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巴比伦囚徒（之五）


4/05/2016




   巴比伦囚徒（之五）

鸿  路


夜雾茫茫

1951年3月24日。

夜雾弥漫，四周一片那漆黑。

崔锦章一个人坐在屋里，翻来覆去的看手里的一张纸，其实，上面也就那么几句话：

崔锦章先生：

来信已阅，关于你的问题，现已派人前去，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望你忠实改进业务，以待人民所期。此致

敬礼

陈北辰
段永杰
1951年3月24日（注1）

（引自崔锦章1956年7月1日“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这封信是崔先生讲课时，从门缝递进来的。


几天前，听说，市委书记张烈要抓他，一时，坐卧不安，连夜写了一封信，从幼时随家受洗皈依上帝，到新政伊始当上省、市人民代表，洋洋洒洒，不知写了多少字，也没想领导有没有时间“圈阅”。但毕竟回信了，可是，却让他喜忧参半。心里还有点发毛，老是觉得“话里有话”。

正在焦虑之时，曹西贵(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走了进来。二话没说，伸手把那信“截”了过去。随后，又进来几个陌生人。

一个麻子脸对崔先生厉声喝道；“你把手举起来！”说着就搜身。

崔锦章一愣神，慢慢地举起手来：“检察长……”

曹西贵打断了他的话；“领导的信，你不是看了吗？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崔接着说““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检察长，可以告诉我吧!”

曹西贵用鼻子哼了一声：“可以，到检察署再说吧！”话罢。转身出去了。

麻子脸搜去了崔兜里的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紧接着，翻箱倒柜，噼里啪啦，西里轰隆，吓得孩子直哭（43天的女儿、2岁的儿子）。5岁的美玲依偎着爸爸，她的一只冰冷的小手在爸爸的手心里握着。

当警察的手在一个盛书的箱里翻腾时，美玲说话了：“你翻什么？那是我的书。”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发出了不平的声音，真让老爸心里有些震撼。

突然，警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原来，搜出了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19个金元宝、26个金戒指。这些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有崔锦章开业6年的积蓄和夫人结婚时娘家的馈赠以及在华昌工业社入股的利息。其中，有教会委托崔先生保管的（崔兼任“司库” ）：教会所有的1个元宝和3个戒指；还有郭慕深Karen Gormsen（注2）为几个孩子所留下的3个金元宝。

几个警察麻溜地把“金货”收拾在一个包裹里，又把崔先生的毕业文凭和照片用报纸包起来。

这时，崔太太（王澄美）从外边回来了，眼前是瓢朝天碗朝地的，一片狼藉，她望着丈夫，眼神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

崔先生的耳边又响起了妻子的“絮叨”：“你身体不好，担任不了。那么大的医院，又没有好大夫，你累死也干不好。再说了，政府要的那地方，你去了要遭到误会。”

……

一个警察冲着崔先生一甩头：“走吧!”

美玲拉着爸爸的手：“爸，我们不去么！”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崔先生犹如万箭穿心：“玲儿，听话，去睡觉吧！”又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去睡觉吧!”

警察把崔太太和孩子赶到一间屋里，把其余几间都贴上了封条。然后，一个警察掏出绳子来捆绑，崔先生说：“同志，还用绑吗？你叫我跑，我也不能跑啊！”

崔先生太单纯了，他不明白，“杀猪”绑起来是怕“跑”了，而绑人也是一种象征，到了这种地步，人不如猪了。

两个警察架着五花大绑的崔先生从楼里出来，身后是孩子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夜雾弥漫，吉普车前人头攒动，人群中喊了一声：

“我们有个要求，请政府告诉我们，崔院长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赶紧让开，别把我惹火了!”这是曹西贵的声音。

警察推开人群，把崔先生塞进了吉普车，曹西贵猫腰钻了进去，一挥手，汽车闪着混浊的灯光，驶出了教会医院。

浓雾淹没了一切，汽车向城东奔驰。跑了一段路后，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小山包下，随着汽车喇叭的鸣叫，一阵沉闷的铁器摩擦声，眼前拉开了一道厚重的铁门，夜雾中闪烁着暗淡的灯光，这是安东的东坎子监狱。


（注1）陈北辰（1915——1983），沈阳人，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 1947年，先后任安东市民主政府秘书长，中共安东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长等职务。1954年后，从政于辽宁省。

 段永杰（1921——1978），生于齐齐哈尔。在北平读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1950至1964年，先后担任安东市副市长、市长。

    （注2）郭幕深小姐Karen Gormsen（1880—1960），系丹麦教士，安东基督教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办者。


