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强

各位弟兄姊妹：

平安。

感谢神带领我来到台州，让我有机会服侍他，来作一次有关神如何改变和呼召他的仆人的见证。

台州这个地方我不陌生，我来了四次。第一次在2000年的时候（16年前）来；第二次大概在2009年（或者2010年）左右；第三次在2013年的夏天；这一次是第四次，我跟我的妻子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来。

我回忆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奇妙的是我自己的生命状况的成长也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几乎对应了来台州的四次的时间点。每次的台州行，都对应了我的人生与神关系的某个阶段。

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从一个热心追求自由主义的人，到如今成为在基督里面被祂释放，因真理而真正得自由的人。

第一次到台州：自由主义是人生的偶像

我是2000年的十月份第一次来台州，那个时候台州的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本科是在南京邮电学院上的，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大学四年级，快要毕业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大学期间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是台州玉环人。我是到他老家来探访他。

为什么说我们之间非常好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有一小群人，有四五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们把这个聚集叫做“低调俱乐部”，在大学里面，在南京邮电这一个工科的学校里面，我们希望可以谈一点跟技术、工作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我们希望谈一点历史、谈一点哲学、谈一点经济、谈一点国家大事，仅限于谈论而已。但是谈论这些事情就和那些单纯只关心技术和工作的其他的人所谈论的就有点不同，于是我们就经常觉得自己也很特别。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喝酒，喝的很晚才回去，有的时候为了讨论一些问题，可能就喝酒喝到凌晨，五六点钟天快亮了才回去。大家彼此关系真的非常要好。

当然那个时候我不信主，完全不信主。但是我不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过南京的家庭教会，在那边聚会。当年那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的带领人，是南京大学物理学的博士。当时他在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我是很有兴趣的，就跟着我的同学参加。我当时根本不信，只是有兴趣，甚至觉得这些基督徒可能有点毛病，怎么会相信圣经呢？怎么会相信人是上帝造的呢？等等。我一点都不信。

我的那个朋友他是台州人，2000年的时候他毕业回到台州市电信局工作（因为我们是邮电学院，我们的同学都是在电信移动联通这些公司工作。我毕业之后就去了联通公司工作）。2000年的时候，我到台州来的信仰情况是这样子的：第一，我接触过福音；第二，我不信福音；第三，我信什么呢？没有人不信点什么的。我那个时候信自由主义！

在当时，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出路；中国这个地方有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民众不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来，国人对互联网有一个说法，“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今天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话是不信的人说的。很吊诡的是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但是他们说那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

在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说真话。但是在互联网上居然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讲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你可以读一些市面上读不到的书，你可以谈论一些普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话题。互联网就好像忽然撕开了一个幔子，让你看到了真相。（你要注意你看到的只是真相，并不一定透过真相看到了真理）。

看到真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还很孤独的事情。

就像刚刚贵教会王传道说他在大学信耶稣信的很孤独，我们也很孤独，不过我们是信自由主义信的很孤独。我们觉得这个国家的太多人被蒙蔽的太久了，我们奇怪大部分人居然不知道1959-1961这三年期间饿死这么多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林昭这个人，他们也不知道顾准这个人，他们都没听说过。

他们每个人生活着，只想找一个工作或找一个好饭碗。对于我们这群当时孤独的人来讲，我们鄙夷这大部分人只是具有猪的理想，因为只有猪才会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想吃，吃了然后就睡，睡了继续吃。特别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当时非常流行作家王小波一篇文章，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与其做一个快乐的无知的人，不如做一只痛苦的清醒的猪。这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就等于我们的自由主义信仰宣言。

我第一次千里迢迢来台州，是来探访我大学的这个台州的自由主义的小伙伴。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朋友、同道、同志。他那个时候在台州的BBS上非常有名，网名叫“亩产万斤”。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人有点“反动”，为什么呢？你知道“亩产万斤”这个名字本身背后是一段沉痛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吹牛说“亩产万斤”，结果导致中国后面饿死几千万人的深重灾难。那个时候我相信，虽然我们很孤独，但是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同道。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命光景——听过福音，但是不信。那个时候我以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自由，莫过于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自由主义是我人生的偶像。

