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寒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有一个有名的墓志铭。在其故居蒙蒂塞洛的那块洁白的石灰石方尖碑上，镌刻着杰斐逊为自己亲笔预拟的墓志铭，上面列举了他这一生最感欣慰的三项成就：“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关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这两件事，我曾经撰写了文章谈到过，而关于杰斐逊起草《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这件事，我还尚未专文探讨过，最近因为工作上有一个空档期，不由得想要专门来谈谈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之间的故事了。

故事须从头说起。在1776年7月《独立宣言》发布前不久，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议案：建议殖民地各州尽快组建地方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杰斐逊有种无可名状的激动感，因为这是他这段时期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个机会。在北美独立运动期间，其他的独立革命活动家一般只是追求一个目标，也即实现北美独立。可是，杰斐逊却追求两大目标，除了争取殖民地独立以外，他还致力于追求民主。所以人们看到，当其他活动人士专注于争取北美独立的斗争的时候，杰斐逊却单枪匹马地在弗吉尼亚大力推行民主改革。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农场主家庭的杰斐逊，希望通过在弗吉尼亚实行的民主改革，来带动全美范围内的民主改革。

在杰斐逊看来，北美大地上一个个面貌全新的州，才是未来国家的真正组成部分，因此，只有把各州的工作做好，才能为未来的美国奠定自由民主的稳固基石。基于这一想法，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将弗吉尼亚建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以使弗吉尼亚成为其他各州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从而为未来的联邦共和国先建立一个典范。在杰斐逊绘制的弗吉尼亚民主改革蓝图中，包括政府建设、法制体系、继承制度等等。在这其中，始终存留在他心中的头等大事，莫过于争取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而在宗教领域首要的工作，则要属出台一部《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了。

1776年9月，他离开费城回到弗吉尼亚。一个月后，他第二次当选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此后的几年，身为州议员的杰斐逊，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这项“只有一个人承担的最有深远影响的立法改革”——自1776年秋伊始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在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等原则的基础上，摈弃宗教压制政策，重建弗吉尼亚新的宗教秩序。

从历史上看，宗教专制主义早在北美殖民地初创时期，即已露出端倪。早在1609年，在一批英国移民来到北美东岸的詹姆斯敦，建立了英国海外首个殖民地之后不久，当时弗吉尼亚英属殖民地的“特许状”就作出硬性规定：移民必须宣誓忠于上帝和英国国教会（即英国圣公会）。

其后的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弗吉尼亚议会陆续出台了几项法令，规定了颇为严厉的宗教法规：英国圣公会取得官方教会，即正统教会的地位；正统教会的教义、礼拜仪式在宗教领域处于统治地位，信仰非正统教会教义的人即为异端分子，将要遭到殖民地当局的驱逐或迫害，甚至处以火刑；父母如果拒绝让子女接受正统教会的洗礼，即构成犯罪；禁止非正统教会的其他信徒非法集会；正统教会不但在政治上地位崇高，在经济上也享有特权；另外，如果一个在正统教义下长大的人否认基督教的真实性，或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或否认圣经为神圣的权威，他将被剥夺担任教会、民政或军队中任何职务的资格。诸如此类的法令，不一而足。

杰斐逊将要在弗吉尼亚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就是针对上述种种宗教压制的法令、政策的。

他这样做，一来源自自己的宗教观，也即，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去干涉涉及灵魂拯救的宗教问题；二来也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一百多年来，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脱离官方教会的信众越来越多，截至1776年，弗吉尼亚的民众已有接近半数不再信奉英国圣公会了。到了独立战争时期，非官方教会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1776年10月独立后的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前，要求取消英国圣公会的官方教会地位的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弗吉尼亚殖民地当局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1776年10月7日，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开幕后的第4天。当天会议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考虑有关宗教和宗教道德方面的一切事务”。杰斐逊经多方努力，终于如愿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入委员会名单上时，他感到十分欣慰。在这个委员会的19名成员当中，官方教会的捍卫者占了多数，与杰斐逊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仁——即要求进行宗教改革、改变圣公会居于官方教会地位之现状的改革派——属于少数派别。

