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从大陆到台湾


3/18/2016

从大陆到台湾

鸿  路


“德国间谍”

1945年8月27日，“老毛子”（苏俄）来了。

苏联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所辖第四十四坦克旅开进安东。少校营长格列牛希（Gelie niu xi）率一个营约200余人驻扎城内，司令部设在火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1946年，司令部移设朝鲜新义州）。

“小鼻子”（日本人） 终于倒了，被奴役了14年的安东人可以挺起腰来，扬眉吐气了。
可是，没有想到，赶走了一条狼，又来了一只熊，而且。是一只饥饿、疯狂的熊。


苏军到安东的头一天，街上就闹出了一桩人命案子。

一群苏军士兵逛完了日本窑子（妓院），手拿“红大鼻子票”，来到五经街一家店铺，要买高粱白酒，由于店主（佟来福）不认这种“票子”。结果，当场被苏军打死了。

 “红大鼻子票”， 也叫红票，是苏军在东北发行的钞票。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以自己军队司令部的名义印发钞票，在世界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见，“老大哥”对“小兄弟”是多么的“友好”啊！

“狼去熊来”，最先遭殃的要算日本侨民，或者叫“日本弃民”，财物被苏军抢劫，女人被糟蹋，最后，有的跑到镇江山后坡上吊，有的投江了。

“日本弃民”惨遭劫难，东北人也在所难逃。

中共的一位将军（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在哈尔滨的街上遭遇苏军士兵抢劫，被开枪打死了。

最令人切齿的是苏军兽性的发泄，吓的女人剃光了头，往脸上抹锅灰，不敢出门，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安东电台每晚教唱歌曲《三民主义歌》，参加合唱的是基督教医院的女护士。（注1）没几天，不欢而散了。原因是害怕遇见街上的“老毛子”。

苏军究竟强暴了多少东北女人，掠走了多少“战利品”，那是一段被掩盖的历史，或者说是“国家机密”。

满城惊慌，乱象丛生，当时，安东还发生了一个“洋人”失踪的事件。

失踪的是一个丹麦人，在从安东郊外蛤蟆塘进城的路上“蒸发”了。

一连几天过去了，从蛤蟆塘到安东的沿途，从山上到江沿儿，死不见尸，活不见影。如果是个女性，容易猜想可能被“熊” 逮着了， 问题是个男人，何去何从呢？

就在这时，有人忽然想到，会不会被苏军抓“劳工”了？因为，苏军不仅洗劫工厂，把设备、能源拆卸装车运往苏俄，还在街上抓捕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德国人，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工。

果然，在安东的苏军司令部里羁押着一个“洋人”：1898年生于丹麦，年纪47岁，在中国使用的汉语名字叫“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正是那个失踪的丹麦人。

他怎么“蹲”起苏军的“笆篱子” （方言“监狱”）呢？原来他被当作 “德国间谍”。抓了

（注1）据曾任基督教医院长杜韶宣先生回忆，1945年8月23日起，为庆祝光复，安东电台每晚教唱歌曲《三民主义歌》，指挥崔锦章，钢琴伴奏王澄美（崔的夫人），杜韶宣讲解歌词，合唱团是丹国医院的女护士。

见于1956年11月7日讯问杜绍宣笔录（安东市人民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


童子军小号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爆发了武装排外暴乱，袭击领事馆，杀害外侨，抢劫财物。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博士喋血街头。一时间，血雨腥风，似乎“拳匪”又回来了，活跃在内地的西方许多传教士纷纷逃往日本临时避难。（注2）

在内乱不休的动荡之中，基督教自然时运不济。自1922年起，反教（基督教）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了六年之久。北伐战争期间，形成高潮。有的地方教会几乎绝迹，教会的学校被没收，有的被迫关闭，以至传教运动落入低潮。

9月，劈柴沟，安东郊外的一个小山村。

一弯月牙，从一片小树林子后面升起来，冷冷的清辉，洒在落叶缤纷的草地上。

林子里低低响起了小号，带着悠悠的忧伤，如同幽深的泉水，缓缓流淌，渐渐地由低沉而激昂起来、有些摇撼魂灵，伴随着阵阵松涛在林子的上空回荡……

小号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一曲终了，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吹号人发现他的身旁已经围了一群青春年少，这掌声既是为动人的号声，也是对新来的老师的欢迎。

