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

1860年，基督宗教再次获准进入内地传教之后，教案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重的，有文化冲突、民教冲突、谣言揭帖、土地纠纷等等，但其中土地纠纷引发的教案最多。土地纠纷引发的教案中，丰镇教案以其纠结时间长、涉案人员广泛、土地纠纷的复杂性，位于各教案之首。本文以丰镇教案为中心，对丰镇教案中的土地纠纷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认识土地纠纷引发的这一类型教案的原因和特点有所裨益。

一、丰镇教案述略
丰镇教案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终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历经13年。案情较为复杂，牵涉其中的除教会、教民、地方官员外，还有蒙古地主、蒙官、非教民等等。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明晰，有时是同时发生的，但也有一个大致上的时间顺序。

（一）1861年—1870年：教民段振举指争荒地案
教案发生地点在山西丰镇厅黄榆窊村[1]。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教民郝朝昇赴此处租地垦荒，道光年间又有教民池进禄、段佑等人来此地谋生，都以租种巴图孟克及其后人承启的田地为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原先的荒地被“垦荒成熟”，各户“于该处建盖房屋”[2]，慢慢形成了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三百多人口的，以教民为主的村落。

教民租种的田地共计百余顷，在支付地租的问题上，教民先后两次向卢太（承启的家丁）交押荒钱400串文，并议定每顷每年交地租钱10吊，秋后交纳。如此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但至咸丰九年（1859年），有达佐领控诉承启越界私垦，承启则疑惑家丁卢太“原放地租尚有不实”，于是“向各地户加增租资，或另行招种”。但以段振举弟兄为首的地户，“均不肯将地腾退”，于是“各地户摊出地租银二百零三两”，“所有房屋地亩仍令段振举等各地户照旧居住耕种”。段振举等人“深恐日后复有加增租资之事”[3]，于是赴京呈控。但段振举等租种承启地亩，属于蒙汉私相授受，地方官拒绝受理此案。正当段陷于窘困之时，天主教驰禁，传教士和教民皆受保护。于是蒙古宗座代牧戴世济（Francois-Ferdiand Taglibu）呈请法国全权大臣准行呈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示公文，将空闲牧场给予教会。段振会（段振举之兄）从西营子教堂借得银两，旋即赴京，经法国驻华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状。总理衙门咨行山西巡抚和察哈尔教统等转饬属下从速查办此案。此案由一场土地纠纷案件转化为教案。

大同知府李汝霖、署丰镇厅理事同知福祥署理了此案。在查明事实之后，令承启将所收203两租银退还教民，仍令教民在原处居住垦种。对此，法使美理登（Bardon de Meritens）通过哥士耆（Kleckowski）进一步提出，教民开垦荒地“自应按照开垦荒地例，每亩完纳一分四厘图课。俟垦成之后，再行升科。此项即由本处地方官征收。”如果教会的要求得到施行，就意味着这批教民将由“私垦民户”变成合法的“升科地户”。[4]

教会和段振举等人的行为引起地方官不满，因为此案触碰了口外蒙古牧地不准私行垦种的既定法令和制度，如果地方官府给段振举等发给准许住垦的执照，便意味着承认其私垦的合法性。总理衙门虽称不能“遥制”此案，但依然授意地方官府处理此案。地方官府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地主承启与达佐领正为教民垦种的这块地互讼，产权并不明晰。地方官员告知只有户部公布处理结果，才能处理教民与承启的地亩案。等待户部公布结果，是一年之后了。随即，总理衙门着地方官员为教民办理地照。

但是，先后因冰雪覆地、难以丈量，地主承启迟迟未到一直拖延。至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教民又以田内禾稼，处于收割之际，此时丈量土地，有碍庄稼为由，推迟丈量土地。尔后，地主承启提出“（教民租种的土地）曾有与正黄旗牧地毗连，并与佑安寺香火地鄂博交界接壤。”丈量地亩，必须“会同旗员先行分明界址”，否则日后争端不断。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地方官员会同蒙旗官员、达佐领至黄榆窊村丈量土地时，达佐领百般阻扰。教会与地方官府多次交涉，一直未果。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地方官员都拒绝为教民办理地照。

