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笔者考证，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首先提出者乃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卓新平是官方重点栽培出来的留德神学博士，目前成为名列前茅的官方宗教学者和宗教官员，也成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和逼迫中国基督教的急先锋。



在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一文，该文是卓新平史无前例地有关此项研究议题的详细阐述，编辑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二零一五年五月版）中。针对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意义、历史、工作方向、困难与期望等，此篇论文表达得十分详细。该次座谈会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注意，但是却成为习近平上台前后推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先声。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与燕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论坛，,第五场即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实现和谐的努力”。在会后形成的论文集《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序言中，卓新平再次强调了“中国化”的意义。



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卓新平论述基督教中国化的众多文章，大概是在2013年内，由他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命题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不仅得到宗教、统战部门的肯定，而且有可能得到了中央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及习近平的认可。这可从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会议上提出宗教中国化的口号得到佐证。



基督教中国化配合“中国梦”应时而出，得到中央认可也是必然的。2013年被认可，2014年开始大力推广基督教中国化，2014年发生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和多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大型会议，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全中国已经全面推开。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區黃湖镇黃湖基督教堂房頂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前不久该区乔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夷为平地。2014年7月21日，因强拆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十字架，官民发生激烈冲突，被称为平阳救恩堂教案。到2016年年初，强拆十字架仍在浙江地区延续，根据温州一传道人不断地更新统计，截止2016年1月底，浙江地区已经拆除了1800多座十字架。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议题召开研讨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同时展开研讨。201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刊物《天风》第7期发布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和何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发布在浙江基督教网站首页、长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举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2015年后，各种以基督教中国化为题的论坛、会议、培训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同时，作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附属，“五进五化”“文化礼堂”也在浙江地区展开。



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主要有卓新平和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而在学界，张志刚、牟钟鉴等人的思想也很具影响。他们的言论和思想最后成为官方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在运动中推出的《浙江宗教建筑规范》、“五进五化”“文化礼堂”等活动，都是受他们的思想主张所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卓新平的思想观点。



卓新平在他的诸多论述中指出：“中国化”的缘起，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宣教热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译和解释西方神学、《圣经》过程中，在不断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态；第三方面，在社会实践上，还和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教会团体甚至西方政府接触时，偏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政治立场、出现的严重“开倒车”的现象有关，比如：基督教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不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明显举动，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暗中引导下走「西化」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见天亚社中文网 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吴莫言 刊登日期: 2015年7月8日）。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中，卓新平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做到：“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



对中国政治的认同意即基督教要认同现行的政治体制。坚持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精神，它不仅是教会内在的宗教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响应政府的领导，不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基督教在政治立场上“中国化”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政治才会包容、认可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



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意即基督教要学会“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社团形式”。主动地融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为在中国的一块“飞地”、一座“隔都”。



基督教的文化表达，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东方的犹太文化。从历史看来，基督教在各地宣教过程中，始终具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就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基督教完全能够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采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绝不能仅是介绍、解释西方的神学作品，搞西化宣传。（见《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7版的文章《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作者卓新平、2015年3月17日发布）



卓新平在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对温州柳市教会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要强调柳市堂是在中国基督教信仰先辈的努力下创立的，确定晚清中国先辈为开创者而非外国宣教士；二．要在本地提供宗教服务，不去其他地方。三．要尽量多融入中国文化的符号，应在外在的符号上让群众感到亲切，不刻意凸显宗教文化发源地的符号，即在外来色彩的符号、仪式和口号等方面不要太突出（见《中国民族报》温州《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在浙江举行》，2014年10月28日发布）。



根据卓新平的以上论述，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就是反对普世价值进入基督教会、反对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准则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文化上就是驱除十字架、西方教会建筑特色，而赋予中国教堂更多中国文化符号、中国建筑风格，而他所谓不能制造在中国的“飞地”、“隔都”的话显然是冲着基督教蓬勃发展的温州市而言的。



总之，卓新平为基督教中国化乃至宗教中国化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为主子效力的“忠心”和“劳苦”已经得到了“东方又红”的习大大的赏识。然而他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却将中国基督教与普世教会的联系残酷切断，为共产党能千秋万代而不惜改造和扭曲基督教，而大规模地拆十字架运动与他的理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已经成为了逼迫中国教会的元凶之一，必然会受到中国广大基督徒的唾弃和中国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