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爸爸已不在他身边一年有多，这番或许些微有点夸张的心底话，不过与思念同义。平常相处中，一家人不也常揶揄爸爸是思想家吗？王峭岭说：“他呀，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微博。所以好多事情，他的行动力不强，可能看着桌上的油瓶快要倒了，也不会去扶。”李和平反而有兴趣研究为什么这个油瓶会倒下，倒了之后应该怎么办。
在外吃饭，吃到一个好味道的菜式，李和平也很有兴趣探究好味从何而来，如何再现这种味道，推论和总结后，就由王峭岭来执行，他继续看书或思考。
跟李和平相识已久的温海波律师早已发现李和平这个爱思考的特性。他看见的李和平，好像常常在发呆，“我猜他是在思考吧。很多时候他提出来的问题，显然是他经过很多思考而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一般人是很少去想的。”譬如说，一班人在吃饭时，他突然会说，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国家是什么……
思想发达，行动迟缓，温海波说，李和平想法很多，每每很难付诸实践。他俩曾经合作搞禁止酷刑的项目，李和平不时冒起各式各样的想法，当温海波认真考量可行性时，下一回见面，李和平又从不同的向度提出点子。“要不你跟他无边无际地讨论，要不你拉他回来……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很难付诸行动，有时候他也比较拖沓。”
温海波是八零后，李和平比他年长十岁。2001年，温海波刚到北京，二十出头，一般只做商业案件。直至2004年，有人介绍他给高z晟律师做助手，他才碰到不一样的法律界人物。高z晟当时已开始关注flg学员受迫压的现象，并尝试以法律手段为当事人争取合理对待。其时法律圈子里有意识地以法律来维护宗教权利的律师并不多，估计不出三十个，李和平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在那段日子，他在饭聚或研讨会上与李和平相识。
2006年，河北石家庄王博、王新忠、刘淑芹一家法轮功学员，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当局监视居住，后正式被逮捕，最后被判刑四至五年。当时李和平在北京的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接了这个案子。辩护意见由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等律师共同撰写，虽然结果维持原判，但这个案子影响极大，李和平的好朋友江天勇律师说，“这是第一个大规模地、明确地做无罪辩护的宗教案子。”辩护词题为《宪法至上，信仰自由》，香港律师何俊仁看过，他认为“相对于国内一般劣质的，往往没有呈堂证供的法庭审讯及裁决书，这份辩护词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剑与盾：中国维权律师》页IV ）
辩护词长期以来成为法轮功辩护的参考蓝本，后人难以超越。王峭岭很同意，“他就是爱琢磨，尤其是辩词。那个词真的写得很完备，很精彩。现在很多人拿过去把受害人名字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2008年，江天勇第一次参与法轮功诉讼，连李和平在内总共八个人，希望在原来王博案的辩护词基础上有所突破，“八个人，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创新，大致还是用那个”。
江天勇一直很欣赏李和平的才华。他俩同是河南人，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从来都好辩，有独立思考和自己的想法。”因而格外惺惺相惜。李和平大学本科已选读法律，毕业后在郑州做律师，江天勇说他做得很成功，觉得需要更大发展，然后就到北京去了。
那是2000年，李和平没多久便开了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他一直鼓励江天勇自学法律，待江天勇通过考试后，又催促他到北京去。“高博隆华发展得很好，我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大厅也没几个人，几年之后，大厅坐满了……2007、2008年的时候，办公室空间不够，又换了一个更大的……”
江天勇自觉立足未稳，不敢有大举措，见一步行一步，李和平看不过眼，又催赶他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他是基督徒，基督徒特别讲究家庭团聚，不喜欢夫妻分隔。”
2000年以后的北京，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法律体制转型、网络空间扩大，社会矛盾渐渐暴露；2003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涉及人权的大事件，孙志刚事件、军医蒋彦永披露非典疫情真相、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等等，搅动了公民对社会公平公正、个人权利与体制规限的种种思考。因孙志刚事件，向全国人大提交“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建议书的律师许志永、滕彪和俞江三人，更创立“公民谘询有限公司”，积极从事维权活动，后续参与的维权律师约有二十位。这一年，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
高博隆华的人权案也愈做愈多，最高峰时七八个人权律师在一个所，参与了好些重大案子，令当局非常不满，开始骚扰和打压他。
2009年，高博隆华的其他合伙人与司法当局勾结，把李和平排除在合伙人之外，“原先是老板，现在变成普通的受聘律师，每一次做案手续上需要审批，非常不便和不利。”
2010年后，李和平开始关注反酷刑、反死刑的议题。。
在广州执业的年轻律师陈进学，2014年刚加入维权不久，就在研讨会上遇上李和平。交谈中，他感到李和平的诚恳，“他很有赤子情怀，特别真诚，不管赞赏还是批评，他会毫不隐晦地直接跟你说。但他对自己的看法也很坚持……”
有想法的人，才不轻言放弃，温海波觉得，被关押中的李和平，肯定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是正确和合法，而且对这个国家非常有益处。温海波分析，扣押期间，官方曾到李和平的家去，游说家人拍视频，让家人来劝李和平认罪。这样就是说，在里头的李和平，还是相当坚持，不认罪。温海波说：“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有担当的。”
不管是在前线做案子还是在后方反酷刑，李和平就是当局容不下的人了。身旁的人都替他担忧，王峭岭多番劝告他收手，因为十年来，李和平不断被监视，警察日夜守在家门口，又曾被绑架和毒打，被限制出境……只是李和平不被打动，王峭岭在一段文字中表露：“我只能够说，他虽然45岁了，还是很单纯，单纯的相信法律，单纯的寻求程序的合法带来公民权利的保障。”
李和平被抓捕前的一阵子，江天勇和他还在开研讨会。那时听说当局派人去了李和平那个反酷刑办公室拍照，江天勇直觉有些危险，便提醒他清理一下办公室的资料，李和平不以为然，说：“他妈的他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之后又去了南昌，2015年7月10日回到北京后，便被警方强行带走。
李和平身在何处，家人从不被告知；当下的身心状态，更无从掌握。出事以来，王峭岭四出奔走，也不得要领。可以做的已经做了，此时此刻，身为基督徒，王峭岭只能为他默默祷告。
他自己呢，会在监禁中，为自己的自由而祷告吗，王峭岭不敢肯定，她说，“这大哥，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如果今天的环境是他能承受的，他不会祷告；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一定会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