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下午3点半，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一场长达5小时的审判刚刚结束。林茹见到了别离已近600天的丈夫夏霖。

虽说是公开审判，但旁听席只有6人，林茹因被列为证人，没能进入法庭旁听。庭后的5分钟会面，她事先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哭，“浪费时间”，可见到丈夫的一瞬，她还是哭了。

夏霖也哽咽了。林茹注意到，丈夫身上穿的那件红白条纹衬衣，还是2014年11月8日，他被警察当着老母亲和孩子的面，从家里带走时穿的。夏霖告诉她，一直舍不得穿，今天开庭，是同监室的五个人，一早用水杯帮他把衣服熨平的。

见面的时间实在太短，说了几句话，倒计时的铃声就响了。那一瞬，他突然把妻子往怀里一拉，法警未及制止，他们拥抱了。

此时，法院的门外，飘着小雨。来“围观”的人们，撑着伞，不肯散去。当警车从法院驶出，他们一起大声喊着“夏霖！”人们希望着，这声音能传递给囚车中的那位律师，给他一丝安慰和勇气。这些人里，有夏霖的同学、一位专程从山东赶来的律师。还有一位老人，背着一个粉红色的水壶，已在法院门外站了一天。他是崔英杰的父亲。 10年前，夏霖为刺死“城管”人员的小贩崔英杰辩护，并最终保住了他的生命。

一年半前，夏霖为被捕的郭玉 闪担任辩护律师，郭玉 闪是著名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不久后，夏霖本人亦被带走。他的妻子林茹收到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称夏霖涉嫌“赌博”和“诈骗”，被羁押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被带走后一个月，夏以“涉嫌诈骗罪”被正式拘捕，并转至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羁押。

“我无罪。”夏霖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为自己辩护。

检方指控夏霖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知情人士称与夏霖和朋友之间的经济来往有关。他的妻子林茹曾对媒体表示，夏被捕前并没有接到任何人和司法机关索取和裁决债务的通知和文件，如果是向朋友借款，他也有能力偿还。

夏霖的两位代理律师──丁锡奎和王振宇，坚持为他做无罪辩护。丁律师认为，这起以“赌博”立案、最终以诈骗起诉的案件，是一起“为追诉而追诉”的政治案件。 知情者介绍，庭前，有关部门曾向律师施压，提出三条，不能中途退庭，不能媒体“炒作”，不做政治辩护。最后一条，被一贯低调的丁锡奎律师回绝了。

“我不做政治辩护，将来谁为我做政治辩护？”丁律师这样问。

底色：“此生不做鹰犬爪牙”

1992年，22岁的夏霖从西南政法学院（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工作。这年7月，夏霖没有去公安局报到，而是到贵阳投奔哥哥夏洪，备考当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他总觉得，做警察是干脏活，”夏洪说。夏洪从北京大学的古生物专业毕业，阴差阳错，却成了贵州的一名警校老师。夏霖案开庭当天，他作为唯一的家属代表，旁听了整个庭审。

夏洪说，夏家祖辈在四川自贡，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到贵州支边，在遵义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弟弟夏霖，从小喜欢古诗词，有侠客梦，大约总想着匡扶一些什么。 “他对朋友两肋插刀，我并不奇怪”。

1988年，夏霖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的西南政法，声望正隆。作为全国五所司法部直属的法学院之一，西南政法出了贺卫方等众多中国法学名家。在那里，夏霖受到良好的法学训练，包括刑侦专业实践等。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19 89。

那一年，他刚上大学一年级。他曾多次给朋友们描述当年的经历，那个黑色的初夏，在他的讲述中，却多了一些浪漫：

5月的某天，他和同学们在重庆市政府门口静坐，军警要清场了，他们围坐成团。灯关了，一片漆黑，又下起小雨。或许是害怕，或许是寒冷，19岁的夏霖开始发抖。这时，一位不认识的师姐，从背后轻轻地拥抱了他。

这温柔的一瞬带来了光明。就在那一刻，增援的同学赶到了，灯亮了，广场上一片欢呼，清场中止，他们胜利了！

作为朋友，郭玉 闪曾无数次听夏霖讲起这段故事。那一刻于夏霖刻骨铭心：爱与黑暗对峙，最终光明降临。但这青春的胜利随即飞逝，如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一样短暂。枪响了，一起都变了。

那个夏天，夏霖和他的同学，在重庆歌乐山下，一起宣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他曾给朋友、资深调查记者王和岩讲述，那一刻，自己撕碎了共青团员证书，“从此，就再也不是党 的人了。”经济学者温克坚也记得，有一年在西湖边上寻常聚会，说到“八 九”，夏霖突然呜咽，泪如雨下。

