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选自《现代的历程》

作者：杜君立

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也是一场阅读革命。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

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与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犹太教的“摩西十诫”中禁止“雕刻偶像”，这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仅存于文字中，或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必须阅读，并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犹太人成为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生活空间的民族，犹太人的生命空间是基于《圣经》而延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经。马克思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关于犹太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犹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说：“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犹太民族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极其卓越，马克思于哲学、卡夫卡于文学、弗洛伊德于心理学、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罗斯柴尔德于金融、沃克菲勒于商业，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也是现代的产物。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占少数，但皇家学会68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42位。欧洲天主教徒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学家中，清教徒人数却超过天主教徒。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

伯兹曼认为，天主教有利于诉诸华丽的装饰、美妙的音乐和绘画，而北欧作为新教地区，比较注重词语，并发展出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君主的神圣权力，没有神秘主义，仅仅几页纸的文本——美国宪法。换言之，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圣经，这三份被广泛印刷的文件，构成美国的根基。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

值得一提是，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