同治八年，蒙古教区副主教司牧灵（ Smoreburg Antoon – Everhard）向罗淑亚（Count Julien de Rochechouart）禀称：教民“所受教外官吏民等残害，难以枚举，因此无能劝化外教归化。而教内之人尚有居囹圄者，或受酷刑残虐者，故而若人背天主教者，不能尽数。”[5]司主教希望罗淑亚能帮助教民解决丰镇厅地亩案，以维护圣教。当年六月，罗淑亚至晋省游历，途径丰镇厅西营子教堂，被当地教民的贫困所震惊。他询问西营子教堂的传教士该如何解决教民的贫困问题，传教士表示让他帮助教民解决丰镇厅地亩案。回京之后，罗淑亚函致总理衙门，要求迅速处理丰镇厅地亩案。

同治八年十一月，地方官员程豫、承恩、成锦，会同达佐领、祐安寺喇嘛、承启、教民段振举等人，丈量土地，指明边界。令地主承启“将从前得遇押荒钱文，作为地价，写立约据，将地推与段振举等永远管业。”[6]再次经过丈量、刨挖壕沟，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最终升科。教民终由“私垦民户”变成合法的“升科地户”。[7]

（2）1871年—1872年：教民与张理厅村民的土地纠纷
同治十年（1871年），大同府知府程豫禀，大青山教民李贤等先后赴张集儿巡检赵梦松处喊告，称其“在青山尾种地，被直隶张理厅万兴张村民人张鹏等勾结四村二百余人，群殴霸地，打伤教民男妇六名口，抢去受伤人二名并牛马等物。”[8]

地方官府审讯之后得知，教民与张理厅村民在一块与黄榆窊村毗连的田地上存在争议。这块田地有20多顷，原为达佐领领地。达佐领于同治二年，将此地租与张理厅玻璃沟、王茂沟、万兴张村、旧庙沟四村民人开垦，耕种已有几年。但同治九年（1870年），达佐领突将田地指给教民，不准民人耕种。民人为继续耕种，出银八百两，并“陆续交给巴图纳逊等小数钱一百余干”，希望重新租回田地。[9]但支付钱款之后，巴图纳逊态度暧昧，村民没能要回土地。至春天耕种之际，村民一时情急，殴伤教民王生秀等人。

在审理案件之后，地方官员并未深究达佐领的过错，而是由达佐领的下属巴图纳逊和家丁李福儿承担了该案的后果。巴图纳逊受鞭责，李福儿递解回藉。并将张鹏等民人所交田款追回。

地方官员自认为如此判案“各清各业，两造输服无词”，“可永绝争端”。但并没能解决张鹏等村民的实际生存问题。在结案不到一年的时间，张鹏等人又有“越界填壕，殴伤教士”的行为。[10]在地方官员追查滋事缘由之时，口北道奎斌一语中的，“俾有生路，庶可永息争端”[11]，提出另拨田地给村民垦种。奎斌的建议受到李鸿章的称赞。最后，办案官员依此思路做出了最后判决：争议地亩仍归教民所有，张鹏等村民补偿张理厅辖区内的一块荒地。

（3）1870年—1873年：教民与教会争夺土地的所有权
在教民与张理厅村民土地纠纷案没有完全结案的时候，教会又提出让教民将地全行归入教堂。

教会提出此主张的理由有二：
第一，教民曾向教会借用银两2200两，愿意将土地献给教堂以抵还银两。
第二，教会称教民因为畏惧地方官员，也情愿将土地捐给教堂。[12]