在郭玉 闪看来，“八 九一代”是夏霖的底色。当年许多人被生活和时代推著向前，但其中有些人，心中始终有一团火。 “夏霖有很多缺点，却从没有忘记初心。”

1992年，当年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的夏霖，到贵州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当时贵州唯一的官办律所，办公室就在省高级人民法院里头。他呆了两年。此时，贵州开始试点私人办所，他便和所里的另外3个人一起出来，创办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这是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那一年，他24岁。

整个1990年代，经济发展，律师“吃香”，夏霖的律所不缺业务，商业案件居多，他也逐渐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当时的茅台酒厂改制，他是法律顾问，所以常有好酒可喝。

1995年，他和林茹结婚。妻子娇小美丽，是贤淑的客家传统女子，岳父是贵州省的老公安。 “大男子主义”的夏霖，不干家务，只赚钱养家。安逸的生活一天天继续。贵州赌风兴盛，“推麻”（注：打麻将）为乐，夏霖也不例外。直到有一天，他从牌桌上下来，突然在电脑看到余世存的一篇文章──《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

“当时就惊出了一身汗，觉得自己太堕落了，”他曾这样对朋友们说。

这成了他离开贵州的直接诱因。林茹也证实了这一点。2001年，他到了北京，送儿子上了“不用带红领巾”的私立学校，自己则去读北大的民商法研究生班。

“我要进去了，你也给我好好整！”

“夏霖总是对别人说，他的人生是被我带偏的，没想到的是，最终，他因我系狱，”39岁的郭玉 闪说。

2015年9月，郭玉 闪在被关押将近一年之后，以“非法经营罪”取保候审。在他获得自由时，他的辩护律师夏霖已被关押10个月。

他们相识在2001年前后的北大。那时，一批公民运动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正在初兴的互联网上崭露头角。郭玉 闪当时在北大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在北大BBS论坛“一塌糊涂”上，他是公民生活版的活跃分子，也是青年行动者中的佼佼者。在茅海建的近代史课堂上，他遇到旁听生夏霖。“我们是臭味相投。”郭玉 闪说。

他们都喜欢饮酒、论辩。 2014年，郭玉 闪在狱中时曾用诗回忆那段生活：“当年匹马入京城，年少张狂五岳轻。朋辈呼求唯快意，风云啸聚任豪情……”

2004年之前，郭玉 闪常在北大静园组织草坪沙龙，请一些独立学者来沙龙与年轻学子分享。校方不能明着驱赶，每次沙龙，便开始浇灌草坪。2004年9月，“一塌糊涂”BBS被关闭，郭玉 闪和朋友们在静园草坪聚会抗议。那个下午，夏霖揣着他的律师证，徘徊在被水浸过的草坪外。参加抗议的每个人，都给夏霖写下了授权委托书。

2006年，郭玉 闪牵线，王振宇律师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依托于中华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主要办理一些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当了第一任的义派所主任。 “义派”，是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了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在这之前，夏霖曾纠结过，差点回了贵州。郭玉 闪记得他们还一起喝了告别酒。但他终于还是回来了。“在贵州，他自称‘资方律师’，吃香喝辣的，最终，他还是彻底告别了那种生活，把自己和公共领域连在了一起，”郭玉 闪说。

2007年，郭玉 闪成立传知行研究所，做出租车行业研究、税务研究，也介入对三聚氰胺毒奶粉所致的“结石 宝宝”的救助等。 2012年，他参与解救山东 盲人 维权者陈 光 诚，批判的思想与行动不断走向纵深，最终，牢狱之灾迎面而来。

2014年10月，郭玉 闪被抓，与十年前北大静园草坪一样，夏霖成了辩护律师。

在公民行动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他们对彼此的处境，都有心理准备。2014年5月，浦 志强被抓之后，郭玉 闪回忆，在夏末的夜市上，几个人一边讨论对策，一边碰杯。郭玉 闪说：“我要进去了，你给我好好整！”夏霖回应：“我要进去了，你也给我好好整！”此时，旁边的传知行研究员黄凯 平也凑过来，为他们“作证”，三人一起举杯。

之后不到两月，在香港 “占 中”风暴的席卷中，他们三个，全都“进去”了。

如今，郭玉 闪重获自由，黄凯平也回到了家。而夏霖，在被关押582天之后，迎来了这场审判。

曾以“技术派”自居

作为律师的夏霖，对自己的专业技能颇为自负，曾以“技术派”自居。2006年他代理的崔英杰案，曾被认为是“技术派”辩护公共议题的成功个案。

崔英杰，退伍军人，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要没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而不被允许，激愤之下，刺死了城管李志强。之后，北京授予死者李志强“革命烈士”称号，崔英杰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