吹小号的人，来自北欧的丹麦，年方29岁，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农学院植物系。在这兵荒马乱之年，他离开故土，来到了这穷乡僻壤。

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1898年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工人家庭。小时就读于半工半读学校，小号是在童子军学的，还有丛林射击。少时的喜好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的终生，在他的身边常见到的是小号和猎枪，还有一本圣经。

在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前夕，看到墙上有一幅招募人才的广告，大意是，诚聘一位具有园艺专长的“同工”，去中国农村的一所学校任教。发布广告的是一个负有差遣基督徒到海外传教的“差会”，也就是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

这幅广告令吴立身怦然心动，触发了他要服侍上帝的激情，他决心顺应上帝的呼召，到中国去，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意思是与神一同工作。《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把伊甸园交给人，让人参与上帝的创造工程，成为神的同工。圣经在许多地方明白表示，工作是神的旨意，所做的工作，有神的同在。所以，基督徒把工作看做是“天职”，是神的恩典和祝福。

于是，吴立身来到了安东劈材沟三育中学。接任前，去北平学习了半年的汉语，1928年3月，正式这走进了课堂。

此时，校长是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牧师（注3），吴立身是负责园艺方面的校长，而且，身兼数职，“如牛负重”，不仅担任英语、地理、地质、植物、动物以及木工课程的教学；还是学校的游泳教练，足球教练，还在学校乐队里吹小号。每当礼拜唱诗之时，可以听到那嘹亮的号声。他简直成了学校的“名角”，几乎哪台戏也少不了他。

吴立身英俊、伟岸，富有幽默感，从不板起面孔，深得学生的喜爱。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觉得我和学生的生活很愉快。 我对他们怀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在这里的种子，会有丰厚的收获。他们的歌唱得非常好，我真希望我们在丹麦的朋友也能听到他们唱歌的声音。”（注4）

有这样一张老照片（1936）：水雾蒙蒙中，几个赤身裸体的背影，吴立身和学生在淋浴，仿佛可以感受到哗哗的水声，还有孩子们的笑声，犹如父亲和儿子沐浴在清净纯澈的爱中。
学校利用厨房的余热安装了淋浴室，学生每两个礼拜可以淋浴一回。

肥皂，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开始时，他们不喜欢这种滑溜溜的稀奇之物，过了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淋浴，对今天而言，是再寻常不过了。然而，民国的乡下，人们也只有下河洗澡了。在一个山沟里出现淋浴，好像铁树开花般的稀奇。这是文明的一种体现，作家梁实秋说过：“我看人的身与心应该都保持清洁，而且并行不悖。”可见，身体的洁净，体现了人类对清洁的精神追求。

威廉皇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有句名言：“清洁的躯体才能培育纯洁的心灵。”

（注2）历史学家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书中提出，南京事件是苏俄和中共所制造的破坏北伐的手段之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下卷第一章之四“苏共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

（注3）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1880—1957）丹麦牧师、教师，1880年生于丹麦尤兰.西浩。毕业于丹麦师范学院后来华，1912年，在北平学习汉语。1914—1916年，在大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去哈尔滨传教。1919年抵安东，先后任职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神学院院长。

夫人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h，1912年来华，与包乐深婚后，由哈尔滨同来安东，在劈柴沟三育中做音乐教师。并且设立家庭诊所，为当地百姓服务。1944年12月，丹东地区流行伤寒，在抢救患者中，不幸染病身亡，安葬于劈柴沟。

（注4）摘自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学校里的生活》，载于《劈柴沟三育高中学校25周年》，1938年丹麦传教社出版。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和夫人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h，女儿包爱光。（图片提供者）摄于1942年劈柴沟。


