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芳健


「教会如何失掉年轻人？」近几年，这题目已是基督教界内的老生常谈，走到哪裡，哪裡都有讨论，可是老生常谈了好些年，却没有甚么具体对策。笔者最近读到自己所属宗派四月份的刊物，恐怕又见到一位牧师失掉了一位年轻人……不，是一间堂会，失掉了一整代年轻人——


　　刊物登出了一位九十后的文章，题为「教会的负面形象」，为免转译错误，谨摘录原文首尾两段如下︰


　　「现今主流基督教给予外人甚么的观感，大家实在需要反思。信仰，应是在地；信徒，应该走入人群。亲身走到贫苦大众中，倾听大众的需要如同耶稣一样。我想道成肉身应是这般实践。」


　　「耶稣如何面对『罪人』？耶稣招待税吏亦不定犯姦淫妇人的罪。即使在各弟兄姊妹眼中性小众是不应该，但我们是不是更应接纳他们，让这些备受社会迫害的一群感受到我们的关心，而不是再进一步的撇弃和伤害？『有心唔怕迟』，我们实应痛定思痛，教会出现负面形象，归根究柢是甚么原因？不然，年轻一代撇弃教会实在是可以预期。」


新一代的成长背景︰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现今八、九十后的一代年轻人，无论信徒与否，皆有良好的公民意识，普遍嚮往自由、民主、法治与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这大概与整体社会风气有关。早在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轮加价，引发油尖旺大规摸骚乱，掀开一连串社会运动的序幕。之后，陆续出现「六七暴动」、「保钓运动」、「中文运动」和「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抗争事件。殖民政府意识到，二战以后，人民衣食丰足，就会追求更高尚的尊严与道德。由是，在土共左派与大中华民主派夹击之下，英政府慢慢放权，香港人获得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日益增多，久而久之，所谓的香港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法治与平等，便渐趋成形。然而，只有失去，才会学懂珍惜。七、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由起飞到如日中天，受惠于英国政府建立的完善法制，统治者赐予厚恩，香港人身在福中，亦未觉其重要。直至九七归政，香港先遇上金融风暴，再被「沙士」重创，经济放缓，有人烧炭身亡，有人抱楼自危；同时，中共政府收紧香港人的自由，差点儿就立下「国家安全法」（廿三条）：于是，无法追求经济增长，社会主流声音变得「泛政治化」，无论报纸写稿佬抑或电台主持人，三天五日就以「自由平等」这些核心价值批评政府。自此，吹响了自由的风声。


　　另外，一九八九年起，国际社会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围牆倒下，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南非抛弃种族隔离政策，昂山素姬赢得缅甸大选……而由英美等民主国家把持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也站稳了阵脚，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因着经济利益而鬆开独裁的缰绳——时代的巨轮，滚上了民主社会的大道，历史，永远不会开倒车。更重要的，是廿一世纪以后，互联网急速发展，普罗大众毋须通过传统的媒体接收资讯，结果走在科技最前线的年轻一群，便因此接触到上述的「普世价值」。再者，教育制度改革，令学生懂得甚么是理性与逻辑，面对社会议题，年轻人拿出尺子一度，孰是孰非，也粗略可知。


教会的回应︰身体力行，走入社群


　　在社会的洪流与巨变之下，香港的教会，又处身在怎样的位置呢？年轻人面对社会议题，懂得用理性的尺子判断是非，难道回到教会，对着满腹经纶的传道人，会乖乖坐下来，唯唯是诺，囫囵吞枣般接受「教导」吗？在这个事事讲求「充权」的社会，普通如网民都可拿着《版权条例》，跟堂堂大律师与立法会议员侃侃而谈，斟酌一词半句，那么，「神学」也不再是传道牧者的专利。如果解释圣经时，没有一个「经得起理性与逻辑批判」的说法，如何教年轻人口服心服？社会讲求多元共融，年轻人看到耶稣深爱罪人，教会长执单单拿着几段经文，说同性恋是罪，就可以责难他们吗？有人对犯罪的同志深痛恶绝，与此同时，又对不义的政权包容体谅，看在年轻人眼中，又会有甚么想法？