在这之后的几年，我就一边上班，一边在互联网去寻找可能的同志和同道，找到了很多人，也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王怡牧师，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信主。那个时候我认识很多人在当时都还年轻、不太有名的，今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都已经非常有名了。他们是著名的作家、著名的学者等等。

王怡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是最有名的人之一，他是被称之为李慎之先生之后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就是当时李慎之的年纪比较大，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当他去世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给中国自由主义排座椅，说李慎之以后的接班人应该是朱学勤，朱学勤之后的接班人应该是王怡。这位王怡后来成了牧师，我今天委身的教会是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王怡牧师。他比我信主要早一点，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受洗，当然此前他也慕道有一些年。我慕道比他早，我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慕道，实际上也不叫慕道，就是听到福音，但是不信。

中间有好多年，我没有来台州。

第二次到台州：初尝神恩，开始信主，但信的不好

到2009/2010年第二次来台州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这中间发生了非常曲折的变化。有很多的大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我后来在北大里面读书，从北大出来后就在北京工作。2004年的时候就跟我的妻子结婚，2007年又从北京离开，开始做立人乡村图书馆。

为什么要做乡村图书馆呢？

其实还是跟2000年第一次来台州的时候那个梦想是一样的。

我认为中国人不了解真相和不热爱自由是因为整个公立学校洗脑教育和谎言的结果。从小就开始把我们教育成只关心房子、车子、好日子。所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再过三百年也不会有希望。

我那时候在北京算是“有为青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在研究所里面工作，被人称之为青年学者，时不时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自己自大的以为好像做一点事情可以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但是我越来越多的发现，这是一个幻觉。在北京的朋友，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写文章、一起吃饭、聊天、批评XX党，幻想将来有一天民主社会的到来。但是这一切，跟我们真实的内在生命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用各样各样的方式，在批评这个专制的、独裁的的政府及其制度，他们渴望有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社会。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从此就变得更好了吗？

从2000年，到2007年，这7年的时间，我看到我那些朋友，他们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流的人，被称之为中国的良心，他们的名字被写在书上、报纸上，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一样送到公立学校里面去，而且要送最好的学校。他们一样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如果一个服务员倒水稍微慢一点，他们会大声呵斥说：“服务员，怎么搞的！”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出路，这不是希望。

然后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家庭破碎、婚姻破碎、离婚，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少的离婚。他们的婚姻并不比被人更加幸福。

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提醒我说，她说你跟你的这些朋友们在北京“互相吹捧、相互启蒙”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说的事情，你们彼此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见到了之后再说一遍，然后相互吹捧一番——你是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你是中国政治学第一人……无非彼此吹捧，满足虚荣。有什么意义呢？“多么有为的青年学者”、“多么勇敢的人”、“多么自由的灵魂”……这些称呼又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在那个时候，她说了一句狠话，她说：“我宁可回去种地，也不要留在北京”。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个决心，就去了乡村。请注意，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其实我是不想回去种地的，我同意回到乡村，因为在城市里面互相吹捧，确实挺虚妄的，没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一起就离开北京。因为我想，既然这个社会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更加老实的、去期待更久远的、更加以后的事情。不要指望中国多少年以后会变好，它好不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就来为还不存在的一个新中国来培养人才吧。

是的，中国将来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总得干点什么。

2007年我提出离开北京的想法，很多朋友不理解。他们说，你又不是一个左派，你又不是要发动工人、农民，你干嘛跑去乡村呢？你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吗？我当时为了安慰他们，说了一句豪言壮语，我是这样说的，“十年之后，我要来写本书，叫做《离开北京，改变中国》”。