蛤蟆塘童话

在安东北郊有一片涝洼塘，每到夏季，满塘荷花，十里飘香。可是，它不叫荷塘，偏偏叫蛤蟆塘。

这里有个美丽的传说——

一个富人家的姑娘爱上了家里的一个雇工，一个穷小子，自然遭到富翁的反对。于是，在一个夜里，二人私奔，后面是打着灯笼追赶的家人，前面横着一片涝洼塘，正在焦急万分之时，忽听一片蛙鸣，声响如鼓，寻声望去，涝洼塘里千万只蟾蜍、青蛙跃出塘面，聚在一起搭成了一座桥 ，一对情侣牵手而过。

这是一个古老的爱情传说，还有一个现代版的“蛤蟆塘童话”，虽然背景仍然是蛤蟆塘，却出自世界“童话之乡”丹麦一个女作家。

她叫吴坤美，出生于蛤蟆塘，12岁那年，随家回国了。（注5）

半个世纪之后（2009），她已是银发斑斑的七旬老人了，尽管岁月流水，但父亲的爱情童话恍如昨日——

“1929年的三育中学，已是一个花园，几乎像一个公园，里面有很多花、灌木、果树。一条溪流从附近的山脉中流过，春天的时候这里能听到很多鸟的声音，特别是金黄鹂的嗓音更为优美。在草坪那边的小树林，种的是银杏树，那旁边有许多开着花的灌木、绿连翘、红杜鹃和白色的绣线菊，它们都是在四、五月份开花。

那时的三育中学，已经接受许多社团和个人的果树、花卉以及灌木的订单。为此，三育中学还从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丹麦Kolding地区的地理花园得到种子和植物。

一天，不寻常的重要事情发生了。

在1929年，丹麦几个小社团来到了三育中学，他们是来为他们各自的社团订购植物的。他们也想看看这个花园，当时正是吴立身在卖参观花园的门票，在这些访问中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叫裴德馨Johanne Olsen（注6），她是来为她所工作的医院的Xiuhua花园订购植物。当吴立身第一眼看到她时，就立即爱上了她，并告诉她，你什么钱也不用花！

他们一见钟情，所以很快就订婚了，不久就结婚了。吴立身送给她一个好听
的中文名字“喜乐”，就是欢喜快乐的意思。”
（吴坤美女士《Love or Fidelity Day》）

吴立身和“喜乐”牵起手来，那就是和幸福拴在一起了。

“喜乐”，在吴立身的心目中，除了于汉语字面的意思，还有其深层的涵义，这一点，爱人裴德馨是心领神会的。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

“喜乐”，是圣经中的重要词汇。有人考究，在新约中出现为名词60多次，动词则100多次。

“神所以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也是为使我们喜乐。天使报信说：‘大喜的信息。’”

“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犹如需要日光和空气一般。”（《荒漠甘泉》）

无论环境怎样艰难，怎样黑暗，哪怕是身陷囹圄，也应当“一无挂虑”，让地上的生活成为“喜乐之旅”。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吴立身的家里添了五个宝贝：3个女儿和2个儿子——
长女吴坤荣 1931年出生 护士
长子吴文光 1932年出生 牧师 
次女吴坤美 1934年出生 作家
三女吴坤芳1936年出生 护士 
二子吴文华 1938年出生 牧师
 
夏季，在劈柴沟的河里，人们时常看到“洋娃娃”和农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水。
劈柴沟的人时常听到，“洋娃娃”的家里传出音乐之声，裴德馨弹风琴，孩子们有的拉小提琴，有的放声歌唱，还有欢快的小号……
1942年，吴立身一家人在劈柴沟，右边的女孩系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吴坤美《三育中学》）。
 
（注5）吴坤美Estrid Nielsen， 1934年出生于安东蛤蟆塘劈柴沟，1946年9月。随家回丹麦。1976年，入读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丹麦人在中国东北的传教历史（1894——1950），硕士学位。现为丹麦作家、中国辽东学院客座教授。

（注6）裴德馨Johanne Olsen 1896年出生于丹麦，16岁随家移居美国芝加哥，在奥古斯都医院受过培训。1924年来华，在小兴安岭西麓的绥化工作，后到安东蛤蟆塘劈柴沟三育中学任护士长。


