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人

像闹剧一样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结束了，尘埃落定。是次最出位的民主党政论者是著名富争议性记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与黑人神学家韦斯特 （Cornel West）。摩尔在本年七月发表网文〈特朗普会胜出的五大理由〉，其中一点是「希拉莉的问题」，他说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是希拉莉。到了大选后第二天，他再发表五样必做的事，包括要夺取民主党的控制权，并开除所有民意专家与政治分析人员。神学家韦斯特的文章题为〈美国灵性灯火熄灭式的意识丧失〉，他指摘美国两党被贪婪的精英名流所操控，充斥了不羁的慾望和普遍的无知。结果会引致腐败和黑箱作业的强人政治。这些都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示警的。

今天的亚洲是抗命与反霸的大地，遥望美国自然有複杂的感受。台湾的知识份子至今仍然以人权作为首要的关注，这是台湾转型正义时期的引伸课题，而抗争中的香港是以自由、民主与民生为关注重点。因此很难期望大家会对美国的内争有很大兴趣。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最教人瞩目的是形形式式本土主义的崛起，早期的本土主义往往是始于排外情绪，但今天我们却看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运动的奇异结合，像香港的佔中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运的交流。香港人关注美国局势的另一切入点是对国家主义的反思。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每四年的交锋是现代世界最猛烈对国家体制的反思，当中涉及联邦与州权、三权的剧烈冲突、像利维坦式的大政府与个人人权，这些课题都可合宜地转化为香港式的论政参考。例如，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热点是对宪法的争议，这正正是目前香港释法危机的要点。美国宪法常被视为一本超稳定的文本，却要每四年经历一种近似「释法」的危机；相反地，香港的《基本法》看似是一本愈来愈脆弱的法律文本，却需要在风雨飘摇中寻觅其稳定性。此种对辩证式宪法的想像，例子之一便是朱凯廸曾经指出：《基本法》本身是一本妥协而没有公义性的文本。

若要从神学角度来阐明美国政治的适切性，便要提及奥古斯丁的现实主义。若说罗马书十三章「顺服掌权者」的说法似乎指向一种接近君权神授的看法，那使徒行传五章中彼得不顺从人的抗争便是指向君权民授的立场，而奥古斯丁的看法是此两种见解外的第三种辩证立场。奥古斯丁曾说：没有了正义，王国岂不就是一大群强盗？许多学者均认为他的原义不是说国家会像强盗，而是最颠覆地说：国家与强盗同质。这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说要盲目地抹黑人间一切的体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要做的是后世霍布斯的政权除神话化。他甚至要将政权与公义观来脱勾，从而指向我们既活在人间地上之城，却又嚮往上帝之城的痛苦张力。

因此美国基督徒经常会将美国历史来神话化，更将美国政治来神学化，这些从亚洲角度来看，是教人大惑不解，甚至是噁心的。但此看似政教合一的言论因着有强大的现实主义的框架，加上传统教会敬虔的教导，绝不是将政治人物来神化，也不是以总统为救世主，反而因着源于清教徒法对现世的厌恶，是将掌权者贬抑至接近希律王或彼拉多的位置，终身受圣经故事的制裁。

最后是一些选后的量化分析，大家可以在报上看见，今次特朗普与希拉莉二人的投票群，并没有显着的社会背境的差异：特朗普票源的教育程度为大学毕业的中层阶级，与希拉莉一样。而希拉莉败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失去了接近一百万黑裔票，而拉丁裔与新生代的投票率都远逊上届。两党都有大约百份之十的选民越界投对手，表明美国虽然有对立或撕裂，但这与香港及台湾的处境不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希拉利都在选后公开发言，保证政权顺利之移交，此种务实之精神一直贯穿美国历史，亦是源于奥古斯丁与尼布尔的务实精神。作为华人，也是美国公民，我们一方面为不完美之美国感恩，但亦一生带着罗九3的情意结，为我们骨肉之亲的福音与信仰自由而哀伤。我们必定切切关心香港，经常为香港祷告。

（作者为美国西雅图大学神学系副教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