10年过去了，崔英杰的父亲还记得初见夏霖的情景，他们全家把夏霖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林茹则记得，那年，儿子10岁，看报纸，突然对爸爸说：你去帮帮他们吧。

“他确实为崔英杰案倾注了心血，”哥哥夏洪说。他到现在还记得弟弟的辩护词，阐述了城管制度的弊病，向死者家属道歉，也有对“引车卖浆者”民生疾苦的描述，“感情和理性结合得很好。”郭玉 闪则认为，崔英杰案中，夏霖最高明的一点，是在舆论尚未被点燃之前，提前给全国人大写信，询问城管是否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并获回函，确认了城管不属于公务序列，这就使崔英杰“妨害公务”的罪名无从被谈起。

崔英杰服刑期间，夏霖一直和他有书信往来。

李瑾记得，当时舆论非常热烈，法学界还举办了针对城管制度的研讨会，夏霖思量再三，没有去参加，怕惹怒法庭，“尽可能地为崔英杰着想”。

最终，崔英杰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这是一个律师所追求的不错结局。自此，夏霖对自己的“技术派”观点更有信心。 “律师的舞台就在法庭之上，”他带着专业的骄傲，也曾安慰担心自己的哥哥：“我平时又不说过多的话，都是决战法庭，没事的。”

也是在崔案之后，他受浦志强律师的邀请，加入了华 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术化”。但他的“技术派”处理方式，放在中国的环境里，用武之地不多，也常常被真正从事政治反对的人批评。事实上，在一个政治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往往强行操弄的环境里，“技术”很难有用武之地。

其实夏霖又何尝不知道呢。他和浦 志强担任辩护律师的谭 作 人案就是典型一例。作家谭作人，四川地震后，因追查倒塌校舍的细节以及其它一些事由，被诉以“煽动颠覆 国家 政权”。谭作人的夫人王庆华，至今记得那次开庭的细节：

律师要说的话，几乎全部都被法官打断，而当女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择日宣判时，夏霖一下子就跳起来，指着审判长的鼻子，用四川话大骂：你把老子们的证人名单骗起去，就是为了把证人堵在法庭外面，真他妈的太卑鄙了！格老子把西南政法的脸丢尽了！四川公安搞出来的烂事，你格老子去顶啥子雷……

那天开完庭，门外有200多人在围观，夏霖后来向朋友们回忆，来围观的人们在鼓掌， “我眼泪又快下来了，一扭头，进了卫生间，”他得意于自己这次“忍住了眼泪”。没有像邓玉娇案中，因在庭外和网友“抱头痛哭”，而遭人诟病“不够理性”。

不完美的抗争者

但夏霖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抗争者”。在他的朋友们看来，他有太多的毛病和缺陷，这一切，甚至关系到他今日的处境，包括他被抓之后，舆论的相对淡漠。

“他情商太低。”他的朋友王和岩说。

在王和岩看来，夏霖性格耿直，心底柔软，但有时颇自负，他也不太懂得现代传播。在邓玉娇案中，他对南方都市报龙志的一篇报道不满，始终耿耿于怀。而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篇理性的报道，在当时的汹汹舆论中，有难得的冷静。

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他明明做了不少人权案件，却不希望被贴上“人权律师”标签。有记者曾在报道中提及他是人权律师，反被他指责了一顿。私下里，他对朋友们说，“不贴标签，才是对自己的保护。”

“烟不离手”的夏霖，“保护”自己的一个表现，就是打牌为乐，并以“吃喝玩乐”标榜自己。

“他一直喜欢斗地主。贵州的风俗便是这样。他喜欢小赌，但真没想到最终在这个毛病上被找事。”哥哥夏洪说他。

原立人 大学的李英强一度认为，夏霖当然对体制有很清晰彻底的认识，但他一直在行动中小心翼翼地不撕破脸皮，试图维持与体制的和平共处。

“他明白，一些事情，他要干了，就不要说。他不明白的是，他扮演出来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遮挡不了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苏里说。他是万圣书店的老板。2006年，刘苏里就与夏霖相识，之后，夏霖曾做万圣书店的法律顾问，他们也慢慢相熟。

在刘苏里的印象中，夏霖比较“狡猾”，自己做的事不太说，这也使得外界并不很了解他。而说起夏霖的底色，他认为，一方面，六 四这件事，在他的心里没有过去。另一方面，他对很多不公，私下表现出来的，真是切齿痛恨。

但不管是“技术化标签”，还是“假装”不介入政治。当时局恶化，政治黑手操弄法律，夏霖的自我保护，其实也就不堪一击。

“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高地上，一方面，是他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情使然。”他的另一位朋友说。“他也做不了完人。他做的抗争性案子，也只是一部分。平时做的多的，还是商业案子。”律师王令说。他也是夏霖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沉默的舆论