　　再退一步说，教会领导是否明白年轻一代需要甚么？现在是廿一世纪，早不是八、九十年代。从前娱乐匮乏，年轻人不易交朋结友，很多人回到教会，是为了週末週日有地方歇歇脚，打波吹水，识男仔识女仔，团契活动也不需精彩，玩点小组游戏，播一两套电影，已可讨人欢心——事实而言，明裡暗裡，很多教会亦以此作招徕。可是到了今天，要娱乐要朋友，后生一代有很多选择，排先序后，教会一定榜上无名。撇下五光十色的世界，走入单调平凡的教会，要找寻的，是动人的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


　　圣经中的耶稣，是爱人如己和疾恶如仇的人，自然而然，年轻信徒亦期望诩为「基督新妇」的教会，会有拿撒勒人的影子——说得实在一点，爱与公义，是上帝的属性（personality），是耶稣的属性，也应是教会的属性。香港近年政治纷争不绝，教会更应站出来——不是指摘谁是谁非，「你有罪佢犯错」的大说一通，而是要身体力行，带领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而不是，服膺于权贵，由他人牵着鼻子走，或是走另一个极端，抱持「政治中立」，在教会专主敬拜，等候上主亲自审判。就算因着种种原因，政治压迫也好，财政考虑也好，不走上街头大声疾呼，也应走入人群卑身服侍，与弱者同行——而不是，圣诞搞次报佳音，暑假搞个嘉年华，就以为服侍了社区——那是自我安慰，更是自欺欺人。对内，与信徒认真讨论圣经，以专业的神学训练为工具，排解信徒对圣经对信仰的种种疑惑。遇有质疑时，不要再「只」奠出拉丁或希伯来原文，而是应用圣经准则去判断事理。牧者与时并进，自我进修，认识、了解以至研究新兴的神学派别和政治论述，如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的「第三路线」、杰布斯（Eddie Gibbs）的「新兴教会运动」、甚或「城邦论」及「本土论」，检讨个人所学，引导教会发展。


入世与出世的界线


　　最后，说回篇首提及的九十后年轻信徒，写下了〈教会的负面形象〉后，该刊物的总编辑，亦是那年轻人的堂会牧师，在文末如此回应︰（为免断章取义，全文摘录如下）


　　「佔中前一两年，我在教会中问过一些年轻人，可否成立小组讨论社会时事，然后将共识写成文字，向政府表达意见，但没有人响应。一次佔中，大家都走出来了。这时我反而要问︰『高铁』、『三跑』、『版权修订条例』真的一无是处吗？反对是绝对的善，绝对的公义吗？不加入反对行列就是绝对的恶？教会就『离地』，不属基督的吗？我觉得仍有讨论空间。若警员违法使用暴力，应该尽快受审；若市民违法使用武力，也该同样对待。这也是教会应发出的声音。要表达意见，不必等基督教界。但将某些事情和态度绝对化，再作出道德判断，也不是教会应该做的事。」


　　由小至大，笔者经常从父母口中，听过「唔好做乜乜、唔好做物物」，但却很少听到「应该做呢样」或「应该做嗰样」，我想，这也不会是信徒对牧者教导的期望。如果将事情态度绝对化，是不应该做的事，那希望教会告诉新一代，甚么是应该做的？如果反对高铁与三跑不一定是绝对的公义，那圣殿摆卖也不一定是恶吧？耶稣口出恶言，辱骂法利赛人，更不一定是绝对的恶吧？凡事无绝对，那有否相对？在相对的恶与相对的善面前，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应说说理由。


　　或许是篇幅所限，牧师不能回应太多。希望牧师回到堂会以后，会与年轻人讨论，告诉他在纷乱的世代裡，基督徒的角色应当如何？对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建制派反对派各打五十大板之后，是否就算「入世」？看到邪恶滋长，基督徒应否挺身指摘？面对着千亿大白象和牴触创作自由的法例，基督徒应否反对？请教会以理服众，以圣经真理说服年轻人，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实践信仰。不然，年轻一代撇弃教会，实在是可以预期。


　　（作者为宣道会会友、八十后信徒。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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