血染铁窗

监狱西北角的一个“小号”(禁闭室)， 狭窄、阴暗，没有窗户，墙上结了一层寒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腐朽的地板上卷着一床被褥，抓一把湿漉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

偏僻、背静，听不到人的声息。灯光惨淡，崔先生神情发呆，好像一尊石像似的。一会儿，他慢慢地躺下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棚，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耳朵里响着曹西贵的吼声：

“这完全是为了拯救你，我们对你是争取改造。我给你说明白，你的生活还不成问题，在你改造好了以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你崔锦章还会有用的。哼！可能起个小作用吧！傅作义怎么样？那有多厉害呀！列为战犯，但当他回转以后，党还把安排在中央政府。你比他还厉害吗？！这里的生活和你家可能是天地之差了，你可要守规矩啊！”

这些漫不着边的话，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眼皮沉甸甸的像挂了一层铅，朦胧之间睡着了。

实在是身心交瘁了，从接替倪乐圣Marie Nielsen小姐（丹国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 1950年12月回国）那天起，仿佛陷进了沼泽，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而且越陷越深，以至有些窒息的感觉。

从清理备品、药物；编制人员、建章立制到“招兵买马”。既要履行院长的职责，又要身先士卒。他不但是眼科医生，又是助产士。被捕前一天半夜还被叫醒，去为一个难产的女人分娩。除了数不清的纷乱缠绕其身，更难以抵挡的是“明枪暗箭”的袭击。早已焦头烂额了。在监狱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宾至如归，僵卧在冰冷的地铺上，酣睡至天明。醒来的时候，发现褥子已冻结在地板上。

一个狱警递过来几张纸，叫他交代“罪恶”。并且，告诉他一天只许上三次厕所；除了8个小时的睡觉，其余16个钟点都要像僧人那样盘腿打坐，不许晃动，不许闭眼，更不许躺下。如有违规，就“倒霉”了。虽然那时没有“电棍”，但折磨人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

深夜，北风偶尔传来几声野猫的嘶叫。囚室如冰窖般的寒冷，崔先生围着被子，面壁而坐。到了晚上，坐得地板上的冰化成了水，第二天早上，水又结成了冰。

最让他心急火燎的是，没人来提审他，掐着指头算，几天过去了，仍见不曹西贵的影子，这是为什么呢？崔先生一次一次的向狱警“报告”，请求曹检察长提审。

本来沉疴在身，难抵折磨，自然，旧病复发了，连续高烧、咳血，身体瘦得吓人，就像一幅骷髅架子。

他心里头害怕，有一天没熬过去，糊里糊涂地死了。
 




        20世纪40年代崔锦章先生和夫人王澄美及女儿美玲、儿子世光。



“丹麦特务”

3月30日晚上，曹西贵显身了。

这是第一次审讯。

曹西贵板着面孔说：“你要把自己的事，由远到近，都交代出来。要好好的坦白，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白的，说是黑的不行，黑的，说成白的也不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说，政府也是知道的。坦白的就从宽，抗拒的就从严。”

崔锦章说：“我的事情就是那些，都已经写在纸上了。政府‘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指出来，我再没什么可写的了。”

曹说：“你不要顽固，也不要封闭，政府给你指出？我说你杀了一个人，你杀啦？你痛快点儿吧！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然后，我再找你谈。”

说完，抬起屁股就走了。  

4月17日，二次审讯。

开头，曹检察长问起崔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其实，这些，早已掌握在大的手肿了，只不过在“声东击西”——

“你把发报机藏哪去啦？”

“什么发报机？”

“就是你的那个！”

“我家只有一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再没有别的无线电器材，我从来没有见过‘发报机’什么样，哪来的‘发报机’呢？”.

 “你好好说说，你的电匣子是什么样的，多高多宽多长，是方的还是圆的？”

“伪满标三型都是立着的长方形。”

“还有呢！？”

 “要是‘还有’可就奇怪了。”

 “你老婆说有。”

“那可真是奇怪了，检察长最好把我带回去一趟吧！”

曹的鼻子哼了一声 “要是找出来，可以杀头。”

崔先生如梦初醒：“检察长，你抓我就是为这个电匣子吗？”

崔先生想起了曹西贵审讯李凤英的事，说是丹麦人郭慕深Karen Gormsen走时留下了一部电台，崔锦章把它交给了护士李凤英密藏，曹西贵逼迫李交出来，最后，掏出了手枪吓的小护士“歇斯底里”了。

