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公民力量组织的族群领袖研习营的发言中，引用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国即将来临的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沈大伟已经把这篇文章扩充成了一本书《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其中指出了他认为中国政权存在系统性的、致命性缺陷的五个原因：1）最富有的中国公民正把钱转移到国外，并且计划移民；2）压迫逐渐升级，沈大伟认为这显示的是衰弱之像， 而不是力量；3）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4）它已经无法解决根植于威权体系上的普遍腐败问题；5）改革走入了死胡同，这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无法转向并实现现代化，最终必然崩溃。

这是中国观察家正逐渐取得一致的看法。裴敏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后的维系策略已经走投无路了，而它的新策略却可能加速其灭亡”。安德烈·内森（Andre Nathan）曾总结过中国“威权统治的恢复能力”，现在则认为中国政权的“作为给人的感觉是它正面临现实的威胁”。

政权的不安全感体现在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推崇个人崇拜。《经济学家》指出，习现在已经不是CEO（首席执行官），而是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所有机构的主席）。他现在是国家元首、中国共产党领袖、军事统帅、国家安全事务首长、所谓“综合改革”委员会主任，和经济首脑。

习抛弃了1982年开始采用的“集体领导”体制；这种体制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带来的极权主义恐怖，它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惨剧，让上千万人受到折磨和羞辱，并使两百万人丧生。那是意识形态的疯狂时期，被称为“精神浩劫”，但习支持对毛的崇拜，并把一切对毛的批评视为“历史虚无主义”，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的合法性。

习主导了自天安门屠杀以来最残酷的对异议者的镇压，逮捕了大批的律师、学者、工人和民间活动家，并且加强了对媒体和因特网的控制。但这些压迫并没有能平息批评。三月份，在中国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期间，一封矛头直指习的公开信出现在了政府运营的网站上，批评他集中权力、搞个人崇拜，并且要求他辞职。另一个批评出现在共产党执行部门的网站上，它呼吁更多的辩论和言论自由，并警告习，要担心的不是人民说错了什么，而是什么都不说的人民。内森认为，这个抗议是比公开信更严厉的警告。

习知道自己的软肋。他在2013年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就说过，如果党“不能正确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且不断失误，人民会怀疑我们是否适合统治中国”。但习上台后，恰逢经济增长放缓，迅速上涨的债务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80%（七年前还仅仅是135%），股票市场随后遭遇了灾难式的崩塌，现在又发生了巨大的公共卫生丑闻，据经济学家报道，一批价值上亿美元的过期或错误存放的黑市疫苗被卖给了政府的医疗中心”。很明显，按照习的标准，中国共产党不适合统治中国。

我们不能假装自己可以预测未来，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本周早期《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沈大伟说到，这个政党“应该学会如何分享权力以保持权力。集中政治统治权只会加重经济停滞，加深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导致政权系统的加速下滑”。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政党愿意分享权力，所以，天安门事件之后27年，我们必须考虑对中国政党专制体制进行新的挑战，并为政治开放创造新的机会。

在当代政治史上有一个惊人的巧合，就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的当天，即1989年6月4日，波兰进行了议会选举，这后来引发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倒台。在我心中，这两个历史事件一直是有关联的，一个成功了，带来了民主开放；另一个似乎失败了，并且让中国的专制统治得以延续，并巩固了权力。

但天安门起义（Tiananmen Uprising）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失败。我想起了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87年告诉我的事情。当时，他回顾了1981年波兰团结运动的失败和中欧其他一些失利的抗议活动（这些运动和天安门运动相似，都被武力镇压，包括1953年东德抗议、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苏联入侵杰克斯洛伐克），说虽然这些自由运动被镇压了，但他们并没有终结，因为他们为未来运动的发生准备了平台。学习了诸多教训之后，运动逐渐成熟起来，独裁者的权力被削弱了，最终民主到来了。

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中国，我们可以吸取波兰的经验。1976年，在波兰工人对经济状况和价格上涨的抗议潮流中，一群波兰知识分子组建了“保卫波兰工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Polish Workers），简称KOR。正是这个波兰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当然也有教皇保罗二世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最终引发了1980年波兰团结运动。

我不知道在中国相似的过程是否可能，但这是我们，尤其是你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设想，甚至计划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成长了一批规模较小但仍在扩大的中产阶级。去年安德烈·内森在民主基金会为纪念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发表的演说以此为主题。演讲的标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难题”（The Puzz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刚刚在我们的《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中发表。内森的说法是，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难题，他们并没有象利普塞特所期许的那样起到推动民主化的作用；根据后者的理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内森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很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的规模较小，并且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他们被夹在中间，上面是统辖一切的统治党，下面是“数目巨大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不开化，心怀不满又充满暴戾之气，而且他们的利益和中产阶级相反”。内森认为，中产阶级成为关键性民主力量的唯一途径是打破“与其他阶级的社会和文化隔阂”。

要做到这一点，代表中国中产阶级政治理念的智识阶层和活跃分子应该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去解决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政府又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位中国活动家与社会下层建立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环境中的矛盾在于，建立于经济成效上的政权合法性正在消失，为此政府正在加强政治控制，但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停滞，并且深化了合法性危机。还有，一方面政府下大力整治腐败，但一方面它又严格限制法律、媒体和选举等能在防治腐败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机制，因此实际上又在鼓励腐败。另外，一方面政府的经济政策鼓励向城市移民，但它又拒绝改革户口制度，限制农村移民享有城市的社会服务，制造出深刻而尖锐的社会对立。

在改革压力递增的情形下，中国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需要拓宽反政府力量的社会基础，为此他们可以为解决中国日增的复杂社会需求提出设想和项目。政府和各种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则试图把社会不满导向充满恶意的民族主义，把矛头对准少数民族和外国。这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真正的灾难。

在天安门广场抗争和牺牲的人们应该予以表彰和纪念，所以我非常赞赏杨建利和他领导的公民力量就天安门大屠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遗方案，在世界记忆名录中以官方的形式永远保留这一历史事件体现出来的人类对权利、尊严和自由的渴望。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民主基金会每年都要向“民主奖”的获得者颁发一个当年天安门民主女神雕塑的复制品。正象天安门事件一样，民主女神雕像是人类渴望自由的通用性标志。我也很推崇（公民力量）在寻找两个天安门坦克人真相上的努力，他们以反抗性的姿态站在逼近的坦克前，向世界贡献了另一个勇气和英雄主义的象征。

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在27年前开始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当时中国公民已经在呼吁实施法治，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家向着民主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并且不会后退。他们留存至今的影响是对权利的呼吁，如今这种呼吁必须和解决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需求相连接。这些需求必须在有政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

如今的挑战是如何把新的联盟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以及权利和需要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的基础上。以此纪念那些在27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民主而献身的人们。

（作者卡尔·格什曼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本文是他在紀念六四國際電視連線會議上的演讲，201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