杜鹃花烂漫

蛤蟆塘，群山环绕，有点气势的要算五龙山了。远远望去，仿佛蜿蜒爬行的巨蟒，有一股奔腾之势。

五龙山，绵亘40余里，属于长白山系余脉，地处暴雨中心地带，是大沙河和叆河下游的分水岭，自然成了两河的蓄水源地，温和湿润，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民国年间的《安东县志》记载:“东边道未开禁前，山中古木参天，森林密茂。野生动物有虎、鹿、熊、豹、狼、狍、野猪等，禽多飞雉。”


春末夏初，茫茫林海中响起一阵欢声笑语，一群学生和老师在深山探宝呢。

山里人发现带学生进山的不是以前的先生了，那个又瘦又高的“洋人”，他叫郭卫道Niels Oestergaard 。（注7）听说，已经回国了。在劈柴沟七年了。

“他给人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温和的性格及悠扬的歌声。”（吴坤美《三育中学》）

而且，他是一个颇有传奇故事的丹麦人——

“他以前曾在加拿大度过两年的垦荒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法国、美国和中国各地参加过战俘助理工作，并在法国的中国士兵营里担任过秘书，之后到中国接任三育学校种植园的职位。”（吴坤美《三育中学》）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患上了一种恶性腹泻的疾病，折磨的骨瘦如柴。

1929年6月，从丹麦传来了郭卫道病逝的消息。

眼前，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年轻人，是郭卫道的接班人吴立身。他在教学生怎样观察、识别和采集各种植物。

忽然，孩子们惊呼起来，发现在岩石的夹缝中钻出了一丛丛紫红色的花蕾，娇嫩的泫然欲滴。十分耀眼的是，悬崖旁仿佛一片红云飘落下来，壮丽而迷人。这就是杜鹃花，也叫映山红。

杜鹃花生长于岩石缝隙中，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有一点点泥土，就能扎根生活，绽放出一簇簇鲜红欲滴的鲜花，传送着春到人间的消息。

在浩如烟海的植物世界，单说杜鹃花已发现的有800多种，在中国分布的有600多种，安东有200多种。虽说中国是杜鹃花海，但对杜鹃花的开发和利用却只能“望洋兴叹”了，正如Peter Valder在《中国的园林植物》中所言：“中国的杜鹃花比任何国家都多，但其很少应用于传统园林中。”

早在19世纪末叶，杜鹃花就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成为世界名花。

20世纪20年代，在名不见经传的劈柴沟，出现了移栽庭院的野生杜鹃和牡丹，这是中国园艺的“北国之春”。

山里花草的栽培，一个观赏植物新品种的培育一般周期都在7年以上。

植物学家倾其一生，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草一木”而已。

诗人但丁有一句话：大自然是上帝的艺术作品。

神的巧思细腻，有着无穷的奥妙。有多少“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又有多少写在岩石里面的生物史呢！

吴立身沿着前人的足迹，将杜鹃花、草莓（注8）、櫻桃、西红柿、玫瑰香葡萄以及扁竹莲等植物列为培育的重点。从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不管是风里雨里，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1932年，三育学校的果树、观赏树木、花灌木、木本植物八大类，多达136种。比如：苹果、2年生的有黄元帅、乔纳金、红阿拉斯特；梨，有2年生的赛克尔梨、冬巴特利特梨；沃尔登葡萄、黑葡萄；红色覆盆子、攀爬蔷薇（白色和粉色），等。

三育中学的植物园不但有令人青睐的瓜果梨桃，还是满洲大地的观光景点。

无论春秋，吴立身一钻进植物园，就像飞翔在花丛中的一只蝴蝶，流连忘返，心中发出由衷的赞美：

“愿天欢喜，原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快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圣经）

牛顿在花园散步，看到一个苹果掉到地上，想到了万有引力。其实更重要的是，牛顿有独自来到花园祷告与默想的习惯。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1968年，在他所著的《牛顿传》中写道：

“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布谷—布谷—”，山谷回荡着一阵阵清幽的啼鸣，这是杜鹃鸟在为人催春降福。

每当杜鹃花开之时，田间陌上，幽林深处，不时传来杜鹃的鸣啭，声声不息，日夜啼叫。传说由于杜鹃鸟的鸣叫，呕心沥血,以至鲜血滴落花上，就把花染红了。于是，这种被血染红的花就叫杜鹃花。