检察长找“电台”，不过是望风捕影。丹麦人郭幕深临走时，变卖家私，她的一张小方桌、一架大挂钟和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一起作价给我了。

贵贱都好说，就是这电匣子，成了崔先生手里的“刺猬”。因为，在那个年代，公安局规定不准偷听听敌台。换句话说，就是不准收听“短波”。要是被发现，是要蹲监狱的。崔先生本想卖掉，没碰到买主。但也不敢拿回家，就放在郭幕深的厨子史录庆那里了。

谁知厨子也害怕，就叫女儿史德珍送还给崔先生。一天晚上，他女儿就把电匣子从墙头上递给了崔家的厨子隋传中。当时，崔先生想把它交给派出所，但又怕人说“怎喊捉贼”，反咬一口。于是，厨子就把它拿到楼上，藏在一个墙旮旯了。

在抓走崔先生的晚上，厨子吓得把电匣子捧到山后，偷偷地砸碎，埋了。

后来，在警察审讯的“威慑”下，厨子带着警察从土里挖出了“碎片”。 警察经过“验尸”和推理，认为“疑窦丛生”——

“崔犯需要继续弄清的问题如下：

1、该犯被捕后，崔妻将美制电匣暗地破坏，与其伙夫隋传中同埋于后山。后找其佣人隋伙夫谈话，隋即将情况暴露，领着我们将其破坏的电匣零件从山坡扒出。经检查可疑地方：

一、崔锦章与其妻均不承认有电匣子；

二、经检查被破坏的电匣零件中，有一个八号至廿号粗细的铜丝线绕的，确系是个发射线球在内。此线球如有其它零件相配合，是能向天空发射电波的，也就是说不仅能发报，而且能发话，这个问题至今尚为弄清。

2、崔锦章在伪满时、曾到青岛、徐州、济南等地数月，情况不详；

3、丹国人郭幕深走时，交其电匣子一个，但不知电匣子性能，崔犯不供。

——摘自安东市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崔先生一直蒙在鼓里，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一个“潜伏”的“丹麦特务”。早知如此，打死也不能接丹麦老太婆那个破“玩艺”呀！可是，谁能想出这么离奇荒诞的“瞎话”来呢?老百姓有话，早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呢！


《 蒋委员长赞 》

崔先生面壁而坐，心里想着：总该有出头之日了。因为，自己本是一个清白之人，“打造”成“丹麦特务”，岂不是“皇帝的新衣”吗？

然而，事情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2日，第三次审讯。

曹检察长携来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姓高（高正华），联手提审崔犯。

俗话说，来者不善。这位高警善于“骂阵”。古时打仗，有在阵前叫骂的，以此激怒对方应战。比如“无胆鼠辈，缩头乌龟”，还有殃及父母甚至十八代祖宗的。但是，党教育出来的“高警”，总会“文明”吧！——

“我看你有些急躁，你不要急躁，也不要想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你是学化学的吧！你回到小号里把自己好好化验化验，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依我看，你是个流氓、土棍，你骑在什么上就拉什么屎，你骑在白的上就拉白屎，骑在黑的上就拉黑屎，你在伪满时拉绿屎，在国民党时期，你就拉白屎。我们来了，你又想欺骗我们，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摘自“上诉书”，下同)

崔先生愕然了，怎么说出这样一一番的话来呢？令人“口将言而嗫嚅”，接着，对方又打来一个杠子：

“你不要辩驳!你称赞蒋介石么？是他领导的抗战胜利么？”

崔先生不由得又愕然一怔，怎么翻腾起“陈芝麻了烂谷子”来了?

1945年的秋季，江水清澈，金风飒爽。

安东人沉浸在祖国光复的欢乐的日子里。

街上响起了咚咚锵的锣鼓声，劈劈啪啪的鞭炮声，扭秧歌、踩高跷的在马路上撒起欢来。还有游行的人羣，挥着拳头，喊着口号，有的敲起铜盆，站在路旁白发苍苍的老人笑着拍起了巴掌。

“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

望着自发的游行人羣，没有乐队，没有歌声，只有锣鼓，崔先生感觉似乎少点什么，还不够振奋，还缺乏雄壮，长久压抑、愤懑的心情，还没有像打开闸门那样，浪花滔滔，一泻千里。蓦然间，他的心里流淌着一股音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

“抗战胜利了，祖国光复了，人人都在欢腾歌舞。我也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出来我的欢乐心情。我看到街上游行的人，只在敲锣打鼓，连一个歌子都不会唱，我想，若能找几个中国歌，交给大家唱唱，那么游行的时候，就显得威武了。”

