文字不多的家书，被倪乐圣拿在手里，不知看了几遍。

23年前（1927），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起初，在安东丹国医院做内科医师；后来（1940），被教会派往岫岩西山医院做院长，再后来，又回到了安东。

倪乐圣把家书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望着院子里的几棵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从浓密的绿荫里发出一阵阵“知知”的鸣叫，不绝于耳的聒噪，仿佛一群乱哄哄的孩子在吵闹……

虽为异乡，但生活了20余年，真的一下子离开，总会有些千丝万缕的心绪。眼下，让她有些沉重感的是，党报的一篇文章（1950年9月27日《辽东大众》，辽东省委机关报）——
《基督教医院大夫倪乐圣 不该有意的拿我生命当儿戏》

这篇文章是一个患者的投诉，署名“吕宪斌”（安东市公安初级小学教员）。

当时，吕患有“肺浸润”（浸润型肺结核）住院治疗（当时，曾因护士张为盐催交住院费而不悦）。

一篇千余字的文章控诉由于倪乐圣“非常蛮横”的服务态度，“窝囊的病又加重了”。所以，最后提出“望有关机关据实查究，给予处理。”

在此文的下端并列了：“同院患者杜玉楼来信”、“同院患者杜耀东来信”，异口同声的证实——

“倪大夫对吕宪斌同志（小学教师）蓄意不善”

“自以为人不知鬼不晓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是掩盖不住群众的耳目的”

“吕宪斌入院时体格很壮，溜溜达达不像有病的人”

“眼巴巴一个很壮的小伙子被糟蹋的死不了活不成”
……
看来，问题很严重。但是，“杀人不见血的”事实、证据呢？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这不仅关乎维护生命的安全，也涉及一个人的尊严。然而，就好像街上撒传单，撒出去就完了。

安东城小，人们习惯用“低头不见，抬头见”来形容。倪乐圣也算是个颇有名气的“洋大夫”，自从被判了刑，上了报以后，就好像一个脸上“刺字”的囚犯，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

她本来要打起背包，踏上回乡之路，没想到却被政府“挽留”下来。

由于韩战升级，平壤陷落，安东人纷纷出城逃难。基督教医院不但成了“英雄城市”唯一的“留守医院”， 也是志愿军伤员的“后方医院”。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崔院长一直没有请到足够的医师，所以，“经卫生局批准暂留倪乐圣做外科和产科医师，直到请到人代替的时候，再叫她回国，她也同意这样做。”（“上诉书”）

看来，倪乐圣还不能“解甲归田”，还要戴着“帽子”（缓刑）, 背着骂名，“继续改造”，一直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她又拿起那封家书，戴上花镜，慢慢的看起来，这年，倪乐圣小姐已经56岁了。


四面楚歌

头上是敌机轰鸣，对岸是一片火海。

崔先生领着医生、护士一边挖防空洞，一边抢救从朝鲜来的伤病员。

崔先生本是个“病秧子”（肺结核），经过一阵没白没黑的折腾，又咳血了。

令人忧郁的是，基督教医院仿佛是童话里的“灰姑娘”，受尽了“后娘”的冷漠、歧视，侮辱和虐待。派出所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搜查，怀疑有特务隐藏；后门有机枪封锁，不许“走后门”，因为，担心特务跑出来谋害首长（辽东省长高阳府邸所在）。多年来，病人尸体“走后门”的做法，改为走前门了。

圣诞节的前夕，卫生局的一位科员（赵毅）传来一道命令：按照东北卫生部的指示，今后不准你们做礼拜，更不准你们向病人讲道。

基督教医院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基督徒，一个基督教的团体，自然有着不同于世俗的文化特色。

一年四季，每天早晨（6点），都要有一刻钟的晨更礼拜，齐聚小礼拜堂唱诗祷告。礼拜天晚上，有一次查经祈祷会，从无间断，这种信仰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教会医院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每天都要做礼拜，门诊病房均有传教先生讲道，丹麦传教士也去，读经、唱诗，带领病人祷告，宣传基督福音：愿上帝赐福与你，使你病患早日痊愈。有的病人躺在床上接受牧师受洗礼。病故后，又祷告、唱圣歌：‘在地我是客旅，在天是我家’，荣归天家。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男女护士发挥能工巧匠之长，把病房点缀一新，颇有圣诞风采。晚间开茶会，演小节目。圣诞日晨，男女护士互致佳音，主要是唱圣诞歌。”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




安东基督教医院圣诞夜之一瞥

这年的圣诞夜，没有烛光，没有歌声，没有圣诞老人，万籁俱寂。崔先生坐在窗前，打开倪乐圣的来信，这是在天津港上船前写的。信上说，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要在海上漂泊了。崔先生望着眼前黑影幢幢的几棵梧桐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转过年一月，战争的气氛缓和了，疏散的人马陆续回城了。

“我们医院在职医师的家属都搬到院内住，还有一部分正在修理房子准备搬入。这时，省府办公室和公安厅都先后派人来叫我们给倒出一座楼来。因为，家属们刚搬进去，就不同意再搬出去……我屡次动员也未成功。”（“上诉书”）

从秋到冬，崔先生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后悔来挑这副担子，如今好像怀里揣个“刺猬”，捧不得放不下，“那时我真想把医院交给政府，但省市都已疏散，无人过问。”（“上诉书”）

就在崔先生惶恐不安之际，段大经给他带来了一股“东风”。

段先生外出参加了两个会议，一是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信义会总会议，另一个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代表大会。

