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


这段时日，本港社会种种乱象如李波「被失踪」事件、立法会财委会强硬通过「高铁超支」追加拨款等，再加上内地三自教会顾约瑟牧师「被拘留」与维权律师张凯「被认罪」等，确实使不少本港教牧与信徒忧虑「一国两制」不知不觉「被消失」了。


自雨伞运动以来，不少港人对前景感到困惑、灰心与无望，议会政治无力处理问题，建制派议员以「权在我手」通过违反民意的法桉；街头的暴力冲突也得不到市民的普遍认同，于是强烈的无力感瀰漫社会与教会。


本港教会正面对真实的「九七危机」，过渡时期忧虑的未有提早发生，如今却像电影《十年》描述，那些不可思议的情节正在香港浮现。昔日面对「九七危机」，本港教会领袖尚能放下身段，共谋对策；现今随着政治力量的介入，教会领袖大多採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敢对政权说不，更有些甘于为政权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年轻一代及有识之士对建制教会失望越来越强烈，有部分出走堂会，成为「堂会难民」(church refugees，指非意愿地离开原本所属堂会，这些基督徒仍委身于信仰)。基督徒大学生与初职信徒出走较多，堂会内世代差异的严重性不低于整个社会。社会内尚可开放地讨论这些分歧，不少堂会却视为禁忌，不容任何真实的交流，只为满足表面的和谐。


面对如斯景况，基督徒可做些甚么 ? 目前情景确实是基督徒身分的考验 ! 要作「真门徒」(天国子民)，笔者认为基督徒兼备三重身分 :「顺民」、「逆民」与「流民」；因应不同场景而有个别身分的取向。天国子民非抽象、非「离地」、非「胶化」，乃是由圣道形塑、背负基督十架、走进世界服侍的「使命公民」。倘若我们失掉「辩证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只偏向其一，我们就不能充实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整全身分 !


「顺民」身分


整体来说，基督徒最甘于作「顺民」，这选择既有圣经教导 (罗十三章1-7)，也有中国民族的文化因素。


有些泛灵恩堂会的「顺民」论述，其主调是「顺神者得福、逆神者遭祸。」这些牧者教导信徒，上帝已「命定」权柄赐予政府，因此天国子民务要作「顺民」，才能得着上主赐福。基督徒「顺民」身分，只可不断祝福在位的掌权者，不能咒駡与批评政府。无论掌权者施政如何劣迹斑斑，「顺民」只能哑忍顺服。「顺民」要无条件地拥抱所有掌权者(习近平、梁振英等)，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秩序。政府施政出问题，只因堂会少为政府求福，信徒不多为掌权者求福，自然会带来执政的乱象。


一般而言，圣经教导天国子民要作「顺民」，要为掌权者代祷，「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二1)。然而，整本圣经没有把「顺民」绝对化。耶稣不是「顺民」，既非亲建制，也非狂热革命份子，祂曾点名批抨掌权者，耶稣称呼当地掌权者希律为「那隻狐狸」(路十三32)。彼得教导门徒通常要顺服政权(彼前二13-17)，但于特殊场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徒五29)。


不本于圣经的「顺民神学」，天国子民根本不应接受；因为这些论述是非理性地迴避问题，倒果为因。笔者见识过部分教会领袖，声称堂会不应支持及参与任何违法的社会行动，然而当政权本身违法做了不少事情，甚至侵害宗教自由，这些教会领袖同样噤若寒蝉，继续教导天国子民要做「顺民」。


难怪有教牧于「脸书」坦言 :「相比香港面对黑暗势力的张狂、社会的沉默，教内的腐败和弄权、教牧信众的顺服真的不算甚么。再想，这岂不是很一致吗 ?如果教牧和会众对教内的污秽朽坏尚且不言，如何能期望他们对抗拥有更大力量的权势 ? 如果在这艰困时代的机构、神学院和教会还是安份守己，宗教信仰、神学训练的确是精神/心理鸦片 !」(2016年1月6日)


「逆民」身分


「逆民」指向「叛逆不顺的百姓」，中国朝代政治有所谓「顺民者昌、逆民者亡」。


天国子民的真身分，本质便是离开「世俗之城」而不断向「上主之城」朝圣的天路客。


天国子民拥抱「国度伦理」，自然拒绝把任何政权绝对化，任何一位效忠基督的门徒难以「爱国爱党先于爱耶稣」，两者难以共存。天国子民有时因应场景，要不情愿地扮演「逆民」角色。