崔先生的太太王澄美，少时从师俄国一位钢琴老太，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钢琴是她的选修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教堂的司琴，可谓那个时代的音乐人。

听了先生作歌的想法，她从一个收藏乐谱的箱子里翻出了一本歌集，是汪精卫政府时期的。从歌词来看，有国父孙中山的《大中华国歌党歌》，也有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的《华夏歌》，还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国旗歌》。虽说是“古董”了，曲子倒有些个中国味道。但里面有“反共建国”的词句，崔先生感到刺眼，这倒不是“亲共”，只是想，打跑了倭寇，也该建设了。不是说要握手言和，“和平建国”吗？“反共建国” 的口号过时了吧！于是，凡是“反共建国” 的字样，都改写成了“和平建国”。
先生又想，不能光是“炒冷饭”，也应当有自己的东西啊！于是，让太太找来两首曲谱，琢磨起填词来了。可是，脑子空空如也，写点什么呢？
如今，大地重光，又见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寻根思源，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就唱一首歌，告慰一下在天之灵吧！
又想到，晚清以来，帝国就像“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成了屈辱与落后的象征。而抗战的胜利，一扫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阴霾，真是百年屈辱，洗于一日。

那么，是谁掀开了起死回生的重要一页，让中国人找回了失去的尊严呢？换言之，这场引以为豪的胜利，是在何人的领导之下呢？

在满洲国的报纸上，看到的是打倒“蒋政权”的话题。七七事变后，崔先生在营口教书的时候，听人家讲，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如此看来，抗战胜利是蒋先生领导的了。听说，陪都庆祝胜利大会，举着着四大领袖的画像，其中，就有蒋先生啊！

最后，编辑了三十一首歌曲，起名《中华复兴歌集》。其中，署名崔锦章作词的有《国父颂》、《蒋委员长赞》，还有两首是《国民新觉悟》和《起来大中华民族》。

崔先生感到一肚子的委屈，仿佛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无论是《蒋委员长赞》，还是《国父颂》，都是欢庆国土光复，再也没有别的意思呀！看看歌词，就明白了。东北沦陷后，伪满新闻封锁，谁知道山沟里的游击队呀！再说了，作歌是在光复之际，共产党还没来呢，也就是说，那是无政府时期呀！

对于崔先生的解释，姓高的烦了：“你辩驳什么？”

曹说：“我们苞米饼子有的是，你糟践几千个不要紧！把他带回去！”

……

压伤的芦苇

脸上涂抹着“丹麦特务”的油彩，又揪起了“反动” 歌曲的老账，真是“横陇地拉车，步步是坎”啊！

7月上旬，最后一次提审。

曹西贵：“你一个劲儿的要求提审，我来了，你要说什么？”

崔锦章：“检察长，你把我关在小号里，整天坐着，叫我想问题，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你没有问题，我们把你押进来了，难道政府抓好人啦？”

“好人也罢，坏人也罢，我进来快四个月了，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吧！从伪满到如今，我就在安东，哪也没去，我做的事，邻居朋友都清楚。”

 “我说你到日本去了么？我说你到美国去了么？那蒋介石坐在南京城里，他哪也没去啊！你把你的问题看简单了，你四个月？你四个月！？我们苞米饼子有的是，你糟蹋几千个也不要紧！”

 “检察长动不动拿我比傅作义，比蒋介石，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我除了读书，就是做医生，我还有什么呢？”

“上次问过你，‘罢演’《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是不是你的主谋？”（独幕话剧《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王昌定）

“实在是冤枉啊！检察长，你可以去调查，那是因为剧中人要撕毁耶稣像，要基督徒做这样的表演，于心不忍哪！这纯粹是信仰的问题。”

 “你说‘信仰’，那反革命分子也有他的信仰，你的信仰超过政治么？”

 “我的信仰没有超越政治。不过后来‘换剧本’，不是我发出的，是信徒们提出来，我请求政府批准的。”

 “你不是教会的负责人吗？”

 “教会不是有合法地位吗？‘信仰自由’不是写在‘共同纲领’上吗？”

说到此，曹西贵话锋一转：“你应当悔过。”

崔说：“我是应当悔过，我没有早日参加政府工作，（注3）只图自己的安逸，为教会的事业，我去基督教医院了，这是我的过错。‘演戏’也好，‘作歌’（《蒋委员长赞》）也罢，我也难辞其咎 。不过，我若是早日参加革命，立场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我想，这些毕竟都是思想意识问题吧！给我个教育，今后做警惕，也就是了，够不上犯法吧！”