但当程豫等人审问段振举等教民时，教民称“（田地）开荒成熟，竭尽辛劳，数十百家藉以仰事俯离，一旦归入教堂，实无生计。”[13]在调查过程中，程豫发现教民有借用教堂银二千二百俩，是“教民赴京控争是地往返川资，及供应罗使臣两次来丰，及一切零费等项所用。”程豫认为“该教民既有借用教堂之欵，若不及早清结，日后必纠葛。”但教民皆系贫苦民众，实难付清如此巨款。于是，程豫派张皋儿、巡检赵梦松与教士协商，将指给教民的成熟地十一号“估值地价银二千五百两，抵还该教堂垫款，作为本利清结。”[14]教会也同意如此抵还。但正在办理之时，传教士斐尔林敦（Verlinden Remi）又突向程豫索要地照，仍要将田地归入教堂。并称此举是由于“段振举浮开费用，意图吞地，惟求为众教民公平分拨。”程豫称如果教民段振举等人果有浮吞的情形，一定会秉公办理。但此地断不能归入教堂，此地如若归入教堂，教民“数百余口，势必立成饿殍”，“难保不激成事端，致生巨患”。而教会，也会“得陇望蜀，贪求无厌”。且“和约内载，彼国不得侵占中华寸土”，教会“觊觎地亩，争控归堂”，是故违和约。[15]

山西巡抚何璟认为通过此案，或许能让教民不再信教，“从前教民藉教士为扛帮教士资教民幡然悔悟，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该教民皆系中华子庶，再得地方官秉公讯断设法抚循，或能从此灰心，不为彼族所用，亦我蒙旗官民之幸也。”[16]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地方官员断不肯将地划入教堂。罗淑亚回京之后，继续向总理衙门施压，希望能将田地归入教会，早日结案。并派翻译官林椿（Paul Ristelhueber）同总理衙门交涉时称“二十三张约，因大青山地亩花费二千两，天主堂若得此地可以将此款还给。奉教人因榆树窊地亩花费一千两，此款天主堂已经给过。去年因此地亩之案，有地方官暨随从人等寓天主堂内许久，共费用银二千五百两。今年段姓因此案，又花银一千二百两。以上共银六千七百两。”[17]

总理衙门对此进行了驳称：
教士不应干预分外之事，前既抗帮教民争产。迨案已断给又欲攘夺教民之产，教士如安本分，似不至此。此案教民段振举二十三家，承种该处地亩有年。如一旦归入教堂该教民岂肯甘心，难保将来不滋生事端。且口外各属，每因争产致酿巨案，教士此等作为，将来遇有意外之事，实非中国所能保护，至该处游牧地亩。向禁开垦，教士亦不得与地方民人勾通，希图私置。想贵大臣亦必以为然也。[18]

为彻底解决案件，程豫会同丰镇厅同知福增，传集教民段振举等二十三家，并教士斐尔林敦当面对质。双方对质的结果为，从咸丰十一年起至今，教民赴京控诉、罗淑亚两次来丰镇的开支、挖壕沟丈地拉号等事，共用银一千七百三十二两，仅借用教堂九百余两，其余银两均系教民自己出资。教会所用银两“不但并无六千余两之多，即前次所称借用教堂之二千二百余两，尚有虚冒”。程豫称，在种种证据之下，传教士“俯首无词，情甘遵照原案，将地归教民等承领垦种，不敢再争。”[19]教民随即按照号数丈明亩数，分别领照承领，办理升科。

但是官府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将教会和教民钱财上的纠纷完全理清楚。首先，教民购买达佐领的榆树窊等地，向教会借用的银两一千余两，在对质过程中，传教士与段振举等教民均回避了此项费用。在教案办理过程中，招待官员的费用也没有纳入进去。所以林椿提出的六千七百两是有一定依据的。据《比利时传教士在华传教年报（1868-1887）》（Annals of the Work of the Belgian Mission in China(1868-1887)）记载，在地方官员的坚持下，多数土地仍然被分配给了段振举等教民。但在程豫作出判决之后，教民还是将地照交给了传教士，土地被传教士租售给教民。斐尔林敦等传教士利用出售土地的三千两为南壕堑教堂建造房屋。[20]

