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善

年前一个月的样子村里修路，拆到了一堆祖坟。村委安排一堆族人在村口敲锣打鼓吃了个饭，趁着大伙儿还没回家过年赶紧把坟都给拆了。各样仪式都挺到位，似乎也没听到多大的反对声浪，心想这才是比较好的管制手段。这是前话。

自我爷爷的爷爷起，我们家就开始信教，这次按着族谱正好翻到了祖上七代，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爸爸。据我爷爷描述，当年我爷爷的爷爷朝土地公吐口水（俗称“喂白糖”）中了邪，四处寻医拜各路鬼神均不得治。后来我爷爷的爷爷的爸爸带他去了个传教士那里做了个祷告，居然好了。因此，这信仰就这么祖传下来了。

重新回到搬迁祖坟这事儿。村里迁祖坟那会儿，我爸那一代人都不肯在那会儿迁，理由有二：一是很多亲戚都没回家，不热闹；二是我们基督教不讲究良辰吉日。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了，尽管所有基督徒都在反对基督教中国化，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不自觉地进行基督教中国化。一方面，基督教反对很多传统文化，这种反对是基于对异教的反对（比如佛教、道教），毕竟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具有极为强烈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在不涉及到宗教层面时，基督教又为一些传统、一些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其加以改造。

迁坟日期的确定就是这样，图热闹是我们的文化之一，而“不讲究良辰吉日”则为改期提供了合理理由。迁坟当日，这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景象也四处可见。首先是出发时的阵仗，按着长幼次序，每一代人带着不同颜色的“孝帽”表示不同的辈分，传统上帽子前头有一个红色圆纸片，而基督徒则以十字架代之。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管乐队，与传统不同的是，管乐队吹着《天堂真快乐》等一系列基督教曲子。有趣的是，走在前头的还有个打更的，敲铜锣表示仪式的开始与结束，而这个铜锣居然也是教堂定制的，上书“XX教堂”。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其实中国人对老人无病无灾地去世其实是抱有一种喜悦的心情，因此丧礼也被称为白喜事。而于基督徒而言，死亡不过是从劳苦愁烦的人世间进入到了快乐无忧的天堂，我们相信有身体复活的一天，那一日也是圣徒欢聚的时刻。

曾经我一个朋友离开人世，我内心也非常悲痛，而当追思乐队唱起《奇异恩典》的时候，我心中得到了无限安慰。最后的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将来禧年，圣徒欢聚，恩光爱宜千年。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与他的分别不过是短暂的，将来我们必定重逢！

说起追思礼拜，最近我见到了@陈小先生上传于朋友圈的一张照片：“敲锣打鼓”式的追思礼拜。这算是敲锣打鼓式的追思礼拜（普遍存在于我这一片地区）的一种极端吧。说实在的，尽管我认同基督徒的葬礼并非永别式的悲痛，但是这么喧闹也有点过了吧？短暂的离别也是很伤感的呀…

除了葬礼，过春节的基督徒们也将基督教的元素带到了各种传统文化中。年终聚会，回想一整年的功过得失，对上帝献上感恩；年初各种的祷告会，祈求上帝这一年的同在。年夜饭的时候，由长辈带领我们全家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出行时也是最年长的带领全家人祷告，长幼有序。对联也充满着基督教色彩，就像下面这些对联。

包括十字架，其实都挺有中国特色。外国的十字架一般都是白色或者木色，唯有神州大地的十字架统一是红色的。学者于建嵘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喜欢红色，表示喜庆。对此我不是很认同，我从小到大听到的解释都是“十字架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把它染红了”，这使我想起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国旗（红领巾）”。

我不得不说一点跟政治有关的东西了。为什么基督徒那么怕“基督教中国化”？他们并不是真的抗拒基督教中国化，事实上他们有意无意地都在进行中国化，他们所怕的是基督教异教化或者基督教党化。

张志刚的《“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也许能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以及我们为何要反对“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一个思考样本。正如其开篇所述：

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以往 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 言的,在笔者看来,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 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譬如,怎么用中文来译注《圣经》,能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 概念或思想来解释教义,如何适合中国社会状况来布道传教等。本文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则定位 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 当代中国社会。

