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图

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知识份子，面对的时代挑战是甚么？如何看待中国，肯定是其中一项挑战，而且可能是最艰难的一项。中国这话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影响香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最近两年有不少重大争议皆与此有关。以上月初的「六四」廿七周年如何悼念的争议为例，支联会受到不少大学的学生组织抨击，指平反六四及建设民主中国等诉求，是綑绑了悼念死难者与关爱中国，变相向参与者灌输认同中国或认同中国国民身份的观念，犹如迫年青少女卖淫，他们高声质问：中国这么丑陋，我为何要爱她？更有年轻人誓言，今生来世都不做中国人。

我的国民身份寻索过程

我自觉是一个中国人，对这国民身份，从来没有后悔，容许我说一点个人见证，解释我的国民身份寻索经历。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中文故事书，包括古典文学如西游记、水浒传，也包括新派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喜欢中国的诗、词、对联和文字，响往神州大地的山河秀丽。中二那年暑假，我陪外祖母到广州，首次踏足内地，坐火车和排队过关便花了一整天，在街上找不到乾淨的厠所，去麵店食水饺要有粮票，马路上只有单车少见汽车，病人需要的药物得靠香港亲戚带上来，我亲眼看见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又从不同亲友口中听到，解放后在乡下的亲人如何遭受迫害。我认识到中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进入香港大学读法律，香港前途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在国事学会的迎新营裡，我认识了一批国事旧人，他们替我恶补现代中国历史，包括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让我进一步了解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封闭独裁，经济制度如何贫乏落后。那时，港大学生会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支持中国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港大内部有不少学生反对这立场，尤其我的法律学院师兄师姐，他们希望维持英国管治，这样才能延续普通法制度。港大学生会于是召开全民大会，进行历史性的表决，在大会上我和多数出席同学都投了支持回归的票，主要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对历史的解读，觉得应该反对鸦片战争，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割地殖民。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整天坐在电视机面前，看北京学运的新闻，当时我在伦敦唸法律硕士。到了六月初，看到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枪声四起，大批学生和市民流血倒地，我很悲痛，很难过，觉得绝对不能让学生的鲜血白流，必须为中国和为香港做一点事情。回到香港后，看见社会气氛很动盪不安，外国使馆门前排满了申请移民的人，我不想躲在律师事务所裡看法律文件，跑了去当记者，想用文字去记录香港回归中国的历程，作时代变迁的见证人，结果一做便做了二十多年。初时我并不明白，中国这么黑暗落后，为何我还关心她，为何没放弃她？后来我慢慢明白，让我爱和认同的，是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人文中国，不是政治中国或经济中国。牵动我心的，是在困苦中的黎民百姓，像华东水灾、汶川地震的灾民，不是肚满肠肥、财大气粗的强国权贵。

虽然我选择当中国人，选择留在九七后的香港生活，选择在中国治下争取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建设和捍卫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藉此维护港人的核心价值，并希望对中国长远发展起一点示范作用；但与我同时代的人，有许多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们选择不信任中国，不认同做中国国民，不冒险留在香港特区，他们努力移民海外，做华裔加拿大人或澳洲人，拿了外国护照后才考虑回港常住赚钱，或者偶尔归来旅游探亲。

年轻人的身份挣扎

既然我那一代人可以对中国有不同的取态，可以作出不同的国民身份选择，如今这一代人当然也可以。事实上，一个人是否爱某个国家，是否愿意与某个民族的命运相连，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只能出于自愿，半点不能勉强。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我们那一代人对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对前途有不同的取向，但选择走的人会对留下来的说，情势不对便马上过来吧；留下来的人会为日后去美加澳纽旅行，都有朋友包食包住而高兴。我们相互之间基本上可以理解尊重，能够包容接纳，继续做好朋友，不会因国民身份抉择不同而剧烈争吵，甚至水火不容，为何今天年轻一代为了国民身份问题会激烈争拗，无法做到和而不同？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的，今天围绕着国民身份而起的争端，包括本土派青年对所谓「左胶」、「大中华胶」的谩骂和攻击，主要源于年轻一代感受到巨大压力，中国这国家和香港这社会的当权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政商界领袖和主流媒体，近年大力建构一个香港年轻人应该爱中国的论述，甚至想通过学校教育来强行灌输国民身分认同，但与此同时，中国对香港的管治方针不断收紧，没有按承诺让香港人实行真普选，港人诉求被漠视或歪曲，而渐趋富裕的中国同胞又大量涌来香港，佔用了港人的商品、服务和生活空间，年轻人目睹这一切，加上返内地旅行发现无Facebook和Google，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抗拒与排斥。中国是否丑陋，我是否爱中国，本来纯粹是个人选择，不需要公开呐喊，之所以要公开发声，就是有潜藏的前词：「我被要求爱中国，我不喜欢」，所以才爆出后句：「中国这么丑，为何要爱她？」。

