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璋


「『六四』对基督徒的信仰反思」这个题目，我听了廿一年。记得廿一年前的今晚（五月十九日），大家静候中央重要的讲话，到第二天，四万名香港市民冒着八号风球的狂风暴雨到「维园」集会，并游行至新华社，抗议北京政府实施戒严及污衊学生爱国运动。到「六四」当日下午，在香港有上百万人游行，并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集会。不少当年的教会领袖都站在街角主要位置，领导群众，又有不少堂会的领袖高举教会的名字，带领着弟兄姊妹一边游行，一边唱圣诗。很多大宗派与小堂会都登广告声援学运，谴责暴行。有机构建议堂会将每年六月第一个主日定为「中国主日」，为中国祈祷。


到今天，我觉得中国仍处于「六四」的苦难状态之中，意思就是「六四」仍未过去。因此，这并不是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到今天，死难者仍然蒙冤，难属（特别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仍未能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流亡者仍未能返国，百姓仍然噤若寒蝉，不准谈论一切有关「六四」的课题，网上言论，全被封锁，敏感时刻，有民运人士更被软禁在家。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以信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核心。若然我们连廿一年前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都可以忘记，我们又哪有资格去讲论二千年前的救恩故事呢？


有人不明白为何今年突然有一班称为「八十后」的青年会跑到社会的前线上跟强权抗争？其实，「六四」的时候，他们仍是个小孩子，可能不知发生甚么事情，只是被父母拖着或抱着去参加游行，有一个「八十后」青年对传媒说：「我就是从父母脸上的一滴眼泪开始去认识中国的。」我听到之后很感动，原来过去二十一年各式各样的游行与集会活动并无白费，它们孕育着我们下一代的良知。


一、天天背起十字架──受苦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甚么益处呢﹖』」（路九23-25）


廿一年前，学生主要的口号是「打倒贪污」与「打倒官僚」。今天，情况比当年更为恶劣：刘晓波以和平手法提出《零八宪章》，为中国前途进言，竟在圣诞日被重判入狱十一年！我要在此强调是「圣诞日」，因为中共对「敏感日子」是很顾忌的，它刻意选择在「圣诞日」宣判，显然对基督信仰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谭作人在四川「五一二」地震之后，四出查证「人渣工程」的罪魁祸首，竟然反被判刑五年。赵连海本来是「毒奶粉事件」的受害人，但竟荒谬地由原告变成被告。这些事件和名字令我们醒觉，我们正活在比廿一年前更黑暗的世代，是「律法放鬆，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的世代裡。（哈一 4）


郑宇硕教授说：「知识分子的特徵，应该是重视人的尊严，是作为社会良知的承担，不会轻易卸责。」今天，作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岂不是更应该加上一份「背十架」的受苦情操吗？


二、时间的考验──盼望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十三30）


基督信仰的另一特徵，就是盼望，苦难总有终结的一天，我们的盼望就是主再来。初期教会有信徒甚么也不做，等主再来，结果被保罗教训（帖后三11-13）。信徒一代一代的等，不是甚么也不做，而是努力活好每一天，甚至献上生命，为主殉道，让教会一直成长到今天，让福音传遍世界。究竟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耶稣自己曾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廿四36）信徒等主再来，原来已经等了超过二千年，我们等「平反六四」，才只有廿一年，但其中可以让我们知道，时间对于我们的信心，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记得当年「六四」后，有位牧师激动地预言：「共产党三年内必定垮台！」谁知，他的预言竟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了。有不少的信徒因着对「六四」的悲情和对「九七」的恐惧而灰心移民，但随着局势表面渐趋平静，有些人可能对当年自己过激的行为感到后悔，由当年在游行队伍的龙头，转移到龙尾，最后不见踪影。这个情况，有点像耶稣所说：「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十三30）


三、自高的必降为卑──谦卑彼此服事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廿三11–12）


香港现存（二○○九年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调查）有一千二百五十间华语堂会，各适其适，我相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香港人敬拜上帝和认识上帝，各堂会都有不同的特色，我们应彼此尊重。早前，一位牧养近万人大堂会的牧师跟我一起坐下吃饭开会，谁知他一见到我，噼头就说：「林国璋，是不是所有『搞屎搞棍』的，都去了你的教会？」感谢上主，让我有良好的ＥＱ（情绪智商），没有即时离场，但我深深遗憾那位经常有意无意仗着自己的财势去侮辱别人的「牧者」。今天，香港教会其实愈来愈分裂，一个议题，就可以把我们搞得支离破碎。我小时候在教会，眼见着很多比我大的兄姊离开教会，因为他们抱怨教会不吃人间烟火，对世事不闻不问。今天到我有机会去牧养教会，我当然不希望让这情况再发生。因此，我们每週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和为无辜被囚的朋友献上祷告，每天跟那些受苦受难的朋友走在一起。感谢上主，今天教会裡面没有一个人批评教会不理世事和不吃人间烟火，只会埋怨我们做得太多。


几个月前，我们在落地大玻璃上贴上十个大字：「要唱和谐歌，释放刘晓波」，我本来想着过一段时间就把大字撕下，谁知弟兄姊妹却要求贴至刘晓波获释那天。


程翔老兄有一次跟我说：「我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公义，为甚么教会对不公义的事情却默言不语呢？」感谢上主，我相信，我们追求公义，彰显公义，是可以叫人感动，叫人更加全面去认识我们所相信那位又慈爱又公义的主。


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说：「一种简单的基督教道德主义劝告人不要自私。而一种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则必然鼓舞人去创造种种公正的制度，这些制度将拯救社会和人脱离自己的自私。」（A simple christian moralism counsels men to be unselfish. A profounder Christian faith must encourage men to create system of justice which will save society and themselves from their own selfishness.）我希望有一天，廿一年前香港教会空前的合一与团结，一起向作恶的当权者说不勇气，能再次重现。


我希望香港教会能作为香港社会的先锋，在追求公义的道路上，能够成为香港人导航的明灯，让香港人藉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更多去认识上帝是一切公义的源头，而不只是沾沾自喜地在人民大会堂裡当掌权者的贵宾。


（本文为作者于「廿一世纪‧廿一年‧中国哪裡走？」六四廿一週年纪念研讨会上之讲稿。研讨会于五月十九日在九龙佑宁堂举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