杜鹃花恣意怒放，殷红如血，令人想起一句唐诗：“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

 

  
1925年，郭卫道Niels Oestergaard一家人在劈柴沟。（吴坤美《三育中学》）

（注7）郭卫道Niels Oestergaard (1880—1929) ，园艺师。1880年出生在丹麦西部的一个小城镇Nørre Vium。在校时学习园艺和神学。携妻Nary J.Ostergddrd（英国人）来华后，最初在活动于中国的西部。1921—1927年在三育中学任园艺部校长，因患病回国，1929年6月24日去世。

（注8）杜鹃花于1984年命名为丹东（安东）市花；草莓在1988年丹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吴坤美Estrid Nielsen在《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一文中记载，1903年，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引进和种植草莓及马铃薯。


月黑风高夜

1933年4月9日，一个风雨之夜。

隆隆的沉雷，哗哗的雨声，“汪汪”的狗吠，使乡村的夜晚多了几分恐惧。

“咚咚！咚咚咚！——”，敲门的声音。

裴德馨打开房门，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面色苍白，浑身战栗着，她是“三育”校长鲁景民的妻子。原来，鲁校长刚刚被三个土匪绑架了，炕上只剩下8个月的女儿。吴立身背起猎枪，裴德馨搀扶着鲁的妻子，一起回到鲁家，鲁家平房的窗户都被土匪打碎了，屋子里一片狼藉，婴儿在炕上哇哇的哭叫。

裴德馨照看着鲁家的妻儿，吴立身准备带人上山去解救鲁校长。这时，有人说，鲁校长爬回来了，倒在学校的厨房里。

原来，土匪押着校长上山时，土匪让他搬运抢劫的东西，走到稻田时，鲁校长趁其不备，扔下东西就跑了。

土匪发现了，举枪便打，只听鲁景民惨叫了一声，再也没有动静了。土匪以为人死了，仓皇消失在黑暗中。

裴德馨查看了一下伤情，子弹是从鲁的身后射入的，打穿了胃，失血很多，几乎神志不清了。裴德馨给他裹上绷带后，让他饮了一小杯葡萄酒。然后，吴立身摘下一块门板当担架，和学生一起把鲁景民护送到10余里外的基督教医院。

在这个风雨之夜，土匪不但绑架了鲁景民，还绑架了田老师（田百奎）。万幸的是，土匪以为打“死”校长，事闹大了，怕官兵来清剿，就放了田老师。

经过这么一阵摧残，土匪仍不甘心，又向学校下了恫吓信，扬言如不交出5000块大洋，洗劫学校。紧接着，又有两名学生在路上被土匪绑架了，凶狠的土匪给两个学生的家里分别送去了一只耳朵和一节手指，声言不拿钱就“撕票”。可是，哪里有钱呀？学生穷，学校也穷啊！家长的哭诉，令吴立身心如刀绞。他背起猎枪，带了几个高中学生摸黑上了山。

枪声震荡了寂静的山林，土匪以为来“清剿”了，惊慌流窜了，两个学生得救了。

就在那个夜晚，孙少贤老师也遭到了土匪的抢劫——

“一天晚上，一伙土匪突然闯进农校的园子里，绑了员工正要出门 ，孙老师走出来，看到月光下持枪的人，他是个领头的，孙老师向前走了一步，对他平静地说：‘要带人就把我带走吧！但是别把我的孩子吵醒，他们正在睡觉……’”
（吴坤美《三育中学》）

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吓，使鲁景民妻子的奶汁“断”了。裴德馨的儿子（吴文光）恰恰也在哺乳期，于是，这位丹麦母亲每天要给两个孩子哺乳，中国女儿的名字叫鲁坤丽。
  

 
鲁景民Lu jing min，出生于牧师家庭的第三代基督徒，毕业于青岛大学。在三育中学担任校长（1930—1937），并兼职语文教学。妻子任教于沈阳女子神学院，在劈柴沟时期，热心于妇女工作。（照片1937年《三育中学》）