当年传教士们穿着大褂，故意把教堂造的跟庙宇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福音能够广传，用当地人最容易懂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其结果是基督教快速发展起来。反观现在执政者所提基督教中国化，无非是“把宗教发展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其目的不过是消灭宗教权威、弱化宗教色彩。自建国以来，执政者就带着有色眼镜看基督教，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前主席罗冠宗所言：

基督教的传入又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 的，而且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基督教的传播永远与帝国主义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无怪呼我在大学时听一大学校长讲座时，他公然宣称学校里谁传教就收拾谁，因为这是在帮助帝国主义文化渗透。其实我现在还不明白啥叫非法传教，没有非法入党没有非法吃饭没有非法如厕，为啥一传教就非法了呢…

目前的基督教中国化还处于理论造势阶段，还没有具体的目标与措施，但基本上的调调是比较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中国化绝对不是为了基督教的发展。

我们也是中国人，也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浑身都存留着中国人的基因，不管这基因是好是坏。“爱国爱教”这一说法对吗？无比正确！我们正是因为爱我们的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希望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正如保罗在传福音给他的犹太人同胞时所说的那样：“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罗马书 9:3 )”而有些人让我们进行所谓的爱国爱教是什么呢？是在某组织生日的时候在圣洁的教堂当中唱红歌，是无视基督教独一神的排他性属性强行要求我们与其他宗教同坐一桌制造和谐假象。

为何网上有人说“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是因为有人绑架了我们的情感，将我们对这个国家善意的批评都归到不爱国名下，这反而将爱国一词污名化了（想想各种“独”，仅仅是因为身份认同问题吗？）。

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着与普世教会的隔绝；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福音受限；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着传讲内容的行政审查甚至“弯曲悖谬的世代”这样的词都不能出现在讲章；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着摘去视为珍宝的宗教符号；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着配合每一次政治宣传；如果基督教中国化意味着抹灭神圣性与排他性。这样的中国化，我坚决反对。

15年11月11日，我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思考，现在想来也十分有道理：

这一阵子，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不断地刺激着基督徒的神经。这一现象其实非常奇怪：西方国家国家基于其各样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结合基督教的一些理念，很坦然地过着万圣节、复活节、感恩节等节日，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到基督教文化之中，或者说将基督教的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

我想，归根结底，统治者在实施一些政策，传播一些理念的时候，夹带了太多私货。

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基督教的问题之中，在各样的国内纷争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于基督教而言：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在共产党出现的时候才有的，早年前传教士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理念，这是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也是对不同社区共同体的尊重。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由外人来操办呢？但是现在的执政者并不是基于基督教共同体的自治来考虑，而是希望建立组织牢牢控制基督教。

他们所谓的自治，其实是降伏在统治者的权威之下，而非上帝的权威之下。真正的自治，是独尊三一神的自治。这也是为什么舆论上极力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原因，因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基督教中国化等同于基督教共产主义化，或者用官方的语言叫做：“是基督教教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这才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地方。

普通民众很少有这样区分字词概念的能力，因为他们只能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基督教中国化”。知识分子虽然能够区分这些概念，甚至也能够了解其中的逻辑陷阱，然而出于动员与传播的效率，也只能简单地用一个口号概括他们的具体诉求，那就是“反对基督教中国化”。

唯有在开明的政治氛围下，我们才能够更为理性地去讨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非常有意义的议题。这样的议题氛围同样适用于港台地区独立诉求的化解：

执政者常常将对国家的认同等同于对执政者的认同，即“不认同执政者就是不认同你的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爱国与爱党的问题。

对于香港地区的政治诉求，我们通通斥之为”唯恐天下不乱“，认为他们都是外国势力操纵下的港独分子，仿佛这样就使自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这下好了，人家直接连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认了。

疆藏地区更甚，很多时候只是经济方面的诉求，也要被打上民族问题的烙印，然后予以无情镇压，这样怎么不会激化其民族意识呢？

台湾问题亦是如此，如果用”一国良制“取代”一国两制“，台湾是否能够更快地回归呢？毕竟大陆对政客来说能够让他们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让国民党民进党可以在14亿人口中随意发展党员，这可能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吧？

以一首诗歌结束这篇文章：

《给我一颗中国心》

给我一颗中国心，一颗中国心

每当我在寄居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

中国啊，中国啊，我心所爱

愿你不再哭泣

中国啊，中国啊，若我忘记你

情愿右手忘记技巧

中国啊，中国啊，若不纪念你

情愿舌头贴于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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