二、丰镇教案分析

土地纠纷案件，在教案中并不少见。但如丰镇教案纠结时间如此之长，涉案人员之复杂，案件之曲折反复，实属罕见。下面具体对丰镇教案进行分析：

（一）租佃关系的复杂是影响结案的重要原因
法国公使哥士耆在交涉段振举田亩案时，曾函致总理衙门称：
有山西教民段振会，因租种荒地，业主议欲加增租钱，认教民不愿加租，自定交纳钱粮数目，请为代求总理衙门，行文山西巡抚转饬照办等语。

总理衙门驳之：
查各省地丁钱粮，自有定额，岂容该教友擅自定数？今段振会辄敢悬定，显系恃教妄为。推其弊之所极，则霸地抗粮，其势亦将不免。[21]

但此案并非加租与不愿加租的简单纠纷。段振举一案在此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地长期一直存在土地租佃上的矛盾。

清初，察哈尔部的反清叛乱被镇压之后，半自主体制受到限制，由清政府委派察哈尔都统进行统一管理。清政府在口外沿边地区设立了大量的公共牧场。从顺治朝开始，清政府就宣布内蒙古地区实施禁垦，但多流于形式。察哈尔地区更是如此。主要原因是，察哈尔各旗的蒙官、兵丁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薪饷和放牧，但生计难以维续，于是他们将官牧或自己的牧地都拿来私自放垦、收租，以维持生活。这种不合法的放垦异常混乱：“其初蒙古皆经得价指放地段，有给予文据者，有未给予文据者，有文据系指此地而予以彼地者，迨耕垦成熟，其未经得钱与曾经得钱而又转租他人之蒙员，则又以有碍游牧为辞，与承种者为难，其或率众驱逐，焚毁房舍，劫夺牲畜。弱者饮泣吞声，强者不能甘服，则与后来承种之人互相呈控，或纠众械斗，每每攘争覯衅，缠讼不休，大为边疆之患。”[22]这在段振举案中均有反映。段振举垦种的虽为察哈尔贵族承启的私有牧地，但依然为蒙汉私相收受的土地，仍然得不到地方官员保护。在承启要求提高地租，如若不接受，段振举等人虽垦种数十年，仍要遭到驱逐。根据《大清律例》：开垦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即可升科[23]。但这一条例并不适用于察哈尔部土地的开垦。段振举等人在申领地照的过程中，地方官一直拒绝受理此案。因为此案触碰了口外蒙古牧地不准私行垦种的既定法令和制度，如果地方官府给段振举等发给准许住垦的执照，便意味着承认其私垦的合法性。

在案件转化为教案之后，地方官员审理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田多租、多售的事情。同治二年，达佐领将其管辖的20多顷牧地交与张理厅村民租种。在同治八年，地方官府为教民划界时，达佐领收受教民银两，将榆树窊、三保沟一带的牧地私自卖与教民。同治九年，又将张理厅四村村民租种的土地卖与教民。张理厅村民租种的土地同样开垦多年，突将土地卖与教民，自然导致村民与教民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也是教案延拓多年、难以终结的原因。

此外，由于蒙古人长期的游牧生活，造成他们土地观念淡薄。尽管清政府为蒙古各旗划定了放牧的区域。但在实际情况中，“初虽粗有四至，而向游牧不禁，未经开垦之前，绝无专利，几同公物。即蒙古各员与王公子孙，亦难确定界址”[24]。当这些放牧土地开垦成农田之后，明确的土地四至和亩数成为必须厘清的事情，而他们“从不着实丈量，已成惯例，不过骑马巡视一周，指为十顷则十顷，指为百顷则百顷。”[25]所以在段案中，土地四至界限的明晰和亩数的丈量，也成为了影响该案结案的重要因素。