曹说:”这不就是给你教育么？”

崔说:“检察长，让我工作吧！我今后一定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思想信仰，一心一意地跟共产党走。你光把我圈起来，把好好的一个人硬圈坏了，这有什么好处？能起个什么作用？我学了医学，读了18年书，还没把所学的东西发挥出去，就这样埋没了，这是多么痛心啊！何况，我还是个用功的学生，自从念书我就学的扎扎实实，怎么好就被自己的政府抛弃了呢？”

崔先生有些激动，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伪满年代，报国无门，天天盼望祖国光复，好在祖国光复了，但我并不知道国家的政治路线。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传下来的教会圈里读书，一向不问政治。所以，在思想上知道‘爱国’，但不知怎么去做。爱信仰、爱教会，有时候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只要政府能宽大我，我再也不能把别的思想作为信仰了。让我工作吧！检察长。”

检察长说：“工作，工作？！你犯法啦！叫你在小号里呆着这是惩罚你！你净出来耽误我的时间！”

接着，喊了一声：“把他带回去！”

从此，检察长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注3）“1949年省卫生处长何景福动员我去卫生处或省立医院工作，我因肺病未能同意前往。同时，市卫生局长赵凤阳曾对我说，省里工作太累，你若参加工作就不如到市里。
（崔锦章1956年7月1日“上诉书”）

茫茫雪暗天

1952年12月30日，东坎子监狱的院里赶进来一挂马车，令人好奇的是马脖子上挂了一串碗口大的铜铃，跑起来格外的洪亮，当啷当啷，老远就能听到，这是公安局的“警车”。

崔锦章和四个犯人被蒙上着脸，坐上这挂马车，一路颠簸，当啷当啷的，等马车停下，摘下“进山罩”时，才发现来到了安东市法院。然后，几个人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墙上悬挂着毛的头像，原来这里是法庭。

一个女法官声音尖尖的，宣布开庭之后，没有律师，没有庭审，开板就唱，一竿子插到底。

“下面开始宣读判决书”——

“反革命犯崔锦章……”

这话一出口，崔锦章的头“嗡”的一声就像猛然挨了一棒子，头晕目眩，颤颤巍巍的。蹲了600多天的监狱，折磨得耳聋眼花，虚弱不堪，仿佛一个痴呆的人。冷不丁一棒子打来，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一直到末了，也是宣判的高潮，最要命的一句听清了——

“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

霹雳一声，崔先生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

他挣扎着，稍稍定了一下神：“判决书上说的与事实真相不符，希望政府再做调查。”

女法官好像没听见，只是急着叫崔“按押”（指纹）。

崔说：“我不能按押。必须根据事实，按照人证物证，合理合法的进行。”

女法官叫喊起来：“按押嘛！按押嘛！”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崔先生觉得硬撑着也是无济于事，恐怕还会被戴上刑具。于是，便乖乖地按下了指纹。

这时，女法官收起判决书说：“你说吧！有什么地方和事实不符？”

崔先生一声不吭。女法官说：“不准你上诉，有什么问题，你到劳改队去提吧！”

说完，转身走了。.

“法官大人，判决书呢？”崔先生没忘了要判决书。

可是，那女人头也没回，径直去了。

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马的步子渐渐慢了下来，铃铛声也不那么响亮了。

北风呼啸，雪越下越密，白茫茫的笼罩着边城。马车上了沙河桥，桥下的河，远处的江都冻冰了。

七岁那年，二哥不幸夭折了，母亲想的整天头痛，常来串门的二大娘劝说母亲去教堂。母亲说，码头的地方，咱乡下人不能去。但拗不过二大娘，就跟着二大娘进了城。然后，在小洋楼里住下了（丹国医院）。这是崔先生走向上帝的开始。

9岁时，一大家子人都受洗了。从此，崔先生和这里结下了掰不开，剪不断的情结。

北望元宝山，白雪皑皑。风雪中的小洋楼，依稀可见。眼下，基督教医院不知“鹿死谁手”了，恐怕早已被政府收去了吧！

 


崔锦章（1916—1992），眼科专家，祖籍山东栖霞县，生于安东。9岁随家（全家10人）受洗皈依上帝。之后，入读教会学校，1932年由安东劈柴沟三育初中进入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任教（数理化教员），结识同校女教师王澄美女士（基督徒）。1939年，二人在安东元宝山教堂结为伉俪。次年，考入盛京医科大学。1944年毕业后，回安东与妻共建美明诊疗所（1945—50）。

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人民代表、辽东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1950年，丹麦人回国，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1971年出狱。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