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的基督教精神和起源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篇处提醒我们：我们所珍视的自由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似乎已经忘了）。如果没有基督教对西方世界的影响，现代民主不可能出现。托克维尔强调了平等——不论是作为理念还是社会事实——的历史性崛起。这场“革命”，是基督教世界的典型特点，在其他世界尚未看到端倪。托克维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之间的地位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平等。”［3］

托氏认为，基督教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及其本身智识上的影响，推动了平等的进程。首先，基督教在贵族社会中——这种社会通常分裂为少数世袭贵族与多数臣民——引入了神职人员。他写到，“神职人员向全社会各个阶层开放”，于是，“平等”逐渐从“教会向政府内部渗透。”结果，一个昔日的农奴可以“以教士身份跻身贵族之列”，甚至还“常常凌驾于王侯之上。”［4］

从智识影响的角度看，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传授了一种神学上的平等，而这也暗示了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这很难不引申出法律面前公民平等。”［5］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基督教的贡献可能是多余的：我们本能地相信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政治上的平等，是普遍存在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一直是我们所在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对这种向平等观念提供了神学支持的宗教并没有多少感恩之心。

不过，托氏的解释基于对人类历史的长远理解。它提醒我们，如果观察完整的人类史，我们会发现民主和平等并不是社会的默认状态。托氏观察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根深蒂固且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甚至在古代世界“最深刻且最有天才”的人看来，现代的平等和普遍人权观念也是不可想象的。“耶稣基督降临人世，使人们明白了人类成员本质上是相似的、平等的。”［6］

基督教在美国：一项政治原则

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的普遍兴起，主因正是基督教。美国民主的诞生要归功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基督教：英国清教。他认为，清教徒（Pilgrims）为美国的自治实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美国从一种独特的“起点”——一种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状态——出发，其他一切状况都由此而来。［7］而这一起点则是由北方殖民者提供的，北方诸州的主要理念“起初传播到邻州”，之后逐渐“渗透到整个联盟。”［8］

实际上，北方殖民者迁移到新世界的主因正是宗教。他们到此不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相反，他们离开了那个远为舒适的家乡，勇于克服美洲荒原的艰苦生活。照托克维尔的看法，为了“满足更纯粹的精神需要”，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从而“使一种观念得胜。”显然，这种观念正是他们对自己所渴望建立的基督教共同体（Christian community）的理解。这些殖民者自称为“朝圣客”（Pilgrims），因为他们的旅程有一个宗教目标：即试图建立清教徒的共同体，在美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向上帝祈祷。”［9］

托克维尔并非盲目崇拜这些清教徒。他承认，清教徒所建立的社会不乏极端行径和蠢行。他们的很多刑法——包括异常严厉的处罚——直接取材于《旧约》，照搬“一个粗鲁、半开化的民族的法律应用到一个精神上更为开明、温和的民族身上。”并且，他们“完全忘记了宗教自由的重要原则”，这可是他们“在欧洲苦苦追求的”，他们用法律惩罚的方式强制敬拜、规范行为。［10］

这类错误和弊端只是暂时的，被殖民者的后代逐一纠正。不过，清教徒正面的政治贡献，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持久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建立和维持了民主自治。［11］

托克维尔解释道，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教义；它在许多方面还混合了纯而又纯的民主、共和理论。”［12］清教徒前往美洲建立宗教共同体，而他们的信仰又要求建立和管理这些共同体时，应该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例如，《五月花号公约》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目标确定为“荣耀上帝，增进基督教信仰以及荣耀国王和国家”，不过，它所建立的殖民地政府基于殖民者“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并且“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公正和平等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新英格兰另一处殖民地，同样“起草了一份社会契约，并由所有利害关系人批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