（二）教会尽力为教民争取土地和利益。
段振举在与蒙古贵族承启、张理厅教民的争讼中，最后都是以胜利告终。这些都与教会的鼎力协助是分不开的。在段振举最初因承启增租而赴丰镇厅告状时，因为租种土地的特殊性，并无地方官员受理此案。正当陷入困境之时，天主教弛禁。教会开始支持丰镇教案中的教民争讼。段振会赴京经法国驻华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状，就是从西营子教堂借得的银两。

在案件开始审理之后，教会为教民获得土地的心情甚是急切。同治八年，蒙古宗座代牧戴世济到任之后，马上呈禀法国全权大臣罗淑亚：

镇厅文山，倚势威逼呵呼诓骗教民三人手指押印假结销案。后又驳呈于丰镇厅领地升科，回批升科不能独尔等先行办理，遵守法纪，毋得勾引法国人等盘踞种种，致滋事端。因修士司赴至蒙古地面，查知丰镇厅不但未接公文妥办，反责圣教勾引法国人等违背法纪，至今抗违谕旨，朦胧各宪。现今情因玷污圣教及法国英名，故尔即行禀知全权大臣台前。鉴视如何施行办理。[26]

尔后，罗淑亚亲赴丰镇厅，会见新任丰镇厅同治成锦，要求解决丰镇厅教案。回北京后，又致函总理衙门，要求从速办结丰镇厅段振举田亩案。

同治十年，张理厅村民与教民土地纠纷中，有德玉明（Devos Alfons）神父和同伴杨广道（Jansen Andries）带枪骑马到民教双方争议土地上驱赶张理厅村民，并高呼“奉教者出租种地，不奉者不能耕地”，用马鞭将村民吕明打伤，随后与民众厮打在一起。[27]在教会的努力下，终于将张理厅村民赶出了争议土地之外。

在教会的帮助下，地方政府最终承认教民所承租土地的合法性，地主承启之前向教民收取的押荒粮，即为教民购地之价，此地归教民所有，地主承启完全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教民段振举在法国公使的干预和保护下胜诉，获得了“永远管业”之土地，最终由“私垦民户”变成合法的“升科地户”。此案中的口外教民，借助条约保护，通过“合法”的途径领地升科，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开了先河。[28]这一点，如果没有教会的帮助，是断断难以完成的。

（三）教会希望掌握土地的主动权。
丰镇教案的特殊之处，还涉及教会与教民的争讼。教会与教民之间的争讼，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教会希望掌握土地的主动权。

教会在传教过程中，不断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汉族农民在蒙古口外生活的处境是比较悲惨的。他们最初是因为灾荒被迫背井离乡，来到蒙古口外租种土地以维生活。他们餐风露宿，经过多年的辛苦劳作，有了自己的住所，“日增月聚，渐成村落”。但这种生活并不稳定，他们经常会受到官府差役的驱赶、敲诈，蒙官也会索要好处。更有甚者，有的蒙古贵族、蒙古官员会将一块土地同时租与两拨农民，造成农民为争夺土地而打斗。而且他们常常还要面临土地会被随时收回的危险。

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汉族农民的艰难处境，而且也了解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他们逐渐开始购买、租赁蒙古人的土地，吸引穷苦农民前来耕种土地。贝文典（Leo Van den Berg）对这一点曾做过这样的归纳：

在教会的支持下，教友团体往北方或西部迁移。由于土地从蒙古王公的手中可以购买或租赁，因此教友村得以建立起来。村子的中心就是教堂，在驻堂神父或传道员的领导下，教友可以每周聚会在一起祈祷、听道理。[29]

