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基督教中国化”是新三自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可以解读为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肯定和号召。“基督教中国化”由体制内专家提出，最高领袖认可，三自领袖附议，用国家政治机器、宣传机器推动，其模式与当年的三自运动如出一辙。“基督教中国化”的旗手，中共打击法轮功的“理论功臣”卓新平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中，指出基督教中国化要义是：“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责令基督教界必须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建设，引导基督徒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研讨会还安排了研究佛教的学者，讲述佛教如何从“沙门不敬王者”转化到“沙门崇敬王者”，敦促基督教界学习效仿，顺服国家权力。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当局组织了许多基督教内的“国际专家”出席，力图将这一政治行为包装为文化行为。由于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曾经成功改造了所有外来宗教，形成了“政主教随”的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政主教随”的现代模板。执政党代言人国家新闻办主任赵啓正在博鳌论坛上说：“我们不是没有宗教信仰，我们有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来整合宗教信仰”；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对此一针见血：“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 “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把基督教改变为与民主党派一样的“花瓶”。


4、 依法治国与宗教政策

中国共产党18大4中全会明确的“依法治国”方针，使人们误认为中共会向宪政民主方面过渡，甚至有专家将之包装为“甲午变法”。但正是在之后中共的所有做法都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主要是没有读懂中共的报告。中共法律方面的推手强世功的解读是：“依法治国”是由以下一些核心观念构成的：其一、党大于法。“《决定》不仅强调人大、政府、法院的党组就相关重大问题向中央汇报，强调政法委对政法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而且在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中，始终贯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分散的社会‘利益’的总代表，而且是社会道德、政治信仰乃至于人类终极使命的代表。那么在党国整合的宪政体制中，党始终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威来处理宗教和国家、国家与社会、道德与法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以党治国’（the rule of party）的格局，而宪法和法律仅仅是党治理国家、提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由此形成‘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法律是主权者（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等）意志的体现。因此，政治权力或主权就高于法律，也大于法律。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甚至包括宪法都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而且党制宪、修宪所遵循的重要依据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更高级的规范。因此在党国宪政体制的架构中，党中央领导全国人大，也因此高于全国人大。由此，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依法治国’绝不能排除‘党的领导’”。其二：党的政策高于法律。“《决定》肯定了‘重大政策’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决定》明确提出‘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这就意味着立法或修法不得与现行的‘重大政策’相冲突。如果法律修改或者立法触及到了‘重大政策’，且有可能与现行的‘重大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必须要将相关问题提交‘重大政策’的制定者党中央批准。即使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也没有权力通过立法或修法来变更党中央制定的重大政策，党中央在宪法体制上高于全国人大”、“在党的政策规范体系中，‘政策’之上有‘重大政策’，‘重大政策’之上又有更高的‘方针’，而‘方针’之上还有更高的‘路线’。‘路线’实际上就是执政党指明国家发展目标和方向的最高规范或根本规范，在中国实际上构成了‘最高的法’，构成了凯尔森所谓的‘基本规范’。 ‘路线’、‘方针’和‘政策’构成一个规范体系，构成了国家法律之上的‘高级法体系’” 中国的法治模式既不是议会主导的“立法法治国”，也不是法院主导的“司法法治国”，更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法治国”，而应当看作是执政党主导的“政党法治国”。（强世功：对18大《决定》报告的解读：“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 (修远报告）”。在这个中国特色的框架下，以宗教为例，体制内专家刘澎说：“2004年，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条例》，成为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宗教立法。但这和《立法法》直接相悖，因为国务院无权直接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约束和减损。换言之，在《宪法》36条和《宗教事务条例》之间，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才能满足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中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对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事项的法律规范，只有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主审议的过程才能获得正当性。行政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如果法律空缺，就用自行起草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代行法律职能，必然产生自己为自己的工作立法，立法之后自己又担当执法主体的不正常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只有执法权，但没有立法权，行政机关所出的《宗教事务条例》是在执法，而不是立法。但是，把未经登记的教职人员所主持的宗教活动定性为非法的宗教活动，把在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既然是非法宗教活动，就成了被取缔的对象。定性为非法，就是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做为法律依据。神职人员的产生，应当是有着宗教内部的信仰标准的，按照信仰的要求，神职人员应当本着对信仰的忠诚为信徒们服务。这个服务的权利应当是宗教自由的范畴。就是宗教团体有权任命自己的神职人员而不是教外权力的干涉。至于说国家法律给予宗教神职人员合法与非法的定性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执法权更没有资格禁止神职人员为其信徒举行宗教活动。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宪法36条是宪法中专门论述宗教问题的条文，也是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最高法律依据与标准。但中国宪法具有规范的抽象性和宪法的不能直接适用性。在司法实践中普通法院无权直接适用宪法，宪法不能进入庭审，没有司法化，不能作为判案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违宪的情况比比皆是，对于违反宪法36条的问题，很难处理，违宪是最大的违法，单纯依据宪法原则解决涉及宗教的具体问题不现实，没有可操作性。在关于宗教的基本法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处理宗教方面的问题时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由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在得到授权后，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但涉及公民权利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不能用行政法规代替。按照中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从法律体系上说，用低位阶的行政法规代行应该由上位阶的法律规定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是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规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而非行政法规。处理宗教问题主要应该依靠法律，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法律制定行政法规或实施条例作为补充，但不能大面积地依靠行政法规，或者以法规代替法律。中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对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事项的法律规范，只有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主审议的过程才能获得正当性。因此，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性政策文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都是大于宪法的。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发生的宗教团体登记，宗教活动场所登记，传教自由，宗教组织鉴定，宗教出版自由，宗教言论自由，宗教自治等方面引发的“教案”分析，当局的行为都是违背普世意义的‘依法治国’而是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即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对宗教拆十字架、毁教堂、关信徒、抓牧师，搜查宗教领袖像和政治领袖像进寺庙，不准“叫拜”不准集中礼拜，大批“邪教徒”被关被杀，都是符合政策而违法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次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的：“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不要再是一场新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