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ussell Kirk 译者：张大军

（译注：这是Russell Kirk所著《保守主义思想》一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前半段，原章名为：伯克与习俗的政治。Kirk在本部分回答了许多人长久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保守主义究竟要保守什么？）

奇迹时代渐渐远去，遁入历史的荒原，成为不可思议的传统，现在就连平庸时代也已老态龙钟；在过往的世世代代里，人的生存依赖简单的法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则变得日益空洞；似乎一切存有都已不在，只剩下现实的幻影，主导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主要是裁缝师和装潢师，所有人都戴上硬棉布面具，四处招手做鬼脸--突然之间，大地断裂了；在如地狱般的浓烟中，在刺眼的亮光中，革命激进主义的怪物冉冉升起。长着多个脑袋、口中吞吐着火焰的他问道：“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卡莱尔就是这么描写1789年爆发的革命的；阿克顿勋爵写道，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一书“将英国人从沉迷于伯克思想的状态中挽救过来”。顺便说一句，阿克顿会同意将罗伯斯庇尔和伯克吊死在同一个绞刑架上--这一充满煽情的说法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派人士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虽然他们在实践上同样憎恶真的这么干。1自卡莱尔时代以降，很多认真思考问题的民众都认为有关法国革命的真相一定处于埃德蒙 伯克和孔多塞（Condorcet）--如果一定要找出来这么一个人的话--之间。

在自由主义节节胜利的一百年时间里，其中的批评家总是认为伯克在法国革命之意义的问题上犯下了大错。巴克尔（Buckle）甚至以悲哀的笔调指出其中的原因：伯克在1790年时已经疯了。2不过，知识界对法国革命的辩护根本没有从伯克的打击中恢复元气；伯克的同代人詹姆斯 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向他的伟大对手无条件投降了，浪漫派人士在回应伯克的呼吁时抛弃了平等的诉求，而卡莱尔则无法拥抱潘恩的狂想。对于不断成长的那代人中的卓越之士，伯克的《反思录》抓住了他们的想象力，因为他的风格“像闪电般灵动多彩，带有犀利巧妙的修饰”（海斯利特（Hazlitt）语）；在大多数才华横溢的英格兰年轻人眼中，其光彩已超过卢梭：他的作品不仅经受住潘恩的攻击，而且让它相形见绌。他确立了英国保守主义的路径，他成为欧陆政治家的楷模，而且他曲径通幽地渗透进美国人的反叛精神。那些戴上硬棉布面具招摇的人无法逃离法国革命洪水的冲击，伯克则将那场革命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伯克并不是如此招摇之人；他也不属于平庸时代。他信赖奇迹时代--那个古老的奇迹时代，而非人为创造奇迹的新时代。他燃起一团火，目的是平息法国的大火。

晚至1789年夏，伯克之前所结交的朋友托马斯 潘恩从巴黎给伯克写信，希望说服拥有雄辩之才的伯克能够向英格兰引介“一种更加恢宏的自由体系”，并成为公众不满和民众主权的代言人。米拉波（Mirabeau）在国民大会发言时也长篇引用伯克演讲中的段落--有时会交代引用的来源，有时不交代，热烈地赞颂辉格党的领导人。这些陈年往事现在听起来可能让人惊讶不已，可是在当时，它们一点都不奇怪；那时，年轻的杜邦（Dupont）可能直言不讳地要求反对乔治三世的人称颂法国革命。保守的伯克也是自由的伯克--在殖民地事务上，他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者（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尴尬）；在经济事务上，他是斯密的盟友。不过，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法国革命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

在议会中辩论的英国辉格党人

热爱传统的伯克既是普通人，也是新人。十八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新人们主导的时代：在整个西欧地区，尤其是在英格兰，日后革命家们迫切要求的理性和灵性平等已经大体上实现，这比巴士底狱被攻陷还早一些年头。“富有进取心的才智之士”的崛起成就了革命的大灾难，而革命的灾难被宣称是模棱两可的回报的必要前提。在伯克的同代人中，英格兰最杰出的人才都是新人，来自中产或更低的阶层，他们的姓氏包括：史密斯（Smith）、约翰逊（Johnson）、雷诺德（Reynolds）、威尔克斯（Wilkes）、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谢里丹（Sheridan）、克拉珀（Crabbe）、休谟（Hume）等等。哲学家名录上的名字也差不多是这些。伯克在伦敦国会大厦（St. Stephen’s Hall）演讲时环绕他身边的就是这些他会将国家命运托付其手中的自然贵族们（natural aristocracy）。

