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命运（之七）
鸿 路
风雪夜归人
安东站，午夜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寒风刺骨，抽打着空荡荡的站台。
一个老者背着行李，望着空旷的站台，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1938年冬季，在这个站台上，也是这个时候，雪花纷飞，他迎来了分别两年多的爱人，离多聚少的生活，总归结束了。转过年，1月27日 ，两个人在元宝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晃，30余年了，生死离别，血泪交织。如今，已是两鬓苍苍，老眼昏花了。
票房子的长条椅子上，零星的躺着几个人。他也枕着行李慢慢地倒下，心想，熬到天亮再说吧! 这回该不是“猴子捞月亮”吧！总归是“飞鸟投林”了。
朦胧间，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打量了他一番，似乎看出是个“老犯”。 警察接过“老犯”递来的一张纸，看了看，是盘山监狱的“遣返证明书”；
“兹有崔锦章，现年55岁，因反革命一案 ……”
“现已刑满释放，同意该员回家，现予遣返，请准予登记户口。”
落款时间：1971年1月30日 。
警察摇摇头走了，崔 先生又慢慢地倒下来，微微地合上了眼睛。
人过半百了，换句话说，黄土埋半截子了。前半生除了读书，就是蹲监狱了。自从成家之后，给妻子儿女带来些什么呢?如果说，这一生注定了要背十字架，那么，妻子也就成了苦难的陪绑者。
新婚燕尔之际，崔 先生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不想当“孩子王”了（安东教会三育小学），他还要读书。到底是个“书虫”，就在这年的春天，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盛京医大。
为了让先生上学，妻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教书生涯，从大孤山崇正女校，到徐州培真中学，再到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母校)直到先生学业有成（1944），才从青岛回了安东，和 先生筹建眼科诊所。
经过一阵“手忙脚乱”，转过年的春天，在店铺林立的兴隆街上，建起了美明诊疗所。
在夫妻俩的苦心经营下，几个月后，声誉鹊起，小诊所病人越来越多，晚间出诊的事也多，崔 先生不仅要应对门诊，还要做手术。一时间，两个人忙的团团转，累得简直要“扯猫尾巴上炕”了。
从春天开业到上秋，“不到一年，我们还了借债，还有盈余”。（《母亲的自述》，王澄美口述，崔美玲整理）虽说辛苦，但毕竟有了衣食无忧，平静无波的生活。而且，倭寇投降了，战乱结束了，可以安心地经营了。
然而，谁曾想，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自从，丹麦人走了，先生“出山”，美明诊所停业了，家庭也坠入了困顿、黑暗的深渊。
起初，王澄美和孩子仍在山下住着，眼见先生跑跑颠颠的，日渐憔悴，也只好领孩子搬到一块了。然而，几个月后，就被“扫地出门”了，从山上的教会医院又回到了兴隆街。
王澄美（1911—2005）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 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
1950年代末，因为夫申冤，一个“全职太太”却被打成右派（1979年经中共丹东市委统战部改正）。
别了，安东
在安东小城，崔先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眼科专家，而且，头上闪着诸多的光环，政府席上的“红色教徒”，不说一踩乱颤，走到哪也都是笑脸相迎的。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自从下狱之后，老婆孩子也被踩到泥里去了。上学的孩子享受不到“红布”（红领巾）的待遇，崔 太太也成了派出所管制的“反属”（反革命家属），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到派出所向一个小警察汇报“活动情况”——
“你都干什么了？”
“做饭、洗衣服、看孩子。”
“还有呢？”
“教琴”
接着，就是一顿训斥。就这样，一天天的，两个月过去了。每一天都是老生常谈，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的——
“你都干什么了？”
“做饭、洗衣服、看孩子。”
“还干什么了？”
“教琴”
“还有！？”
小警察拍桌子，瞪眼睛：“你说说，都跟什么人联系了？政府都掌握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看你就是狡猾。”
“你胡说些什么？我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一天到晚，容易吗？你这样欺压人，还叫什么‘人民警察’？你这个熊样儿，就是给我当儿子，我都不稀罕！”说完，转身走了。