为了使改革派能够精诚团结、统一步调、在对保守派的论战中取得胜利，杰斐逊竭力在他们内部做好协调、统筹策略的工作。这时，改革派当中一位身材矮小、稳稳静静的小伙子引起了杰斐逊的注意。此人的精干稳重、思想敏锐，尤其是他对民主独到的见解不断赢得杰斐逊的欣赏。这个小伙子，就是被后人称为“美国宪法之父”、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了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

这年的麦迪逊才25岁，比人称“青年才俊”的杰斐逊还要小8岁。思想的契合、气类的相近，使得杰斐逊与麦迪逊彼此印印相契、惺惺惜惺惺。他俩很快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启了两人在弗吉尼亚宗教改革事业上堪称珠联璧合的伟大合作。以杰斐逊、麦迪逊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向官方教会、向捍卫官方教会的保守派，即将发起一场激烈的论战。

在州议会开会期间，在许多人眼中视为议会活动家的杰斐逊四处活动，异常活跃。他利用各种机会，在议会里，在酒店里，在聚会上，向各方陈述自己的宗教观点：是否信仰宗教和信仰哪一派别的宗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容不得任何势力的干预；宗教应当与人类的自由二者和谐一致，而不是彼此抵牾；政府不应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教会，而应当交由社会去处理教会事务；等等。杰斐逊甚至还抬出过去的史实来说法：“假若罗马政府不允许自由研讨的话，基督教决不可能被引进来。”、“我相信，历史上未曾有以教领政的自由民权政府。”

1776年11月，杰斐逊在州众议院发表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演说。议堂之上，他首先历数国教教会在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种种流弊，大部分是过去在欧洲相沿而成的弊病，甚至是触目惊心的各种犯罪。然后，他列举了弗吉尼亚州在宗教领域种种不合理的法令，譬如弗州法律规定，以各种方式惩处加入异教教派的民众，甚至规定对异教徒处以死刑。说到动情处，他激忿填膺地指斥道，这显然是野蛮而残暴的法律！

紧接着，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权力进行干预？他自问自答，这答案简单明了：没有！

他说，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组建公共政府，乃是为了保障自身无法独自保护的生命安全、自由权等人类天赋的权利。但宗教信仰显然与此无关，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类的私人领域，公权力应止步于此。他还说，社会中的每个男女，只须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

官方教会，杰斐逊以厌恶的口吻说，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说法。握有公共权力的官方，不应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特定教会，而应任其自行发展。他进一步地警告说，倘若宗教成为国家的工具，就会成为自由的威胁。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暴政和奴役。因此，两者之间应当严格区分开来。他要竖起的，是一堵“政教阻隔之墙”。

接下来的申述最为铿锵有力，杰斐逊不禁提高了声调。国家的首要任务乃是维护自由，一个自治的、以正义和自由为根基的共和国，应将宗教主张和信仰崇拜（或信奉任何思想）的自由，归还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相反，由国家出面去支持某一宗教（或思想学说）的特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是再愚蠢不过的行径了，比如，英国国教会向非国教教徒强征所谓的“什一税”，即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又比如，国教会享有派教士主持民众婚礼的特权。

数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以打比方的方式，再次阐述自己的这一政教观：“思想活动不受法律的强制。只有当我们服从执行者时，他们才对我们的自然权利行使权力，但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愿让出自己的良心权，我们只对上帝负责。政府的各种权力如果扩大到这些领域，只能是对他人的侵犯。如果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或者说根本没有上帝，都无损于我的一根毫毛，我口袋里的钱少不了一分，腿断不了一条。”

1776年的第一个回合较量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弗吉尼亚州议会废除了几项最具压迫性的宗教法令。譬如，废除了那些将不经常去教堂礼拜、或采取其他的礼拜方式认定是犯罪行为的法令；免除了不信奉国教的民众必须为支持国教而缴纳的款项；此外，对国教教会的各项权力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是，圣公会在弗吉尼亚的国教统治地位仍岿然不动，改革派强烈要求的先停止向信徒征收的教区费（即向自己所在教区的牧师支付薪金等费用），也没有被废止掉。在此情势之下，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开始了。这项工作，就是杰斐逊于翌年即1777年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

（写于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未完待续）
—— 原载: 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