伯克这位新人、这位都柏林律师的儿子已成为贵族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和组织者。鲍德温（J G Baldwin）在评论伯克和洛埃诺克（Roanoke）的约翰 伦道夫（John Randolph）时曾探究为何前者不是托利党人，后者不是联邦党人。他说：“他们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辉格党人，因为他们都非常珍惜个人自由--这种爱惜之情像他们的自豪感一样深不可测，不可战胜；也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阶层归属感，换言之，他们都钟爱属于自己和所在团体的权利。”3

给辉格主义下定义并非易事。辉格党人反对专断的王权，提倡政府内部的改革，对英格兰的海外冒险事业总是持怀疑态度。当伯克进入英国下院时，辉格党总共才经历七届政府的任期，和今天保守党的存续时间长短差不多。它与商业利益集团和大地产主有隐隐约约的联系。辉格党党纲中的很多内容会吸引像伯克这样的年轻人的想象力：法律之下的自由、共同体中各团体之间的平衡、较大的宗教宽容度、1688年的知识遗产。托利党也会欢迎伯克这样的新人，而且伯克在托利党内也不乏熟人。不过，托利党人支持顽固的王权、有时被愚蠢生硬地执行的殖民和国内管理计划、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不宽容--对于亲眼目睹过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无能的伯克来说，最后一点非常可恶。这两个党派中间没有一丝激进主义，同时也没有真正自觉的保守主义。伯克选择了需要他的罗金汉（Rockingham）辉格党。

大卫 塞西尔（David Cecil）勋爵评论说：“即使对占据了辉格党人大部分时间的那些国务，他们也疏于理会经济理论或行政管理实践中的枯燥细节。对他们来说，政治首先是人品问题，其次是一般原则问题。而一般原则是他们表达的手段，而非思想的中介。他们并不妄想着质疑辉格党基本的正统原则。所有人都认同有秩序的自由、低税收和圈地政策；所有人都不认同专制和民主。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以一种新颖有效的方式重新申明这些无可辩驳的真理。”4

整个辉格党结构的缺陷不言而喻。被罗金汉勋爵纳入麾下的不知疲倦的伯克立即开始工作，修补辉格党大厦中的各处危险裂痕。伯克对政治经济问题非常感兴趣，对于让大多数政客头疼的无数细节能了如指掌，仅凭自己就起草了辉格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并促使它在下院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他还承担起另一个角色，将辉格党人所钟情的那些一般观念清晰优雅地表述出来。他愿意工作，辉格党的领袖人物中很少人有这一优点。在一个讲究说话艺术的时代，伯克是其中最优秀的演说家。作为作家，就连辛辣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也对他爱慕有加。辉格党的观念构建工作几乎全部落到伯克的肩上，同时他还要承担辉格党的大部分行政管理职责，哪怕在福克斯（Fox）开始与伯克并肩战斗之后，情况依然如此。正如约翰逊所言，伯克这位天才能承担一切工作--可以做主教、总督、诗人、哲学家、律师、教授、士兵，而且在每个行当都能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即使以伯克所处的贵族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像他这样的人能成为一个大党派的其中一名管理者也是让人意外的事。他才华过人，可是，天才之人常常在政界吃不开。经过1832年的选举改革后，伯克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发表竞选演讲，很难想象那时的他还会喜欢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由于缺少迪斯雷利的柔软身段和格莱斯通的自以为义的狡猾手腕，伯克鄙视民主操作的手段，结果被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选民抛弃。