那小子被噎得老半天没喘过气来。
从此，王澄美再也不理那个胡子了。
1960年冬季，政府动员城里人下乡。
开头动员的是，大跃进以来进城的“农民工”。后来，矛头就指向了“地富反坏右”。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白天晚上的软磨硬泡，一直到把你的户口迁到乡下，才算罢休。
当时，街道有个做小买卖的女人，整天“圈弄”澄美跟她一起走，她说，人挪活树挪死，总不能在城里饿着，就是扒树皮吃，乡下也比城里多呀! 而且，她还说有个亲戚当村官，是亲三分向，总可以照顾吧！人都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何况在困难的境地呢！
于是，王澄美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被迁乡下了。可是，拉她同行的那女人却没影了。原来，她是街道雇来帮忙的“托儿”。
不管怎么说，生米做成熟饭了，好赖先去看一眼吧！
于是，王澄美一个人坐上火车，来到了迁移地草河口，恰时天上下了鹅毛大雪。打听那个村子，人家说，要翻好几座山呢！眼瞅着大雪封山，她只好赶回了安东。
这时，青岛来了电报，说是母亲病重。于是，她携儿带女，急匆匆地去了青岛。
母亲听说，女儿要带孩子下乡，忧心忡忡。她说，回来吧!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小孩下乡，没法活呀？
几天后，澄美带着孩子回了安东。
在一个姊妹(姓史)的陪伴下，她又来到了草河口。其实，那个村子离车站还不到二里地。
村官听说，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才15岁，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难道俺乡下是城里人“吃闲饭”的地方么？
被城里赶到乡下，但乡下人“不要”，看来，只好投奔青岛了。可是，青岛如果也“不要”呢？心里好像揣个兔子。听说“反属”要去青岛，“跑街道”的一个小脚老太对王澄美说，要是人家青岛不给你落户,你可千万别回来啊！你家已经成了“盲流”了。
王澄美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开往青岛的客轮。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离开了码头。
天色已晚，海风袭人，眺望远方，一片雾霭笼罩着茫茫的海面。
别了！安东，别了，伤心之地……
青岛是丘陵上的城市，坡路很多。
伏龙路4号，是山坡上的一座教堂，背山面海，站在教堂门口，可以欣赏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乡间教堂式的火车站，海风送来的管弦乐声……
教堂的门旁竖起一块石碑，刻着十字架和一本书（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下端刻着建堂的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建。
这个教堂的创始人王德润牧师，他是王澄美的二叔，还是侄女最早的钢琴启蒙 老师。这座教堂是王牧师带领信徒募捐建起来的，名曰：同道堂。在教堂的两头植下了两棵树，一棵槐树，一棵雪松。
50年代初期，教堂里开始悬挂毛的头像。在一个礼拜日，王牧师拿下了遮蔽十字架的“头像”，带领信徒在十字架下祷告。为此，闯下了大祸，多亏他跑得快些，逃亡海外了。否则，不“吃枪子儿”，也要打入死牢。
多少年来，一个热衷于植堂传福音的牧师，“焉知解放后，竟成为最早流落香港街头的人。他绝不会想到，自此，这间教堂就沦为流浪儿。被人随便践踏……牧师师娘一家也在院里备受歧视，数年后，儿女们陆续投奔而去，又转道定居英国。”（崔美玲给作者的信）
后来，同道堂就变成了住着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当年植下的两棵树，已经“高耸云端”了。
王澄美一家就在楼下左边第二个屋子，从前的查经室，一个不足10平方米 的斗室，蜗居着老少三代6个人。
这样狭小的空间，还有一个像衣柜似的东西，和主人拥挤在一起，西方人称为“乐器皇帝”的一架立式钢琴，深棕色的琴壳，有些褪色了。琴谱搁板上印着依稀可辨的“MOUTRIE Shanghai”和 “1918年”。 那时，国人叫它“茅翠”。
离开安东前，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钢琴，出价500元钱（沈阳音乐学院）。在那个年代，一个劳力的月薪是十几元、几十元钱。500元，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看着眼热的邻居说，这年月，人都饿死了，穷的叮当响，留那么个玩艺能当饭吃呀？
在哀鸿遍野的岁月，为了活下去，城里的女人都把自己“压箱子底”的一点嫁妆(首饰)，拿到乡下去换“苞米豆子”了（玉米）。可是，“茅翠” 在王澄美的心目中犹如一个孩子，母亲怎么能忍心“出卖”呢？于是，这个800斤重的“茅翠”就和家人才能感动来到了音乐之岛。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安东已经没有生路了，可是，竟然一帆风顺地来到了青岛。崔美玲 女士在回忆这段遭遇时，是这样说的：“奇妙的是,神的手带领,一路顺利来到青岛。”