教会获得土地，都是为了传教事业，在丰镇教案最后出现了教会与教民争夺土地，但教会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希望能掌握土地的主动权，由他们分配土地的租种，形成教会内部的租佃关系，造福更多的教民，吸引更多的人入教。这一点从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Ferdinand Hamer）所写的一封信可以看出：
现在你会说，买这样一块地将会花销很大一笔钱，我们何时才能收回投资。蒙古人也许不会出售它，但他们会出租一切。只要付给他们年租，比别的县的税要便宜好多的年租。所有这些花销仅仅是5万比利时法郎。到哪儿弄这些钱？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奖学基金。为了投资那笔钱，我们在天津买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带来了极好的收益。去年房子被征用，我们得到的补偿两倍于我们的投资。我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等待投资的机会。现在这块地就是机会。耕种者只需付给我们一点点地租，比如收获量的十分之二或者十分之三。这些地租足够偿付蒙古人的地租和学生的奖学金了。同时我们还获得了一些异教徒的灵魂。[30]

韩默理的信告诉我们，教会获得土地之后，主要是将土地交给教民耕种，收取的地租只有收获的两到三成。土地被作为很好的吸引信徒入教的手段。

蒙古地区的民谣，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

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31]

蒙古西南教区代牧主教闵玉清（Alfonso Bermyn）也曾碰到过这样的教民：
余外还得上保守书房，学道理，这就不易了，许多在奉教领洗后，承认这个不可避免的上书房是他们最难接受的一点。也难怪这些粗笨的人，手中从来没拿过一本书，单知道养牛种地，专心于日用吃用，这一切占满了他们的脑子；叫他们学习经言要理，那简直如街上的顽童一样，难而又难了。有半分奈何，可是不来啊！不难懂这样天真的回答：“神甫你看，你也懂的，如果我还有些口粮的话，我决不来奉教。”这是一个保守教友来求哀矜时所说出的真心话。[32]

地方官员对这种现象也有所认识：“强争越占，有恃不恐，不入教不足以得地，一入教便可以制人。”[33]
（四）教会对教民的帮扶是遵循一定原则的。

在以往的多数教案中，教会都给人留下了对教民一味抗帮的印象。但是在丰镇教案中透露出，教会在帮扶教民的问题上，并非一味抗帮，而是有一定原则和规矩可言的。

教会进入中国之后，他们慰问穷人、病人，并建立了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尽可能的去帮助有困难的民众。一方面，固然是从传教事业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在实践基督的博爱。但是，教会是有他们的规则的，贫困的人他们可以尽全力去帮扶，但不是无任何原则和限度的帮助。在丰镇教案中，教会帮助教民获得土地的问题上，是真诚的，教会是尽全力帮助的，也希望通过帮助教民得到土地让他们摆脱贫困。

但是，当教民赢得诉讼，获得土地之后，就必须向教会归还官司诉讼中所欠教会的钱款。当钱款无以偿还的时候，教民愿意拿地抵还，教会愿意接收。所以，以此来看，教会与教民争地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教会与教民争利，而是教会在履行他们的规则——“欠债还钱”，这项规则也一直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承认。

教会本是一个宗教场所，重视的是信仰和精神上的皈依。但是由于世俗社会中带有各种目的的人的加入，教会内部也充满了利益之争。很多教民加入教会，本就带着世俗的目的，当他们受到世俗社会打击，会求救于教会。当教民与教会发生利益之争的时候，物质利益也往往被他们放在前面，而忽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具体到丰镇教案，段振举等教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求救于教会和法国公使，从“私垦地户”变为“升科地户”，获得了合法居住的身份。为了偿还教会的欠款、获得教会的保护，他们同意将土地献给教会。但当地方官员予以坚决反对之后，他们马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甚至不惜与教会对簿公堂。在面临这些纷繁复杂的利益之争的时候，教会也会在了解地方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原则，以做到有理有据。

三、结语
因土地问题产生的纠纷，贯穿与整个清末教案。最初是天主教弛禁之后的“给还旧址”，之后是教堂进入地方传教的买地设堂，还有教会购买民间地产、房屋等等。

以土地为基础的经营和管理，使天主教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传教士在内蒙地区至1900年以前，已是“除田庐外，其牲畜、杂具等，已殖产达数千金。”[34]依凭土地和钱财，教会向教民租赁土地，吸引村民奉教，为教民提供生活生产资料、建造房屋，迁移教民集中居住，在蒙古口外地区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教民村。如三道河子、二十四顷地、小桥畔等等。