伯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一书

伯克的职业生涯可以按照四项大议题分成截然不同的阶段：限制王权；美洲殖民地争议和革命；有关印度问题的辩论及对黑斯廷斯（Hastings）的审讯；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伯克只在第一场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胜利。他及其同僚无法与美国达成谅解；黑斯廷斯获释；在皮特（Pitt）和敦达斯（Dundas）领导的英国与雅各宾党人的法国的战争中，实际战事的进展与伯克的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他议会生涯的另一个主要努力方向是经济改革，虽然现在我们对这件事不甚清楚，当时它却是最重要的事项。伯克在这方面的努力要幸运得多，给英国政府带来持久的好处。就本书之目的而言，重点要关注的是，伯克在处理这些紧迫的问题时孕育出保守主义的观念；确实，从他抗议法庭帮派的腐败到写下《论弑君以求和平》，这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奥古斯丁 比莱尔（Augustine Birrell）评论说：“有评论指责晚年的伯克背叛了所谓的自由观念，没有比这更肤浅的了。终其一生，伯克都积极维护固有的秩序，特别憎恶抽象的东西和形而上学政治。他在反对法国革命的评论中的火热激情与他早年相对平静的写作中的温婉尔雅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观点....伯克将人类看作像劳作的蜂群一样成群地出入，因此总是问自己：这些人怎样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的灾难？”5

于是，伯克坚定不移地拥抱保守主义；可是，保守的对象又是什么？伯克不屈不挠地要维护的是英国的宪制及其分权传统。在伯克的思想中，综观整个欧洲，英国的这一体制是最有利于自由和秩序的；胡克、洛克及孟德斯鸠的观点都强化了他的上述看法。他要维护的也是范围更大的文明的体制（constitution of civilization）。安娜卡西斯 克鲁茨（Anacharsis Cloots）可能会声称自己是人类的雄辩家；伯克则是人类的保护者。伯克的写作和演讲中内含有一种属于所有文明人的普世宪制；其主要内容有：敬畏社会偏好的神圣渊源；从传统和成见中获取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指引；确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仅限于此；坚定支持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权；反对空泛的变革。《反思录》对这些信念分别进行了极其真诚、饱含火热激情的陈述：

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在许多世代中都无法达成，于是它就变成不仅是活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还是活人、死人和未出生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特定国家的每份合同不过是永恒社会的原初大合同的其中一章而已，将【人的】低级本性与高级本性以及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联系起来；其依据是一份由神圣不可侵犯的誓言确认的凝固不变的协定，这份协定囊括了【人的】所有物理和道德特性，并且让它们各安其位...

在紧急状态中，人们会随时诉诸成见；在此之前，成见一直不断地以智慧和美德滋养人的思想，让人不会在决断时刻犹疑不决，疑虑重重，迷惑不解或优柔寡断。成见将人的美德变成习惯，使行动不再是率性之举...

你会看到一个受到保护、心满意足、勤劳顺从的民族。他们被教导去追求和欣赏幸福；凭着美德，无论境遇如何，他们都能找到幸福。他们的幸福中含有人类真正的道德上的平等，却没有大而无当的幻想；人的一生注定要默默无名、劳作不已，正是那些幻想让他们有了错误的想法，结果只是加剧了现实中无法克服的不平等，而且让人由此产生更大的苦毒。这种幸福是文明的生活秩序的产物，既有利于那些生活境况寒酸的人，也同样有利于那些地位高、境遇好的人--而且后者并不一定就更加幸福...

这个国家的有些年轻人急于将年迈父辈的社会结构撕成碎片，然后求援于魔术师，希望靠着后者的法具和咒语就能够让父辈们的宪法重获新生，并更新父辈的生活。明智的成见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和排斥这些人。

这是未雨绸缪。威严的教会、美好的旧习俗、谨慎的改革--这些要素不仅属于英格兰人，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伯克来说，它们在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iol）同样有价值。而且在整个十九世纪，伯克的法国和德国追随者们都认为它们也适用于欧洲大陆的体制。因此，伯克的思想体系就不仅仅是为了捍卫英国的政治体系。如果他的思想局限于此，那么他对我们的意义有一半就只与考古有关了。简要回顾一下伯克所称赞的那个具体的宪制可能是值得的--同时也是回顾该宪制所仰赖的那个十八世纪社会；反过来，这一社会也依赖于那套政治宪制。最近，针对十八世纪出现了很多怀旧型悼念文章；不过，现代人仍有充足的理由尊奉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