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ell Kirk

译者：张大军

在尼西亚会议之后将近三十年，奥古斯丁出生于罗马帝国的非洲属地--当时那里是世界上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时，原有的异类宗教仍在和新兴的基督教竞争：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是基督徒，他的父亲则是和蔼的异教徒。在罗马帝国非洲行省、努米底亚( Numidia )和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众多城市中，迦太基鹤立鸡群：它是一个有着五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是罗马文明的一部分，尽管在阿特拉斯（Atlas）山岭和大海之间的非洲很多地方有相当多的居民继续说古老的迦太基方言。

在奥古斯丁出生时，不管有多少问题，罗马帝国看起来似乎肯定会永久延续下去。欧洲和亚洲边境上的野蛮人袭击没有伤害到非洲行省，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危险。古典文明的外在表象依旧在罗马和米兰熠熠生辉；奥古斯丁有几年时间曾在米兰求学。不过，这一切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奥古斯丁会亲眼目睹它的崩溃。

奥古斯丁为后人留下了古代世界唯一一部完整的自传体著作，也即他的《忏悔录》：这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被上帝的爱得着的。他年轻时沉溺于肉体的欲望，后来则对此十分鄙视：“在巴比伦的街道上与我同行的都是谁，我们在泥泞的街道上蹒跚而行，就好像走在盛满香料和珍贵膏油的床上。我想快速走到街道的正中心，无形的敌人却将我踩在脚下并引诱我，因为我是如此容易被引诱。”

他十七岁时开始在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而迦太基是“不洁之爱的大熔炉”。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忏悔的更多是罪本身，而不是沉溺于感官享受。在孩童时代，他和一些同伴抢劫了一家梨园，“拿走很多梨，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扔给猪吃....”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这就是他犯错的理由。“我偷走那些东西，尽管我已有了足够多的此类东西，而且还有比它们更好的东西。我也不想享受偷来的东西，却为偷窃和犯罪行为感到愉悦。”

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位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为探求真理之源，奥古斯丁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教派和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怀疑主义；这些都不令他满意。他逐渐开始憎恶自己的世俗欲望，可是却无法逃脱它们；他向上帝祷告，祈求让他变得圣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他逐渐受米兰的安布罗斯影响（后者和奥古斯丁一样，后来被认定为教会的四拉丁博士（Latin Doctors）之一），很快，他就有了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那种确据。有一天，当他试图努力说服自己必须开始新的属灵生命时，他听到一个孩童不断地说：拿起书，开始阅读，拿起书，开始阅读。他随便翻开保罗的书信，碰到这么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译注：此段经文取自《罗马书》第13章13-14节。）奥古斯丁信了。

回到非洲之后，奥古斯丁创建了一座修道院，成为一名教士，然后当上沿海城市希波 雷吉乌斯（Hippo Regius）的主教。他余下的一生都被用来牧养群羊，辩驳非洲狂热的多纳徒教（Donatists）的异端邪说，而且还不停地讲道和写作：他的讲章和信件存留至今的有几百份，另外还有很多论文。

410年，奥古斯丁已五十六岁，当时发生了一个预示着古典文明开始终结的灾难性事件：罗马城几乎毫无抵抗地陷落到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之手。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从未被外敌入侵；现在，对罗马城命运的信念被击垮。尽管阿拉里克洗劫了这座永恒之城，从外表上看，罗马城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而且在阿拉里克离开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世界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而且帝国各处都出现心理崩溃的问题。奥古斯丁本人对罗马帝国体系并没有完全绝望：罗马城可能会复兴，罗马帝国整体上可能会重新焕发活力。

可是，人们应该信赖单纯的人造物--伟大的城市和伟大的国家--吗？在413到426年之间，这位希波主教写作并出版了他的有关政治秩序的重要作品：《上帝之城》。现今在地上很难再看到希波城的影子，而迦太基已成为穆斯林地区被现代化的别墅俯视着的一片废墟。不过，《上帝之城》对二十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良心仍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们当下的灾难也扩大了这种影响力。

这些欲望困扰着所有人类，甚至包括婴孩；人们只需观察他周围的人以及自己即可。自亚当以降，人一直无法凭借理性或意志约束自己可怕的欲望。最聪达之人可能和最无知之人一样邪恶。就是这些在每个人内心中争斗不休的种种欲望导致了犯罪、社会失序和侵略战争。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无可救药？解药只能来自上帝。灵魂可以通过上帝的恩典重新变得有序。在基督为人类赎罪之后四百年，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没有让多数人睁眼打量自己堕落的光景或者重新激起他们向往公义的意志。此地之城（City of This Earth）无法获得拯救；它从一开始就是失序的，并将一直如此，直到末了。

在耶稣复活之后将近四百年，无可否认的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无踪影。到那时，罗马帝国的半数人口已认信基督教，而且其它信仰被禁止，可是罗马文明并没有获得新生。异教作家宣称，罗马的衰落是对罗马人背弃原有宗教信仰的审判；他们还说，基督教教义削弱了对国家固有的忠诚，因此让那座永恒之城毫无防备地落入敌人之手。《上帝之城》的写作目的便是驳斥这一观点。奥古斯丁的辩驳超越了当时的具体环境，分析了人类直到历史终结都必须面对的困境。