另，田百奎，毕业于自青岛大学。在三育学校，教授数学和自然学科，并兼任学校的食堂管理及采购。妻子负责学生的衣物、服装。 1942年，“三育”被当局关闭后，鲁、田两家返回原籍山东。


荆棘的桂冠

早在1894年，倭寇第一次侵略安东时，在县内设立民政厅，贴出告示：“我军所敌只是清军而已，农商民无辜，非但毫不加害，反要抚恤如慈母视子。凡我所辖地方，勿纳今年租税。”（郑彭年《甲午悲歌》）

然而，墨迹未干，就在旅顺口血洗全城。这就是倭寇的两种面孔——“花”和“刀”。

有句话说，要灭亡一个民族，先消灭它的历史。

安东沦陷后，关东军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实行奴化教育，宣称满洲国是日本国土的延伸，日本天皇是满洲国建国的元君，现在继位的满洲国皇帝是天皇的儿子。

1940年6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访日本，回来后，按照主子的意图，发布了《国本奠定昭书》，宣称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同出一源，都始于太阳女神，并把太阳女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显然，这是日本人利用傀儡皇帝演出的一场替换祖宗的闹剧。

为了让“日本神”在“满洲国”安家，日伪当局规定对于“昭书”，学校“要在全校大会上宣读，昭书用黄色丝绸包着，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应该放在学校办公室里皇帝挂像对面的台子上。”（吴坤美《三育中学》，以下“”如是）

但是，三育学校好像吃了豹子胆，竟把“昭书”塞进一个柜子里，拖了半年多也没有宣读；在皇帝像前面还挂了一块布帘蒙着。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没有执行鞠躬致敬的仪式”。

关东军宪兵队获得了这一情报，立即撒下“鹰犬”进行侦查，“三育”一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校长鲁景民召集了应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的问题。最后决定：采取“换马”之策，校长鲁景民退居“二线”，由吴立身担纲校长。这是基于丹麦是二战的中立国。吴又是外籍侨民，由他来周旋关东军似乎比中国人的出面要安全些，有利于摆脱学校的厄运。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

日本宪兵对吴立身施展了“车轮战”，时不时地把他带到宪兵队，填写五花八门的表格，没完没了的审讯，以至长达10 几个小时。甚而发问：

“你夫人的发型是长的还是短的？”

“丹麦校长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在传讯校长的同时，对学生展开了问卷式的调查，罗列的“问题”包括吴立身和老师的具体言行。“学生们咬着笔杆，互相使着眼色，然后回答了问题，上前交卷，结果是：没人能记起什么。”显然，宪兵队企图从“问卷’中发现“密告”，借以整肃，亮出“屠刀”。

在一个暴政的时代，一句话，就可以丢了身家性命。

铁岭市市长徐渐久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供奉“太阳神”时，说“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 结果，被人密告，遂以”大不敬罪”投入监牢，秘密处死。（江厚《曾经轰动铁岭的“徐渐久事件”》 铁岭日报2009年12月17日）

宪兵队的威胁，未能使吴立身屈服。他始终拒绝强制的敬拜仪式，就是要师生每天向东京的日本天皇鞠躬，再向长春的满洲皇帝鞠躬以及敬拜太阳神。

对于丹麦人来说，跪拜外帝王或偶像，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是背弃上帝，亵渎信仰。

史上记载，基督徒波利卡普是一个86岁的温和老人，由于拒绝敬拜罗马皇帝而从容地登上火刑场，在熊熊的烈火中高声赞美上帝：

“赞美主，感谢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

1942年7月30日，三育中学操场，师生们安静地站在那里。

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口，县长、宪兵队头目、警察局长、教育局长都来了。

烈日炎炎，躲在树叶中的蝉，一丝丝一缕缕叫着……

宪兵队的狼犬吐出了长长的舌头，不停地喘着粗气，操场的树丛里隐蔽着端枪的士兵。

台上，一个人开始带领师生举行敬拜仪式，向两个皇帝和太阳神鞠躬。在主持的叫喊声中，“所有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鞠下躬去，但是两个丹麦人直立在那里不动……”