回来后，段大经就“很高兴愉快的告诉我说，基督教会是有合法的地位了，在会上，政府的首长都做了详尽的指示，只要不像过去在大街上敲锣打鼓的聚众宣传，凡是在教会和教会的机关、团体内和家庭中所做的崇拜讲道、查经祈祷等聚会，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上诉书”）

段大经还说，“在汉口和上海开会时，对于教会房子的问题，政府首长有指示，说房子空的不应当不借给政府，已经用着的不能强迫倒出。”（同上）

段牧师领着崔先生进京讨过“尚方宝剑”， 钦差大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次又取回了“经”，但真的能改变“灰姑娘”受虐的命运吗？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排戏的风波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

千万人民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

红旗在前面飘，

全世界走向路一条，

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1950年代流行红歌《全世界人民新心一条》招司词 瞿希贤曲）

这是1950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

歌声从丹国医院传出来，小礼堂里正在举行“排戏”。

在紫红色的幕布前，一个两只长辫的女人开始报幕：

“下面请看独幕话剧《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演出单位安东基督教医院。”

幕布由两个人从中间拉向了两边，舞台上的布景是一间屋子，左边是外门，右边的门表示内室，中间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江水。

屋子正中的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头像；墙的右侧有一张画像，一个人头戴一圈荆棘，额头淌着血，面色苍白，两眼向上，痛苦而悲壮地注视着上帝的所在。

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太太”，凝视着耶稣像，默默地祷告着。

这时，左边响起了叩门声。

走进来一个手提皮箱，穿一身黑衣服，耷拉着眼皮的男人。通过对话，知道他是“金神父”， 来找“老太太”租房的，先把他的皮箱让老太放起来。老太接过皮箱觉得沉甸甸的，心生疑虑，“潜台词”是：为什么房子还没租下来，就急着先把箱子存放起来，而且又这么沉重，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呀？

金神父似乎看出来她的心思，就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全是传教的书。

但是，老太还在心思：好像金神父藏着什么秘密。

接着，她很吃力的把皮箱提进了内室。

街上传来抗美援朝的口号声……,

这时，舞台上又出现了几个人，有一对男女青年工人，特别扎眼的是，一个身着姜黄色制服的人，被唤作“李警长”，他的出现给剧情带来了神秘和高潮。

他说，我要请金神父“到公安局去一趟”。在中国，大凡有谁冲你说这话，立马腿肚子转筋儿，仿佛阎王爷派小鬼抓人来了。

李警长话一出口，立刻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大家都急切的想知道个究竟。

原来，从金神父提着皮箱打教堂出来到坐上三轮车，警长一路跟踪。他郑重的向大家说，“告诉你们吧：这家伙是个特务！”（之后的情节从“皮箱”搜出两支手枪）

就像一声爆炸，震得台上人是瞠目结舌。这时，那个男工人跳起来：“（气极）这种东西，居然也整天扮着一副慈悲相，祷告上帝，祷告耶稣，他妈的，没有一个好东西！（走至耶稣像前）我要把他撕下来！”（摘自《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王昌定）
……
对于戏中人要撕下耶稣像的举动和辱骂，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义愤的，而恰恰又要他们做这种表演，不难设想，信徒的内心要承受着多么大的压抑。

在排戏的当中，基督教医院的信徒，从老到少，无论是有“角色”的，还是观众，都纷纷向崔先生提出异议，认为让一个宗教团体去做要撕下耶稣圣像的表演，还有“我再也不祷告什么上帝”的台词，这是不合适的，从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要么换戏，要么罢演。

本来，宣传抗美援朝的剧本多如牛毛，换一个不就完了吗，何必“守着一棵树吊死”呢？但是，工会代表张殿忠“坚持党性”，他说，这剧本是经过工会党委批准的，谁不演也不行。谁要是不演，谁就是破坏“抗美援朝”。 这是响应上边的号召，准备春节汇演的“政治任务”。

但是，有信仰的人是很难屈服的。

于是，在一次会议上，有的信徒又提出了“换戏”的问题。

“当时我（崔锦章）说，‘这剧本是抗美援朝，剧名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剧的内容是抓特务——这个特务是天主教的神甫。我们若在这个剧上打圈子，是容易发生误会的，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听来，很可能给我们扣上反对抗美援朝，或是和全世界人民不一条心，或是咱们教会有特务，所以不敢演这剧，等等，所以，最好是不加追问，任凭演出就是了。’但大家很不以为然的说‘院长是安东教会的理事长，怎能对这事不加考虑呢？’”（引自“上诉书”）

崔先生眼见风波难息，只好拿着剧本去请示领导，好在赵凤阳局长同意“换戏”。随后，崔先生又去央求“工会代表”。终于，换了一个剧本：《帼英参军》（一个女护士参加志愿军的故事）。


附件（如图）：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独幕话剧 作者王昌定），选自《抗美援朝独幕剧选》（1950年12月 天津市文艺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编辑 大众书店发行）。

 



封面上的红体字系安东检察署检察官，崔锦章案件的承办人李文章亲笔：此剧本即系基督教医院职工准备出演，后被该院长崔锦章（已被捕）阻止演出的剧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李文章

崔锦章在“上诉书”（1956年7月1日）及 “申诉书”（1978年5月20日）中，均提及安东市法院判决书（1952年12月30日）中认定：崔锦章阻止演出《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破坏抗美援朝运动。

1979年，丹东市中级法院以刑监字第266号再审刑事判决书宣告崔锦章无罪。其中认为“原判认定申诉人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等事实情节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