但天主教在获得土地的时候，有很多不依条约、不合礼法的情况发生。这使教会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好的声誉，留下了诸多隐患。在蒙古地方，传教士、教民获取了土地，但与此同时汉族农民失去租种多年的耕地和家园，蒙古牧地范围缩小，蒙官、贵族的权益受到影响。在段案之后，教会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所到之处，均受到了反对。同治十二年，归化城买地案中，教会在当地设堂受到了地方商民、蒙古喇嘛的一致反对。主要是因为段振举等人与张理厅四村村民的争地案让他们感到害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传教士戴天禄、杨光等人在小石砭等地的买地设堂被阻，就是因为当地传言“洋人所买地亩甚多，四邻皆被强占”。[35]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处理山西教案的时候就提到：

口外去岁酿祸之重，实由民教争地争利，积致猜嫌。即如丰镇一厅教士干预租地，如刘拯霖、孟仕仁等案者，固已不一而足。托克托城亦有因水利争讼之案，殊不知地皆教民所种，与教士无涉。而该教民等则必假所依仗者，冀遂贪夺之私，不塞其源，祸何由息。此后口外遇有民教地案，止准教民具呈，教堂不必干预。庶可以杜无穷之患，收相安之效。大凡争礼争俗，其怨尤浅。至于争利则害有不可测者，此所宜预为之计也。[36]

丰镇教案中，教会参与到当地本已纷乱的土地竞争，使地方的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狄德满对这一现象也进行过总结：“侵入的基督教不是乡村社会秩序长期恶化的始作俑者，但它却从许多重要的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37]

教会在条约的保护下，参与到世俗的土地竞争，在获取信徒的同时，也触及到了部分人的利益。1924年，在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主教会议上，传教士干涉词讼、通过给世俗政权施压获得利益，受到普遍的批评，这也是教会对晚清传教中出现的问题的一次反省。



转自《天主教论辑》2015年（第12辑），作者已经授权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1] 黄榆窊村在今乌盟兴和县境内。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455页。
[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二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695页。
[4]参见 [比]Patrick Taveirne:《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 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 1874—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古伟瀛、蔡耀伟译，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第201-217页。
[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446页。
[6]同上。
[7]参见 [比]Patrick Taveirne:《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 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 1874—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古伟瀛、蔡耀伟译，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第201-217页。
[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5年版，第429页。
[9]同上，第430页。
[10]同上，第462页。
[11]同上，第251页。
[12] Patrick Taveirne, The religious case fengzhen district reclamation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aqa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P395.
[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5年版，第436页。
[14]同上，第437页。
[15]同上，第438页。
[16]同上，第445页。
[17]同上，第433-434页。
[1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5年版，第440-441页。
[19]同上，第451页。
[20] Patrick Taveirne, The religious case fengzhen district reclamation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aqa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P395.
[21]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三），商务印书馆（台湾），1963年，第682页。
[2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六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80年版，第668页。
[23] 参见张荣臻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10页。
[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5年版，第258页。
[25] 王学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沽源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78页。
[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447页。
[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251页。
[28]参见 [比]Patrick Taveirne:《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 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 1874—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古伟瀛、蔡耀伟译，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第201-217页。
[29]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30] 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p372.
[31] 宿心慰：《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磴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磴口县文史资料辑》第6辑1989年版，第16页。
[32] 王守礼著，高培贤译：《闵玉清传》，内蒙民委油印本，第97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6月版，第409页。
[34]傅增湘主编：《 绥远通志稿》卷81天主教及耶稣篇，稿本，藏内蒙古图书馆。
[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六辑）第二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据抄本影印1974年版，第737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6月版，第234页。
[37] 狄德满：《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