2014年11月9日，夏霖被抓，当时的案由是三个月之前的一场赌博。之后，夏霖的罪名被升级为“诈骗”。而检察院列出的几位“受害人”，都是他有经济往来的朋友。郭玉 闪也曾被警方列为“受害人”。郭说，直到他自己获得自由，去找公安和检察院交涉，才把他的名字从“受害人”中撤出。

“夏霖的犯罪是他们想象中的。”王振宇律师认为。

但这个“诈骗”的声名，还是有效地影响了舆论对夏霖的关注。“现在环境这么肃杀，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很难说话，也怕为他背书。”一位不愿留名的律师说。

另一个事实是，夏霖长期以“技术派”自居，和勇于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死磕律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从2013年以来，中国律师里开始出现“死磕派”，他们在案件中与官方“死磕”程序，熟练运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声揭露不公，往往让司法部门被动尴尬。2013年，贵州“小河案”，以及其后的“北海案”，死磕律师抱团取暖，争取律师权益，一时风生水起。在当下的中国，他们也成为最具公共精神的律师群体。

而在始终关注着夏霖案的周泽律师看来，夏霖对死磕律师的行动，并不积极，较少参与到死磕律师的维权过程中来。而当前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多是死磕律师。夏霖案的关注比较少，或许和这有关。

在另一位关注夏霖的朋友来看，这可能和夏霖的性格比较“独”有关。另外，2014年，在浦案中，他一开始采取的策略，以及他后来的表述，也得罪了一些律师界的朋友。但一位关注夏霖的学者则认为，因浦案引起的意气之争，属同道之间争论，不掩夏霖的赤子之心。“专制体制下，同道之间，有误解也其实正常。”

如今，尚在缓刑期间的浦志强，也一直关注着夏霖案。他说：“不管怎样，夏霖和张思之先生在我案子中当时的思路，是符合我的本意的。”

“我和他搭档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夏霖只要应诺下来的事儿，绝对不会中途开溜。当你回过头，他永远会在那儿。”浦志强说。

他认为，夏霖案获得关注并不多，也可能和“打压疲劳”有关。

而李英强，则痛感：“夏霖在失去自由一年七个月之后仍然能保持零口供，表明他对司法体制的熟悉和绝望的反抗……而人们在夏霖案上的普遍沉默，表明了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值得所有追求公义自由的朋友警醒。”

“对公共人物，我们自己做不到时，会投射一个理想人格。但其实公共的事情，大家应该共同承担，每个人做一部分。如果都求全责备，可能找不到一个能承担公共责任的人了。”郭玉闪认为。

“我始终认为，律师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职业共同体，只要不是听命权势鼓点起舞的败类，那些为公共事务努力的律师，即使办案方向、理念有差异，关键时刻，还是应抛开歧见和隔膜，团结起来。”肖雪慧说。

而一直关注这个案件的徐晓，则认为，对律师来说，可以当自己的技术派，但必要时，当然应该支持死磕派。“我内心有自己的看法。但面对公共空间，永远选择与专制对立的道路。”

王令则依然支持夏霖：“在当下的环境，律师可能很难担当革命者的角色，但依然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个案推动法治， 通过案件影响一个个知道案子的人。”

至于夏霖这个人，他说：“他有点坏，比如老赢我的钱。但他是一个人愿意和他交往的朋友，一个真正的律师。仗义每是屠狗辈。夏霖就是这样一个律师中的屠狗辈。”

而对夏霖的家人来说，庭审之后，更为悬心。妻子林茹，在他被带走之后，常常梦见他。“在梦里，他穿灰衣服，短发，好像在监狱里，一个电子屏幕上有他的名字，我总是非常担心。”她说。

林茹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他穿一件蓝色发亮的衬衫，“很土”。见面之后，他就每天来接她下班。从那以后，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

林茹说，他被带走后，警察找过她两次。告诉她，“夏霖坏透了。”“我要是你，早就和他离婚了。”“我就问他们。他那么坏，那你们查到他有别的女人吗？警察愣了一下。说，还没查到。”

“我想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无论外界怎么看待他，我都会等他回家。我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能平静地在一起。”瘦弱的她，静静地说着。

2010年，夏霖和浦志强为谭作人辩护。在辩护词中，夏霖写道：谭作人是闻名遐迩的“四川好人”，生于斯，长于斯，一生所爱皆寄于斯。于此天灾不止，人祸频仍之际，布衣在野，夙兴夜寐，胼手胝足，其心所系，在杯葛彭州石化不当选址、在呼召川震学童不散冤魂；于谋危社稷，毫无兴趣。其所思所想，所求所愿，所作所为，无非“作人”二字而已！

“作人”，在今日中国，已如此之难。而一名真正的律师，如夏霖，注定要与这时代最严峻的问题，迎头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