除了对外来的爱国政治压力反感和反弹，年轻一代不喜欢中国，相信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不喜欢中国政府独裁专制，不喜欢内地风气弄虚作假，日常接触的网上社群讨论充斥对中国负面的信息等等。这些年轻人多数曾造访内地，回来后却更不喜欢，就算多去几次游学团，恐怕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作为基督徒，我想和大家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僕的轭挟制。」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感受到压力，犹太基督徒告诉他们，单是信福音信耶稣不够，还要守律法行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子民，享受神的应许与祝福。保罗用强烈的言词警告加拉太信徒，切莫被律法、割礼的轭挟制，成为律法和割礼的奴僕，基督释放了我们，必须坚持活在自由中。同样道理，对一个香港基督徒来说，爱不爱中国并非关键，不要让国民身份的选择成为挟制我们的轭，活在基督所赐的自由的爱、爱的自由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从保罗身上看爱国的抉择

如何在爱的自由中爱国？如何在爱的自由中不爱国？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例子。

保罗爱犹太民族吗？毫无疑问，罗马书九章3节说，为了弟兄骨肉可以得救恩，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可是，保罗所属的犹太民族的领袖认为他不爱国家不爱民族，非但不爱，还处处与国家民族为敌，破坏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传播一些关于死人复活的邪教思想，侮辱犹太宗教，撕裂犹太社群，危害社会稳定，所以要拘捕他、用石头打他、用鞭鞭打他、控告他、处死他，他是叛国者、亵渎者、践踏律法者。儘管如此，保罗仍然选择爱犹太民族爱犹太同胞，甚至愿意为他们得救恩而牺牲自己。这种爱，就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国民之爱。

不过，他爱外邦人的感情同样强烈，因为他的召命是当外邦人的使徒。而且，虽然他热爱犹太民族，选择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及命运紧密相连，不离不弃，但他完全不认同当时犹太民族领袖的核心观念，在罗马书裡，他大力反驳，指肉身的割礼不算割礼，心灵的割礼才算，守律法只会令人死，信基督才能令人活，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一定是选民，凭信心得应许的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自己都是因信称义！保罗把犹太领袖赖以维繫民族身份促进民族团结统一的三大法宝（律法、割礼和祖宗）统统颠覆了，彻底重新解读，保罗强调的犹太民族特殊地位，只是上帝圣言交託了犹太人（罗三2），即是图书馆管理员，这就好像今天说中国人有甚么特别？只是儒释道经典的作者而已。很明显，保罗虽然爱犹太人民，但不爱犹太的民族标记，尤其当这些标记成为了自义和排他的偶像。也可以说，他将对民族的小爱置于对基督及对教会的大爱之下，所以主张外邦信徒不行割礼、不守节期、不靠律法。这种不爱或小爱，也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不爱或小爱。

我盼望今天的年轻信徒能够像保罗那样，在基督的自由与大爱中，选择是否爱中国，是否做中国人。如果你选择爱中国，做中国人，希望你明白这个国家有许多丑陋的地方，这个民族有许多的苦难，会犯许多的错误，愿耶稣基督对丑陋和不配被爱的罪人的捨身大爱激励我们。如果你选择不爱中国，今生不做中国人，我希望这并不是出于仇恨憎恶，而是因为你心另有所属，对另一个人类社群的爱佔据了你，令你的视野和使命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线。

（分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作者于六月十九日中大崇基礼拜堂读书会分享讲稿。）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