“直立”的丹麦人之一吴立身先生这被当局宣布：丹麦人开办的学校，因为不遵守祭祀仪式而勒令停办。同时宣布，因为不遵守政府的规定，撤销吴立身其校长职务并吊销教师执照。（吴坤美《三育中学》）
 

 



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校长在劈柴沟的公寓，现已拆除，作者拍摄于2010年冬。


恨别鸟惊心

一个混乱和抢劫的年代，总会发生离奇古怪的事情。

羁押在安东苏军司令部的“德国间谍”，在家人、教会、学校等几方证实下，终算放了出来。

不久，国共内战的烽火燃遍了东北大地，在隆隆的炮声中，吴立身和夫人裴德馨拖儿带女，在1946年6月18日这一天，踏上了回乡之路。

莫名其妙的是，1948年6月28日，吴的身影又出现在劈柴沟。难道真的是他，还是看花眼了？

“吴立身1948年1月离开丹麦重返中国，在沈阳他需要等候共产党政府签发必要证件。拿到工作许可证件之后，他继续向前行驶，路上用了5天，通常要步行通过的无人管辖区，在一个哨卡上，他身上带的现金、冬装、手表、照相机全被没收。6月28日他终于回到劈柴沟。”（吴坤美《三育中学》）

中国人喜欢说什么 “人家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甚至，还有把“自家”说成“鸡窝”、“狗窝”的。可是，丹麦人为什么放弃“金窝银窝”，偏偏去人家的“鸡窝”、“狗窝”呢？

1947年春天，丹麦传教社转交给吴立身一封信，写信人是安东教会的陈景升牧师，他以三育中学理事长的名义，邀请吴立身先生返回安东，携手复兴三育学校。就这么一封简单的信，吴立身便急匆匆地又回到了烽火未息的异乡。

劈柴沟的老师大都走了，校长鲁景民和田白奎老师回山东了。三育学校只剩下两个老师和两个助理，学生是政府从育婴堂搬过来的孤儿。（注9）

由于战争的破坏，地都撂荒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在蔓延，所以，吴立身这几个人头等的事情不是“复课”，而是如何让学生熬过饥寒交迫的冬季。于是，他们一天到晚，四处奔波，为孩子们寻觅过冬的口粮。

1948年冬，，三育的校门口换上了新牌子：辽东省立安东农业学校，这是被中共正式接管了“旧学校”的标志。

在党的领导下，学生的第一堂课是“集训”，然后，上山下乡，参加土改运动，接受“教育”。

学校是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圣地，岂容“旧政府” 遗留下的“残渣余孽”？岂容“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

 “1948年，吴立身回来的时候，开始比较自由，中共不干涉学校的一切。但后来却完全不一样，最后，不允许吴立身进学校。”

吴立身孤零零一人，离开了劈柴沟。

1952年,他的身影出现在台湾.（注10）不过,和败退台湾的老蒋没有丝毫关系,只因大陆虽然是台湾的265个＋半个，却没有一个丹麦人的立足之地。于是乎, 小小的岛屿，反而显得海阔天高了。

在台13年,不是为德国”搜集情报”,而是在中国人的教会传经布道。虽然，再没有和植物粘在一起，但是，他不会忘记茫茫大海的那边，殷红如血的杜鹃花，还有，那声声不息，宏亮而又多少带有点凄凉的呼唤……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注释
（注9）丹麦作家吴坤美在《三育中学》一书记载，在吴立身重返三育中学的时期 ，该校“还有祁老师和宋老师及两个助理老王和老杨”，即老师祁英廉和宋振作（大孤山）。

这时的学生，有从育婴堂来的23个孩子，还有从沈阳等地招来的学生。（刘金银《中国圣母院》）

（注10）吴立身于1950年7月15离开中国，10月抵达丹麦。1952年，受丹麦传教社差遣到台湾，建立教会和牧养华人。台湾一家杂志（《中国心》第18期）曾发表过一篇《丹麦宣教士—吴立身小传》，作者是吴立身在台湾时的一个邻居。1965年，吴立身回丹麦，仍从事牧师工作。1973年4月5日，魂归天家。

 


上个世纪20年代三育中学赢得安东足球比赛冠军（吴坤美《三育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