呵呵，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有个人写了本书，叫做《离开微软，改变世界》。那个人也是做乡村图书馆的，他做的非常好，一个美国人，他在全世界做了几万个乡村图书馆，厉害吧。他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于是我想如果城里面的专家、学者、教授、记者、编辑们都回到各人的家乡去，做图书馆，肯定中国未来就有希望了——呵呵，不会的，他们不会离开北京的。

于是，2007年我带着一个新的理想重新出发。

但是实际上，到今天回过头来我才知道，那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就好像上帝曾经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吾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当然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我听到是我的妻子在我旁边这样说，“你不去乡村我就跟你离婚”，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走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离开北京，第二年，我们就信主了。

我们第一站去了湖北，在我的老家，做了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后来去了河南，在河南做第二个乡村图书馆。

河南跟浙江有点像，信主的人很多。我们住在小镇上，就有很多人信主，有教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信，但是我是个慕道友，我已经真的是慕道友了。那个时候，我是基本上要信，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上帝没有说服我，还是有很多问题。上帝后来藉着一些人、也藉着一些事，让我更多的明白祂。后来祂又藉着一本书，一下子把我说服了。

我记得是在2008年的8月21号晚上，大约七点，那天晚上我坐在乡村图书馆的门口，我有一个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书架，那上面摆了几本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我没事的时候就翻一翻。我一本书我以为自己看过，但是实际上我没有看过。我那天晚上就把它翻开从头开始看。我看到第一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哗一下眼泪就自己流出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哗一下眼泪就自己流出来了。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和他的克拉朋联盟》。那本书的第一页，不是正文，好像是第一章的概要，摘出来几句话，写在第一页上面。大意是说，基督徒不爱世界，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乃是要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为他们的上帝做见证。

我看到这句话，我心里就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哭了。

我估计你们看到这个话不会哭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话就哭了。

我那天晚上就把那本书看完了。哭了很多次。

我后来跟很多朋友分享这本书，他们看了都没哭。但是那天晚上确实，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从那个人身上，就是叫威伯福斯的那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说主啊，你是真的，我现在承认你是真的，如果你不是真的，那这个人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第二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妻子决志信主了。我信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又不简单。

我是2000年听到福音，比我的很多朋友们都早。我的朋友们中余杰信主了，王怡信主了，张大军信主了，很多人都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比他们坚强，我说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们可能是个性有点软弱的地方，不够彻底，像我这样理性的人，我是不容易妥协的，所以我不能信。

但是上帝就在那个时候，把我带到河南的那个小乡镇的小院子里面，那天晚上我在读那本书，啪的一下子我就被他打碎了，我就哭了，我就信了。就是这样信的。

信主之后没多久，我就跟我的妻子来过台州，这是第二次，依然来探访我的我的那位朋友，因为当时他正在要离婚。我已经信主了，我听说了这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就竭力的阻止了这件事情。我就拼命的劝他们不应该离婚，当时他们还真被我劝成功了，没有离，不过过了几年还是离了。

我当时试图作见证，把我的信仰告诉他，也劝他信耶稣，但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虽然信了，但其实不懂的太多，我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被上帝的话语重新塑造。我当时还是觉得追求自由的工作，是对中国有利的，我应该帮助很多的乡村的孩子们。让他们通过阅读成为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我只是让他们读到一些好书，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受到激励、鼓舞。

我以前跟我的朋友们分享过一个例子，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支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志愿者团队跑到我所服务的一个乡村图书馆去做志愿者。然后我就组织了乡村的初中生和北大的本科生之间的一次辩论赛。在这次辩论赛上，我们那些乡村图书馆读了一点书的小朋友们，运用他们在书里面所学到的知识，表现的一点不比北大学生差。我很受安慰的，这是我的学生，其实我没有教过他们，我只是带他们看书，然后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看到北大的学生，号称是国家的精英、最好的学生，但是很多人的头脑里面的内容都是新闻联播复制品。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应该好好干。

