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堂课上，何晓清带领学生讨论学术文献，查阅当年的原始资料，翻看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28箱“天安门档案”，邀请亲历者到课堂上讲述他们的经历。每一年学期结束后，她会与学生组织一场公开研讨会，用学术论文和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示自己所学和纪念天安门运动。学生的论文和艺术表演不仅让这堂课闻名于哈佛校园内，也吸引了社会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园主要刊物都介绍过这门课，哈佛大学的“新生课程目录”连续两年用了六四课程的照片作为封面。何晓清的课堂和研究成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个中心，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与媒体的支持和赞誉，但同时也让何晓清成为海外”爱国”青年的攻击对象。

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研究相关，这种“爱国主义”也是她的对象。四月，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何晓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举行讲座，主题是”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探讨后八九中国社会的历史休眠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特别是海外留学生的价值和身份认同。

何晓清70年代初出生于广东，并在那里长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历史学家谷梅(Merle Goldman)，之后在哈佛大学连续5年教授六四课程。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现正专注于完成关于后八九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的根源和发展的书稿。

在“六四”27周年之际，何晓清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采访中她谈到了哈佛图书馆里被尘封的六四档案，上课的大陆学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应与变化，以及八九后民族主义的发展。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上半部分。

问：过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做天安门运动的研究与教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答：在我们举办的“六四”25周年研讨会上，一位当年驻北京的美国记者说：“我们都是‘89级’”(Class of‘89)。不管今天中国经济如何强大，我们都记得1989年有那么一个夜晚。”那天几位外媒记者和学生分享了当年的经历，在提到六三晚上时都非常严谨地说出他们所在的具体位置、时间和见闻。一群外国记者，20多年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中国的1989年，如今说起那个中国人的春天尚且如此动情。那一刻让你觉得六四情节是普世的，八九精神是普世的，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对真相的追求对公义的坚持是没有国界的，六四镇压突破了人性的共同底线。

我在书里也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义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当年大家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爱，因为希望，甚至因为对当局的信任。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对体制内改良的信心，一夜之间却要面对血淋淋的镇压。六四至今是一个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是一个禁区。我们与中国社会一起，带着这个从来没有被治愈的伤口，走到今天。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人类与強权的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六四是一个分水岭，是后来中国社会主要问题，包括犬儒主义、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的根源。不了解1989年的春夏，就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

问：哈佛的六四课程是怎么开始的？

答：哈佛有一个“新生课程”(Freshman Seminar Program)，可以递开课申请，评审委员由各系的教授组成。我草拟了一个课程安排，包括每周的阅读主题和内容，还有历史背景。我当时觉得课程不应该只是一门历史课，对于这么一個错综复杂的題目，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学等其他学科的文献和资料；课的内容也不只是覆盖89年：天安门运动的背景并不始于1989年，也沒有结束于1989年，六四只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后天安门时代的社会政治与八九年的事件密不可分。

所以我的课程设计是333制：八九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占1/3，内容包括伤痕文学、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经济改革和反官倒、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纪录片《河殇》等；89年的历史占1/3，包括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各地学生游行、绝食、六四镇压、通缉、逃亡、清算、黃雀行动等；有一周全是官方关于“动乱”的说法，包括《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李鹏五一九讲话、邓小平在镇压后对戒严部队的讲话、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等内容。最后1/3的内容是从八九的中国，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沉默和犬儒、天安门母亲的抗争以及官方与非官方话语里的记忆和解读、天安们与东欧变革的关系等。

因为这门课程是为哈佛一年级新生开设的，有同事建议用一个比较吸引年轻人的題目——有目标的反叛(Rebels with a Cause)，灵感来自于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我觉得很好，就采用了“有目标的反叛：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个题目。后来就接到通知说委员会通过了这门课。

问：教这门课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因为政府的刻意掩盖，在过去20多年，八九这段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一边是历史学家、学者、参与者、幸存者和受难家属的版本；另一边是掌握话语权中国官方打造的版本。不过，我在教学过程中明显感到对六四的争论不只是事实之争，更重要的是价值之争。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面对那么多证物证人，事实是难以掩盖。但是，因为后八九政权为军事镇压的正当性的种种辩护，让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同歪理、失去常识，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说法，在大部分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很多国人那里却变得理所当然。

问：你怎么面对这些挑战？

答：摆事实。我常和学生说，六四就像一个拼图，我们要一块一块的把事实拼起来，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画面，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知情权、自由的讨论空间。这些，在美国课堂上都提供了。另外，不论是我教书还是跟学生谈论论文，我强调严谨：一定要做到每个细节都有根有据。例如，有争议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因此没有“天安门屠杀”，一位同学就翻译和分析丁子霖老师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里面关于一名在天安门旗杆下被杀害的遇难者的那一章，让历史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到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人数来否定“天安门屠杀”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正如“八九天安门运动”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场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同样，“天安门屠杀”并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还包括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屠杀。我们常用的两张地图：一张是死难者遇难地点的地图，另外一张是死难者尸体发现地点的地图，都很能说明问题。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六四档案，收藏着28箱实物和资料，包括当年国内的报纸杂志，还有不同省份游行的照片、校园的大字报。第一次带学生去看档案的时候，那真是叫尘封啊，历史被尘封，箱子也被尘封，那些箱子大概20多年都没有人打开过，全是灰尘。在打开血衣的箱子之前，我问孩子们是否愿意自己打开。他们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箱子，转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着我，集体沉默。从我打开箱子，打开第一个塑料袋、第二个塑料袋，拿出血衣，直到我翻译边上的字条——血是属于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们的一位王姓北大研究生旁边重伤的同学，平日一秒钟都不愿安静的他们一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才有学生低声问我：他还活着吗？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把血衣送出国外的人当时一定是冒了很大的危险，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珍视这些证物，让世界记住这段历史，让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

有一个学期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请我去教这门课，我也带学生到哈佛看天安门档案，班上有几位中国同学。我让她们给美国同学翻译那张血衣字条。那副画面在我脑海里是一个定格：一群女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活泼聪慧，又那么地富有人文价值普世情怀。在她们身上，你会看到，八九年的诉求，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要是得到实现，是可以这般美丽。

天安门档案里面有好几箱照片，其中坦克压人的系列照片是放在一起的，我可以预先提醒学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好几回有学生看完照片感到不适。不过有些照片是不同时期混合放在同一本影集的。有一次一位平日很认真细心的一个学生看着看着就丢下照片走了，我对他当时的反应有点不解。后来他在期末论文中他特意了表达那天的心情。他说一开始看到学生们游行的照片都是充满希望的，后来一下子看到了镇压的照片，一个学生的脸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不了。他说当年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当孩子们看到这些实物的时候，不是一两句我们要经济发展所以要镇压就可以打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