母亲与儿女：左起世光、王澄美 女士、美杰、美玲（1964年）。
黄昏独自愁
安东早已无家可归了，为何不去青岛团聚，却要回到“伤心之地”呢？
出狱之前，“犯人”的何去何从，狱方是要掌握的，所以，曾让崔 先生回青岛探亲，借以了解一下释放后的落户问题。崔家住地的老教堂是江苏路派出所的辖区，派出所的回答就两个字：不行。崔 先生问为什么？回答是，老鳖的屁股规定（龟腚）。崔 先生要看看“龟腚”，被赶了出去。
安东是故土，俗话说，人不亲土亲，“投亲靠友”吧！又犯傻了，蹲监狱年久，脑子生锈了，忘了自己是谁了，一个蹲了20年监狱的“反革命”，“顶风臭四十里”的人，谁敢收容啊！？
所以，他背着行李在安东转悠了两天，就象一只被人抛弃的流浪狗，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就是要饭，也得有个放“打狗棍”的地方吧！
天黑了，他走进了票房子，把行李放在长条椅子上，靠着背，有些疲惫，眯起眼睛，耳边响着钢琴伴唱《红灯记》：“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他想起了儿子和那台老钢琴
在青岛火车站，王澄美送儿子去北京应试，行李一过磅超重了，虽说几毛钱，却也囊空如洗呀！一位陌生人动了怜悯之心。也许是携带的20斤花生惹的祸吧！但那不是儿子的“零嘴”，而是要卖与“皇城”，作为回家的盘缠。
1962年5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考场上，一个14岁的小男孩弹奏了贝多芬的CD调奏鸣曲《悲怆》，这是大学的曲目。令人惊讶的是，那琴弹的大气磅礴，流畅自然，“很像刘诗昆小时候”，是一个“内心有音乐的孩子”。他的黑色上衣是父亲的旧装，进京前，母亲连夜缝制的。
1966年夏季，青岛的几十座教堂都遭到了洗劫，红卫兵贴出了“与上帝宣战”的大标语，砸教堂，烧圣经，游斗基督徒，仿佛“拳匪”复活了。
红卫兵闯入王澄美的家，动手就要把钢琴抬走。
王澄美说：“我们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钢琴是我们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儿子在北京上学呢，学的是钢琴，钢琴没有了，孩子怎么学下去呢？”
……
文革年月，不让教琴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王澄美只好去打零工：洗衣、劈柴、看孩子、织渔网、伺候病人，上山打石头，劳累一天拿到一块几毛钱，赶紧跑去买棒子面。
令人“寝食不安”的是，担心哪天被赶到乡下去。所以，要把不能扔的“破烂”归弄好，到时候，抬起腿就走。
还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和两个“地主婆”去刷厕所。然后，向毛的头像“请罪”。
俗话说，金属也有断裂的时候。王澄美一下子病倒了半年多，吃不下，睡不着，精神恍惚，身体渐渐憔悴下去。
大夫瞥了一眼她胸前戴着的“右派”布条，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大夫说，你这是心里有事憋的，你不要这样，想说的你就说，想哭你就哭吧！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太大，是要崩溃的呀！
可是，向谁倾诉？“哭墙”何在呢？丈夫蹲监狱，孩子还小，不经事，不憋在心里，又怎样呢？何况，这是“一个悲而不敢哭泣的时代”，所有的苦痛，只有天父最清楚了。
他的眼前晃动着送客的情景，握手拥抱，道不完的别，擦不干的眼泪，仿佛几分钟之后就是诀别了。这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已经和他远去了。这是最让他心痛和迷惑的，蹲了这么多年的监狱，终于活着回来了，可是，没有欢乐，没有喜极而泣，没有了昔日的温馨，一种看不见的情感隔膜，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然而，这是谁造成的冤孽呢？在监狱时，儿子的来信都是夹在给母亲的信里，再由母亲转寄给父亲。而父亲的回信，也是这样转来转去的。终于，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儿子遭到了“革命学生”的批判——没有和“反革命”划清界限。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神秘可怕的人物，可悲的障壁早已形成了。
宿鸟归飞急。崔 先生就像一只鸟儿，一只受了伤，还在滴血的鸟儿。天色已晚，茫然四顾，林海茫茫，却没有他的一枝树丫，只得忍着伤痛，艰难地盘旋……
夜深了，车厢里寒气逼人，崔 先生有些瑟瑟发抖，他卷缩在冰凉的硬座上，望着外面没有灯光的世界。突然，这巨大的钢铁怪物咆哮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震撼，列车没入了无边的黑暗……
崔锦章先生晚年与外孙子、孙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