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在去年709大抓捕和今年8月初的大审判之前，人们都不知道周世锋是谁。他没有写过多少文章，几乎没有接受过外媒采访，他在法学界、公知界基本上默默无闻。这次审判后，也很少人写他的纪念文章。但是709大抓捕让周世锋一鸣惊人、天下皆知，因为抓捕的几百个律师和维权人士，如王宇、王全璋、刘四新、吴淦等不是锋锐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就是与锋锐所有紧密关联的，官媒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锋锐所和周世锋。事态的发展也说明709大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抓捕周世锋和锋锐所为核心的维权律师们的。

周世锋在8月初的大审判中被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犯，并被重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体一般是当局认为的具有社会影响的野心家、阴谋家。如此罪名和重判，足见周世锋在当局眼中的份量。而且当局通过多位证人、王宇等同案的所谓认罪和指控，都一致把矛头指向周世锋。甚至胡石根长老的被捕和被重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重判周世锋、构陷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而强行掳掠过来的。因此从一切迹象可看出，这次大抓捕和大审判的最核心人物，乃是周世锋。

为何当局对周世锋如此地嫉恨并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呢？为何当局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来对付这位在海内外并不有名的普通律师呢？除了要遏制住一浪高过一浪的公民维权运动、剿灭众多的死磕派律师外，当局眼中，低调躲在幕后、善于经营和谋划的周世锋律师才是真正危险的人物，不铲除他就会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

众所周知，海内外反对人士中不乏理论家、学者作家和辩论高手，但是能筹措资金、经营资源、调兵遣将者非常稀少，而周世锋就是该类稀缺人才。根据安文的《小山村走出的京城大律师──小记周世锋》一文，周世锋1964年11月18日出生于河南安阳县伦掌乡西柏涧村一个非常贫穷的富农家庭，家境太差但又得到奶奶和父母的溺爱，于是就形成了他特有的个性：不畏权势而又富于同情心，脾气倔强而又不失策略。他做过乡村教师，也做过基层官员，考上北大硕士后专研法律，毕业后到安阳、北京等地做过律师，2007年4月，周世锋成立个人独资的律师事务所，2010年更名为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期间，他经常帮助中国大陆弱势群体代理民告官的案件，曾代理过2001年石家庄爆炸案、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案、2015年成立“聂树斌案律师独立观察组"等等。

中国社会底层的磨练和众多案件的历练，使他认识到法律维权必须要有组织化的物质保障，没有资金基础，维权难以为继；而没有组织作为平台，那么维权也难以壮大。不久，由于他法律业务的精湛，他迅速积累资金并奠定了锋锐律师事务所为中心的法律维权平台，有了资金和锋锐，周世锋想出资800万人民币建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以向全国各地受迫害律师家属提供资助，他并招揽和聘用了在法律界和维权界的众多杰出人物，如刘四新博士和黄立群副局长，还有王宇律师、王全璋律师等维权律师，像经常冲在一线的维权人士吴淦，也被锋锐聘请延揽为行政助理，如此的组织化，也就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地的法律维权行动。

有经济基础和组织保障是为了进行法律维权，但在当局眼中这一切都是为“颠覆国家政权”而招兵买马、强化组织与分工。官媒上的《北京锋锐律所案追踪》一文中指出：“锋锐律所文有刘四新，武有‘屠夫’吴淦，还有王宇、王全璋等一批‘战将’”。《周世锋们是如何一步步堕向深渊的》一文指出： “行动圈”共分三层，组织核心层：包括被提起公诉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周世锋、刘四新、黄立群等人；策划行动层：包括王宇、王全璋和推手吴淦、翟岩民、包龙军等人；跟风参与层：包括刘星、李某某等“访民”。显然，当局之所以嫉恨周世锋，是因为他们发现近年来为什么维权行动此起彼伏，重要原因就是有锋锐律师事务所，他们也发现周世锋原来是这些维权律师和人士的经济支持者、是众多维权事件背后的组织者和幕后“黑手”。当局的重视和重判，从反面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和组织保障对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何等重要。

我们在谴责当局对周世锋律师的重判、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周律师的同时，也要视周律师为近年来维权运动的杰出领袖，要向他学习如何经营、组织维权运动。当前的海内外中国人权运动中，不乏冲在一线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勇士，也不乏“妙手著文章”的众多“煽颠”作家和写手，更不乏只耽于言语论战的“口炮党”和名震天下的偶像型民运领袖，但真正缺乏的却是埋头低调、实干经营、为人权事业创造资金与组织人力资源的人物，尤其是海外，到了“要钱没钱、要组织没有组织”的地步，缺乏善于经营和募款的人物，更缺乏真正有效运转的组织平台，这些都成为海内外人权运动无法拓展的瓶颈。

没有经济基础和组织化运作的反对运动，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而这方面，周世锋律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有雄才大略，但埋头实干、从经营好一个实体开始打下不错的经济基础；他虽个人天赋才干极高，但礼遇贤士、与人合作、以团队的力量实现法律维权的目标；他朴实无华、谦虚真挚，引来众多杰出人物与他同道以他为中心，他的确是位不可多得的帅才。虽然当局极端恼恨他的领袖之才及其成果，故而重判他，但他和他所做的一切，已成为海内外中国人权人士的楷模与榜样。总之，在这个不缺乏偶像明星的时代，人权运动需要的是像周世锋一样埋头经营的实干型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