先知耶利米一生正好表述「逆民」身分，他经历国破家亡，被掳到埃及，最后客死他乡。耶利米一生忠于上主，宣告信息「报祸」(denunciation) 不「报福」(annunciation)，被视为叛国，长期受国民与宗教领袖排斥。「耶利米先知被描绘为一个反对派先知，说话攻击国家，而不是像其它宗教专业人士一样维护国家。在这裡，他攻击的对象是圣殿 - 国家宗教的象徵和化身。他的反对姿态总是使他所对抗的所有人都质疑他。」(何杰着《国殇情怀‧先知风范》，147页。)


对耶利米而言，因为与政权对决而带来撕裂，甚至与「建制神学」对决，不是先知本人最关注，他只着紧是否宣讲真理。耶利米义无反顾要反对虚有其表的「爱国神学」(即现今「神学中国化」)，他要宣讲整全真理，先和信息有时使人折服，有时也会被人厌弃。


天国子民选择作「逆民」，非故意与政权对着干，乃为势所逼，站在无权无势的一方，聆听他们，维护她们。倘若基督徒不作这些弱者的保护，弱者极有可能屈服于暴力的必然性，诉诸暴力；因此天国子民要防止暴力，就要成为受害者的同行者与维护者。


「流民」身分


中国历史，自古天灾不断、苛吏暴政，战乱流离，因此「流民」不断。「流民」可以是移民，也可是难民，视乎「流民」的经济实力，漂走于异域。


「九七危机」前，香港曾经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基督徒移民比例高于整体社会。那段日子，香港教会内部就教牧与长执「留港」或「熘港」有热烈的讨论。


从圣经看，由旧约至新约神的子民于不同时代，因应政治、宗教、经济与自然灾害而要流放于家园以外。「客旅」与「寄居者」正是天国子民的身分，我们也是侯士庭(James Houston) 形容的《喜乐流放者》(Joyful Exiles)。


当教牧或长执一边厢公开教导信徒要为主受苦，另一边厢则默不作声地熘走异域，这是丢人现眼的失德表现。选择「留港」的，不是站于道德高地；选择「熘港」的，也不是使命的逃兵。「流民」要「离开熟悉的传统环境，进入危险之地，最后要发出先知诤言，来评论我们的文化常态和机构姿态。」(《喜乐流放者》，2页)。


离开故国的「流民」，无论是知识份子或是庶民，犹如刘再复论述 :「国家可以放逐作家，作家也可以放逐国家。作家不再把国家视为偶像，而是视为静观对象。作家既不是被国家放逐的历史受难者的角色，也不是躲进小楼的心灵避难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作家本来应有的精神，自由地、冷静地观照一切，包括观照国家。」


(《放逐诸神》，284页。)


天国「流民」拒绝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视为指导思想，也不臣服于「天朝主义」(陈冠中语)，他/她辨识个人「在世而不属世」，常活于「两个国度」的张力之中，于身处场景中宣讲与见证「上主国度的临在」。


天国「流民」非无奈寄居异乡，想念有日能回流故土，或静待政权更替带来转机，他/她能抽离地以「局外人」观点对照实况，把多元文化放进公共讨论，从而扩阔与更新天国子民对未来的想像。


结语


笔者理解天国子民这三重身分非固定不变，同一位他/她于不同时段，因应场景而互换角色。当政权「施政为民」，天国子民自当作「顺民」；然而政权施行暴政，侵害人权与宗教自由，天国子民或作「逆民」，或作「流民」。「逆民」与「流民」同是抗争，只是策略有所不同，前者要付更大代价，后者同样要付出。基督徒的危险是三选其一，定格是「顺民」，则责难「逆民」与「流民」。倘若选作「逆民」，则否定「顺民」与「流民」；做了「流民」，就不再理会「顺民」与「逆民」了。笔者看这三重身分是共存一身，回顾教会历史，不乏先贤如加尔文、潘霍华等，既作「顺民」，也做「逆民」与「流民」!


(本文大部份内容将刊于《旷野》第200期)


(这是笔者于2016年1月16日建道神学院神学教育研讨会之回应内容。)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