而且，我也常常觉得上帝好像特别的恩待我、眷顾我。我在很多的困难上，他都帮助我。你知道我做一个公益机构，最初只有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做一个图书馆，后来做两个图书馆。后来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江西、河北，包括浙江等这些地方，我们做了很多个，具体数字是22个，这样的图书馆。其实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根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我没有钱，我不是一个有钱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募款的人。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没什么资源。但是那些年，在我做立人乡村图书馆的那些年当中，我们的钱始终是够用的，很奇怪。我们负责财务的那些同事就觉得很奇怪，说英强你怎么也不去募款，你应该好好的去做这些工作。我不是不做，我也做的，但是我也没有到处跑，去找人出钱什么的，几乎没有。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到处去找人。但是，人呢，基本上都是够的，每个图书馆，一个、两个、三个志愿者。然后每年，从一开始一年花几千块钱，后来几万块钱，团队大了以后，一年几十万的开支，都是够用的。我也觉得上帝好像是让我做这个工作，好好做就行了。我也不太明白未来的路会是怎样。

后来甚至在201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办立人大学，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得到真正的高等教育。做了立人大学以后，很多人吓一跳，说居然还有人可以办大学。一看这个大学，其实什么固定资产也没有，但是呢，还办的相当有特色，有声有色。曾经在南方周末，就是曾经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关于立人大学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被很多其他杂志转载了。《读者》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很煽情的名字《立人大学：某个时刻超越了北大》。然后很多人觉得很好奇：啊？还有这个大学？超过了北京大学？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很多人开始关注我，开始给我各种各样的荣誉。我得到的最好玩的一个荣誉是什么呢？是一个称号，叫“中国魅力五十人”；也因为在教育里面的贡献，我被有一个杂志，叫作《时尚先生》，评为年度的教育人物。

从2011-2013年，我现在其实是有两条线、或者说三条线在发展。我当时并不明白，我后来才知道，无论哪一条线，背后都有上帝在掌管。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立人的教育事业，它确实在一个上升期，影响开始渐渐扩大。它开始赢得了民间社会的尊重，开始赢得了青年人——中国很多的大学里的有理想的青年人——很多人都想读我们这所大学。立人图书馆也在全国越做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一条线。

但是另外一条线，是从2010年开始，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一个叫“有关部门”的部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了许多打击和阻碍立人发展的事情。我们的一些图书馆和我们的一些活动莫名其妙的被拦阻掉。有一年，当我还在湖北老家的时候，有一个常年作街头举牌活动的老乡叫做孙德胜，他当时被有关部门弄回老家了，有一天竟然跑到图书馆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县，我已经是非常敏感的人，县政法委书记是常年要盯着我的，但是我跟他谈话，他说你的‘级别’比我还高”。我就回答他说，但是他们还没找过我啊。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的人，因为立人大学、立人图书馆来找过我，从来没有，这是很奇怪的。我后来才明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是什么呢？第三条线是，上帝把我和我家带到了成都。我从2012年11月开始读神学。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将来干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要服事主，但是我以为我要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等我把立人大学办的差不多了，把立人图书馆交给别人做了，然后我就要全身心的服事上帝，我以为是这样。

第三次到台州：呼召逐步清晰

然后，我再说我第三次来台州的时候是2013年。2013年我们立人在台州有一个分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就到这里来了，特地来参加这个开馆仪式的。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我呼召逐步清晰的阶段。我已经有一个负担：“我就是教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时在教会已经开始一些服侍。

到2014年，终于这三条线都清楚了。到2014年，我在6月份已经下定决心不干立人了，因为想全部时间服侍上帝念头越来越强。因为觉得这所有一切都比不过服侍上帝有意义。计划2014年底的时候全部交接。可是到9月份的时候，所有的立人图书馆分馆，陆续在一个星期之内被关。在全国分布那么广，一个星期被关掉，是不容易的、很难的。然后没过多久，立人大学的团队，或者跟立人大学有关的一些人，有几位只是曾经参与、当时已经离开的人，都被抓了，而我却一点事情没有。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很奇怪，他们说李英强你怎么没被抓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抓我，我很困惑，我去找我的牧师聊。当时其实我也很紧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楼下的脚步声，咚咚咚的响起，我就以为是来抓我的，要来把我捉走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他们好像没打算捉我，算了，我就放松下来了，但是心里面那根弦一直绷着。我去找牧师交通，我说“牧师，我的心里还是不平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时王怡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既然上帝呼召你出来服事他，他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你不要怕”，我就很得安慰，因为上帝对我负责，我就不要怕。好吧，我就回去了。果然，什么事都没有，直到今天。

