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尧 (长荣大学基督教研修学院教授兼院长)

八八水灾造成台湾重创，又加上马刘政府无能、傲慢及漠视生命，造成台湾人民财产及家屋瞬间消无，导致生命意义全失。更恐怖的是，马刘政府的倾中政策，唯中国为胆首，再加上民主机制的立法、司法大多掌控在为所欲为的国民党手中，台湾未来可能遭遇到的灾难，恐比九年前的九二一、今年的八八水灾更加的严酷。在此情境，基督徒面对无能的政府该如何自处？面对倾中不顾台湾本土的政权该如何自救？

※ 消除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之迷思

请记得罗马帝国时代还没发展出现代的「政教分离」想法，耶稣说的「该撒归该撒、上帝归上帝」不是在于政教分离，而是「信仰告白」。耶稣问我们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与该撒之间，你（妳）的信仰告白是什么？」如果是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那么创造天地的主宰上帝，不是被侷限于「宗教」内吗？正确的了解是：「谁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必须作出「信仰告白」。

再者，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论述的「顺从掌权者」也需正确诠释。保罗在此的重点不是他所陌生的「罗马政权」，而是他所熟悉的「基督徒」有否向着良善、爱邻居、不以恶报恶及与人和谐相处的大原则来生活。犹太传统也有为当权者祷告及顺从之教导。不过，犹太传统及保罗思想皆有「权柄只有来自上帝」之信念（如犹太?史学家Josephus所说“Soverignty comes to no man, unless God so orders it.” Jewish War II）。

在此，保罗也设定一个信仰的先决条件来作「服从」后续动作的前题，就是「政权」是出于上主的设定，用来维护良善及抵制邪恶。因此，基督徒「良心」的省察永远是在「服从」之前；一个良心不安的顺服在位者绝非上帝意旨，如同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四百多年前就清楚一个浅显的道理：「掌权者不实行作为上帝僕人的责任，且行事残酷不仁的话，那?他（当时多是男人掌权）就没有资格再被认为是政府官员了。」（Institutes III, 二32）

※ 消除中产阶级宗教观的迷思

韦伯（Max Weber）在论述＜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首先澄清了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韦伯认为赚取最大利润是人的本性，而西方世界所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以「合理」的方式抑制人性来赚取利润。韦伯进而认为以「理性」方式来赚取利润的西方资本义，是受到新教加尔文派教义所衍生的伦理所影响。且在「入世的禁欲主义」伦理中，加尔文派合理化了宗教上的经济行为，并在生活俭朴及经济活跃中促成近代「中产阶级」兴起。这也是今日加尔文教会的大多写照，类似中产阶级的「长老制」主宰了整个教会的思维与行动。

然而，中产阶级宗教观的迷思就在于「进步的教义」（Doctrine of Progress）。此教义主要的兴趣不在于处理社会不公、阶级斗争及贫富差距的现实；而是为已建立的社会体系，藉着宗教信仰的说服力来劝导那些在此既成体系的被压迫者，耐心地等待社会的逐渐改善，或领导阶级逐渐的回心转意。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批评说这是道德完整的伪君子，只会更加容忍统治阶级的为非作夕，诈骗更多的财利；并对一无所有的广大民众，要求因着信仰而消除颠覆统治阶级的想法。尼布尔说：「基督徒爱的理念已因被利用来安稳不公义的世界体系而贬值」。（The World Tomorrow, XVI, No, 11, 253-255.）

尼布尔在1932年发表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书，表达着对此议题的忧心。宗教教育家通常认为只要通过每一个人的归正，就可带来一个良善、理想的社会。由于对人性天真乐观想法，尼氏认为刚好成为统治阶级及特权阶级的美好藉口，在假设社会一定会渐进式地走向美善进步的过程中，享受更多的奢侈与不义。

台湾教会若要大众认同，就当发扬表达其对社会整个救赎事业的异象。如同希伯来人所宣扬的拯救观念，在先知及耶稣身上出现一样。福音是现世的，它带有抗议精神，当基督徒能为每个人的日常食物去战斗时，基督徒才有可能了解为何耶稣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因此，台湾教会如何将福音本质与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哲学所加诸于对信仰的的价值区别出来，应是首要神学思考。再者，重塑教会内中产阶级对普罗大众的关怀使命、社会不公的敏感思维，将再度决定教会能否成为推动真正「社会进展」的推动力量。

※ 重建台湾教会的历史使命

神学思想的进展跟一般文化思想的进展一样，总是跟随着一个社会学的因素，即支配团体最终决定何为正统，何为合宜的伦理看法。基督徒社群对其本身的了解与诠释也是如此，始终还是受到支配团体思想价值的制约而作为其信仰的了解，甚至其行为的准则。

台湾的政治虽曾经?民进党执政的政党轮替经验，然现今中国国民党又重新执政，社会那套早已控制我们的「大中国文化意识型态结构」又活跃了起来。令人担心的是，台湾教会在这套「大中国文化意识型态结构」的洗脑过程中，其内部正进行着一个影响深远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缅怀自属?史文化的特质，并藉着其所认同的族群聚集、同样语言使用，以便在倾中统治阶级的强权文化的制约下来自我安置；然另一方面又无法避免其第二代被此统治文化、思想所教化影响。在此双重作用下，台湾教会正面临着一个?史承续的困境，那就是受中国文化宰制、洗脑的第二代信徒，愈来愈难了解台湾教会早期信徒所背负对台湾本土的历史使命。

另外，台湾教会的自我了解也反应着教会信徒在社会世俗化过程的影响下，无法避免的现实导向，有时资本主义的价值就成了信仰追求的目标。把教会对真理的实践与现世导向的实用功能溷为一谈并非世俗化之过，世俗化的过程虽导向人们重视「实用性」(pragmatism)与「俗世性」(profanity) ，但并非意谓教会的实用性是向着「多寡」、「大小」、「成功」等现世价值观念的指标来定位。

反而，一个有深度的世俗化福音思考，事实上是在建构一种「社会变迁的神学」，是走向一个以民众社会性格为深度考量的福音省思，并在世俗化的社会提供正义的改变，并以此自我期许及自我安置。

台湾教会必须重新体认没有一个人可为不同文化、社会政治及经济情境，或生活在受苦的人们作信仰反省。他（她）们必须寻求在他（她）们的特殊生活情境中，来建构他（她）们自己的神学及对教会及人民的自我了解。因此，台湾的教会及基督徒必须清晰地见证在此特殊处境中对永生真理的了解，而真理的目的是指向正确的行动。这需要对话，基督徒与他（她）们日常生活情境对话，导引他（她）们的问题于信仰上，且让上帝的话语(text)用来询问他（她）们的处境(context) ，导引他（她）们重建台湾教会的历史使命，并在此人民受难及政府所行不义时刻带来改变的盼望。

原文来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杂志 第 11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