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

中共在呼吁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宗教中国化。但中共自己也尚未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无神论就是最后的瓶颈。突破这个瓶颈，中国会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可以使中国既进入现代政治文明，同时又回归并提升古老的中华政治文明，使中共成为完全现代的、同时也是完全中国化的政党。

一、执政党扬弃无神论是政教分离的关键

从西方政治文明历程来看，现代政治文明必须要过宗教关，实现政教分离。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建设民主、共和、法治、宪政等等。

政教分离的关键，不是消灭宗教，也不是持守无神论，而是政治组织（政府、政党）与宗教信仰脱钩。在中国党政一体的现状下，就是中共与宗教脱钩，成为纯粹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信仰组织。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政教分离的重要性，也在努力实现政教分离。但当前其着力方向是想剥离各宗教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心，这是找对了问题开错了药方。宗教信仰根植于人心，人心受现实生活直接影响，关注人心的宗教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社会（即使以否定现实为路径的佛教，也是对现实的负面关注。而况佛教也在变，也有了“人间佛教”）。这个政教分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就像消灭宗教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一样。

其实，在中国实现政教分离，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关键在党”——作为现实中的执政党，只有先实现自身的政教分离，扬弃信仰组织的成分，成为完全的现实政治组织，中国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政教分离。

中共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实现自身政教分离的尝试，就是上世纪80年代推行“党政分开”的努力。但这同样是错误的药方，改革以失败告终。政党是以地上的政治、以政权的运作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党的本质就是谋政、为政，党政不可能分得开。

真正的政教分离，是把现实政治活动（政府运作、政党运行）与对超越性的存在（上帝）的追求从组织上区分开。无神论是从负面来回应对上帝的寻求，所以在这个以上，恩格斯在《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一文中说：“无神论……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所以真正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教分离，核心在于扬弃无神论。

因为有没有上帝、谁是真上帝、人应当如何拜上帝，这些事情和政府运行、政党运行没有直接、必然联系。

二、扬弃“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

从哲学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对有神无神下一个结论。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一种结论，而是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结论，具有绝对性和封闭性；而态度和方法，具有审慎性和开放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唯物主义”进行了如下定义：“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而唯物主义的这种思维方法，已经被中共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精准概括。

界定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的根本属性的党章中，没有写明无神论。这并非偶然，而是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智慧回应。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包括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团体的人民群众在内，包括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章程不可能只代表极少数无神论者的利益，所以党章中没有无神论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规定，不是党章对党员的规定，而是党在政治纪律方面对党员提出的要求，纪律也是可以根据处境的改变进行调整的（建议前述纪律改为“党员干部不得利用公共权力和资源干涉或资助宗教活动”），不能以此推论中国共产党就是无神论的政党，从而改变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在国际上，现有的五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古巴、越南、老挝都允许党员信教。不允许党员信教的，只有朝鲜和中国。也可见无神论和共产党是否执政没有必然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经历了多次理论上的“中国化”：政党的阶级基础，从工人阶级，到工农联盟，再到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人士；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每一个改变，在以前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都取得了突破。

历史会显明，扬弃无神论，同样是如此一个成功过程。前人已经在这条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没有做这件事，不是因为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为时机不到。今天，扬弃无神论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扬弃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关键

扬弃无神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后的关键一步。

中国政治文明在本质上不介入有神无神的争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把注意力放在有神无神的争论上。历史上没有无神论政权，也从来没有哪种宗教成为国教。侧重世俗化的儒家始终在主导中国政治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古典意义的政教分离。

中国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历史上已经包容了佛教等宗教，正在包容基督教等宗教，也包容了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大量的社会制度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文明在当代生长的重要一环。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仍然保留着外来文化的肤色。扬弃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将彻底融入中国文明。

从现实政治看，扬弃无神论有利于团结全体中国人民。中国13亿多人口，至少10亿人不是无神论者。中国56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是无神论民族。相比于强硬坚持无神论，扬弃无神论、实现政教分离显然更符合执政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扬弃无神论不影响国家安全。2014年5月，首部《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出版，其中涉及宗教渗透的部分，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安全又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内容。”报告认为宗教渗透会“改造并同化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危害国家安全。但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是无神论主导，没有哪个政权是无神论政权。如果承认儒家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儒家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但儒家也不是无神论，孔子也不是无神论者。其他各大宗教更不用说了。

所以，扬弃无神论，实现政教分离，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的中国化的关键一关，是中国政治文明进入现代政治文明，同时是中国政治文明回归并提升古老的中华政治文明的关键一关。否则，虽然中共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近七十年，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还在空(想之)中，没有完全落地。

后记：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是教会长老。教会长老为什么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办法，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同在一个屋檐下，房顶可能会被捅漏（动机可能是好，但结果可能会漏），屋漏了下雨不是只淋捅娄子的人，所有人都挨淋。这个娄子就是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稿的送审版。本文不谈这个法规草案的具体问题，谈谈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

谈马克思主义之于我，也不是毫无根据。不仅因为我们从小都上政治课。19年前，我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我2000年毕业的时候，论文答辩遇到点障碍。原因不明，大约是因为观点太陈旧。论文标题叫《当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职能演化述论》。标题很中性，但内容完全是重复老调：意识形态不能放。其实我对意识形态有另外的看法，那就是中共以意识形态立国，马克思主义通吃一切，到极端就是文革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就是吃的过多不消化的后果，所以改革开放就是往外吐，市场经济就被吐出来了；但我判断不会完全吐出一切，会反弹。所以在跟负责论文答辩的老师电话求情时，我就说以后共产党还会重新重视意识形态。这在那时看来似乎是不现实的，那时思想政治是没人读的专业。我的同学大部分是考别的专业不成后转过来的，我自己也是。现在形势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我那时的感觉。当然这些都不会写到论文里面。

这是我当时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突破无神论这一关。现在看来，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复，关键是执政党无法突破无神论这一关。所以我经过反复思考（祷告），决定写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包括在上执政掌权者在内的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参考。

本文匆匆草就，表达了大概的意思，不完备之处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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