我想上帝留我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好好的活着来服侍他。

如果立人这些事都没拿走的话了，我虽然想专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事，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毕竟那是自己当初一手创立的机构，即便辞职了，还是会关心的。

第四次到台州：全职蒙召圣约育人

于是我就就开始心无旁骛的开始全职服侍教会。我也开始在成都参与筹备华西圣约人文学院，致力于为教会、为基督培养经受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人才。其实之前201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筹备了，但是一直我自己也没有明确，状态、时间各方面也都成问题。后来我就发现确实上帝把这个托付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开始集中精力来服侍。

所以我简单来回顾，今天是第四次来台州，我的妻子在你们中间，这个两个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一家人怎么跑到台州来了呢？这也是个奇妙的事情。难道是为了在你们面前来述说上帝的奇妙恩典吗？难道不是吗？我相信是的，是的。上帝让我们这样的来，不是徒然的，祂是要使用一个罪人，一个曾经骄傲、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生命要追求什么的一个人，祂自己来打碎他、缠裹他、建立他，然后让他来服事。

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到现在还不信主的朋友分享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天生就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呢？我从前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传道人”，我传的是自由主义的“道”。我到处想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自由主义。我活出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见证”。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跟我的妻子当时结婚就没有领结婚证，为什么不领呢？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权威，我觉得我们结婚还需要政府给我们发证吗？凭什么？我要结婚就结婚啊。我怎么结婚的呢，我就发了一封邮件，给我的朋友们宣布：我结婚了！你可以想象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现在我的观点跟从前大不一样，我是一个属于教会的全职蒙召要传道的人，我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来生活。

后来我听从牧师的建议，去领结婚证，因为政府合理的权柄也是上帝所赐的，要尊重。可惜我已经领不着了，因为我被当地负责落户的人拦阻，我被变成了一个黑户，没有户口了，自然领不到结婚证了。这其中的故事太长，不讲了。

一个黑户，在中国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看起来还非常幸福的家庭，还在办大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的，确实很奇怪!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会觉得不可能，莫名其妙。其实我也会觉得这样子。我从前做自由主义“传道人”的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做这个事就挺好，虽然我知道中国没有前途。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以为，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看不到中国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我说我还是会继续干，没关系。

但是等到我真正信主之后，我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之后，我才明白——中国是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真正因信基督而在灵魂和生命里面真正得了自由的人。

如果有，无论这块土地是不是民主自由，但一定有一个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真正自由的国度存在。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上帝的，是天上那另外一个国度在今生这个世界的见证。这样的人活在这块土地上，不被政治捆绑，不被金钱捆绑，不被地上柴米油盐捆绑，他们的眼睛只是盯在天上，盯在他们所信靠的那一位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

如果有，那么民主不民主有何重要呢？没关系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不自由民主的世界里信主，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你有机会为你所信的耶稣坐牢，你有机会去看到自己生命当中为主所背起的那个真实的十字架。连坐牢也是自由的。

而那些在欧洲、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们会堂很漂亮，他们的教堂很古老，可是他们，可能会离福音却特别远。

我们这些人有什么？

上帝似乎让我们什么都没有，曾经有的那么一点东西也拿走了、打碎了。

可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还要什么？不要了，这就足够了。

所以感谢主，感谢主让我在这里来分享祂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让我能有机会来叙说他的恩典和荣耀。

也谢谢弟兄姊妹、谢谢你们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