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加尔文阐释 《使徒行传》第2章和4章时，提到信徒受洗的重要意义，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被识别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 需要三大要素，即教义、教职和教产。《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所描述的，就是圣灵降临、罪人经历超自然的重生与悔改之后，一个崭新的“宗教组织”的形成过程。五旬节后，信徒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卖了田产，凡物公用（教产），恒心遵守使徒（教职）的教训（教义）。这些记载包含了组织化宗教的三要素，更 显明了“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教义到教产的社群共同体，即地方教会。因此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 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

初代教会的植堂进路，是从分散的家庭聚会，逐步形成城市中的固定会堂，慢慢为福音赢得一座又 一座中心城市。从这一植堂的角度看家庭教会的历史，家庭教会的实质是在特定政治、社会际遇下因着持守主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从而承受了一个“会堂被掳、 退回私宅”的过程。据笔者观察，2000年之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十年历程，经历了四次焦点的转移。

1、2000-2004年，焦点仍然是“家庭”。直到年底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其中“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的合法性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各地行政部门对家庭聚会的执法也开始不同程度的缓和。

2、 2005-2007年：焦点是“登记”。私宅聚会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支持和政府不确定的退步后，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 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 2007-2009年：焦点是“写字楼”，随着部分城市教会的堂会转型，聚会场所开始从封闭和不稳定的私人空间，向着稳定和开放的非住宅空间转移，会众由 半公开的“亲友为主”向着非特定的公众转移，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生活之公共性本质的焦点。因着这一焦点转移，城市中隐匿的基督徒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看得 见的“社群”。1949年后，主的教会第一次在中心城市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

4、2009年-2010：焦点是“建堂”。一些在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受到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 选择购房建堂，使作为不动产的“教产”，及属乎主耶稣基督的会堂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出现，成为了城市福音运动的又一个焦点。

这一迅速来 到、同时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和极大争战中的焦点转移，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具有难以评估的巨大的属灵含义和影响，虽然更多的教会和牧者开始看到这一点，但和 以往的各次焦点转移一样，也难免有许多争议、困惑甚至反对的意见。尤其是从敬虔主义的传统和圣俗两分的传统出发，来质疑外在之“会堂”之于国度扩展的必要性。

柳溪教会的海波斯牧师，不在改革宗教会的传承中。但他有一句名言，是笔者赞同的。他读到《以弗所书》3章10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从而提出，“地方堂会是世界的希望”。在前两节经文中，保罗说，主藉着使徒，“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因 此第10节所说藉着“教会”，是指地上的和历史中的有形教会。

笔者认为，只有更清楚地看到一间、一间地方堂会在主的旨意中的中心地位， 在基督国度扩展与福音使命上的优先性；今天的家庭教会才能于所处社会的特质中，看见从住宅到会堂、从团契到堂会、从隐秘社会到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的时代异 象。信仰的公开、会堂的建立，社群的形成，这一教会公开化异象的实质，是真正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开始。如果“建堂”这一焦点转移能顺利地突破当前行政环境的压制，那么这一即将来到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具体形式，就将是一场前所未有、而家庭教会已为此预备了几十年的“城市植堂运动”。

家庭教会曾在会堂被掳的时代，见证了真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环境的制约，而继续存在于选民的属灵团契中。今天却需要反过来，继续见证这一圣徒的团契，也可以进入 世界，在成为一座无法被遮掩的山上之城、并被外邦人识别为“基督徒”的同时，同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使徒传承的教训，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分别”和“彰显”之间持守中道，如光照在人前，叫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堂会”是称呼地方教会之整全信仰生活形态的实质，“会堂”是 称呼承载堂会转型的、圣徒群体生活的外在空间与样式。从今日家庭教会的处境看，没有“会堂”对住宅聚会的突破，就无法带来50-100人这一规模瓶颈的突 破，由此带来较完整的信仰生活形态和教会事工，尤其是儿童事工和宣教事工的成形。也不可能出现“堂会”及其牧养方式的转型，更不可能在未来出现以堂会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

福音来华两百年来，如果问福音到底在哪些方面，已对中国社会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祝福和真实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 在三个方面，福音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已道成肉身为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形态，即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是独一的位格神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理性主义的世俗智慧，以至于“上帝”和“神”在汉语中，已形成了具有特定基督教内涵的语义；二是惟独基督的救赎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道德主义的进路；三是有形教会的生活形态，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血缘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结构。

但在上述三点中，福音藉着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形态，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家庭教会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中，中国已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目前最缺乏的一种有形资源，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换言之，教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真正的结社自由，真正的良心和信仰的自由；甚至除了家庭教会的讲台，今天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不受政治约束的公共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 活出了一个对中国社会而言弥足珍贵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受制于世俗权势的社会共同体的雏形。这不是因为家庭教会做得好，是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新造出 一个与周遭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类团体。

堂会的转型和会堂的建立，是对藉着地方堂会而成形的基督徒社群的更整全、丰富和公开的信仰生活的塑 造和彰显。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度的眼光中，看到教会生活形态作为一种群体性见证，其意义实在超过了全体信徒个人见证的简单相加；那我们就看不到建造一种更完整的地方教会形态所具有的巨大的福音性功用。

节选自《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刘同苏、王怡 著，2011年，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