奥古斯丁回应说，基督教的到来没有造成罗马文明的困境：因为自亚当堕落以来，在出现城市以前，人一直都是败坏不堪的。每一个世代都受困于暴力和欺诈，也都抱怨自己的苦难；不过，如果我们读历史，便会发现人类的经历中满是灾难。在每一个世代，只有经过被上帝恩典触动的少数人的努力，社会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只有靠着国家的强制，社会有时才变得可以忍受并享有相对的和平--尽管国家本身同样腐败堕落。

奥古斯丁说，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灵魂秩序的匮乏。从本性上说，人渴求秩序：不是燕子或蜜蜂的无意识秩序，而是人类理智认可的秩序。人的行为一定有其后果。除非人们能够找到“某种处置或安置办法，让平等和不平等之物各安其位，”否则他们会痛苦不堪。他们的人生必须要有目的。那么，这种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荣耀上帝，认识上帝，并永远享有上帝。

尽管人们极其渴望秩序，绝大多数人却在此中走了弯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在他们堕落之后，人们依旧拥有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一般而言只是选择不同罪行的自由。罪的权势如此之大，以致压倒人的理性和意志。让我们败坏腐化的原罪的本质是什么？奥古斯丁借用保罗的话回答说是骄傲：人类企图让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想法。在罪的捆绑中，身体支配着灵魂；上帝为人类设计的秩序被颠倒过来。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总是处于这种罪恶的境况之中；在此情况下，爱屈从于欲望或力比多。受欲望挟制的人类渴望尘世之物--也即魔鬼的伎俩，厌弃永恒之物--也即上帝的恩赐。欲望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形式是贪财，贪恋物质，聚敛财货，由此引发嫉妒、欺诈和暴力，让人与人争斗不止。一种是贪权--也即力比多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渴望拥有上帝般的绝对权力，或者取代上帝的位置：想要其他人臣服于自己。第三种是性欲，滥用人类繁衍生殖的恩赐，这是一种不洁的炽热欲望，违抗理性、良心和更高的意志。

确实，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就在于上帝的永恒之城，那里的一切总是井井有条。在我们的尘世人生中，它是灵性之城，在最后审判之后，它是天国之城。这座城并不拥挤：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个人太过软弱，不可能选择基督的道路，上帝的拣选是必须的。那些蒙上帝拯救之人是“选民”，他们被从欲望之火中救拔出来，其中的缘由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出于怜悯，拯救一些人，又以他的恩典引领他们走正路。

我们无法猜测这些选民都是谁。世俗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被上帝拣选的标志，而那些自以为公义之人可能是被自己蒙骗了。拯救一个人的不是好的行为（尽管如果他爱上帝，仁爱与正义就应当是他信仰的果子）：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拯救他。然而，人要通过信心和祷告寻求上帝之城；悔改；跟随基督。然后，恩典可能会临到你这个完全不配之人。

从发端时起，所有人类的建制都内含败坏的种子。尽管在基督徒的信仰共同体中间应该有比整个世界更多的爱与忠诚，而且尽管教会因此是上帝之城模糊的影像，败坏依然困扰着教会。奥古斯丁曾见识过已认信的基督徒常常是如何将某种狂热的教义或部分真理凌驾于福音之上的；他曾与多纳徒派的异端邪说展开激烈的争论，后者狂热的武装团伙曾威胁打垮非洲的大公教会；他在暮年时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教区被拥抱另一个异端邪说--阿里乌主义（Arianism）--的野蛮人摧毁。毫无疑问，他也想过那些追逐私利的教会人士：他们聚集在拉文納（Ravenna）城堡的软弱皇帝阿卡迪乌斯（Arcadius）的周围，为享受宫廷生活而抛弃了救治灵魂的义务。确实，有形的教会并非圣徒的群体：它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避难所，不过它也被罪玷污。

如果教会并不完美，那么国家如何？柏拉图曾将理想的国家设想成充满了智慧和美德的伙伴关系，人类所有愿望的聚焦点，受良善的观念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曾希望国家成为友谊的共同体，通过节制和平衡调节各阶级和私人利益。不过，奥古斯丁不认同这些想法。统治国家的是人，而这些人受罪恶的欲望的驱驰--尤其受权力欲支配。衡诸任一民族的历史，人们会体认到，尽管有少数良善和有力之士做过英勇的努力，所有国家却很快就会遇到败坏的难题。不要对经由政治秩序获得拯救抱有任何信心。

然而，国家是必要的--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之恶。因为国家约束人的毁灭性欲望和激情：国家唯一的替代品是无政府状态，后者会迅速毁灭掉整个民族。国家源于强力，因此它无可避免地会施加强制力，以让人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权者的利益，它也会尽其可能地限制暴力和欺诈行为。国家的职责是守护和平。借着抗击外敌和制约或惩罚国内的犯罪分子，国家让民众有可能成为比该隐（译注：旧约中的人物，因嫉妒而杀死自己的兄弟）更好的同类，不再互相各自为战。

因此，基督徒当把凯撒的物给凯撒，这样就可能维系和平。基督徒公民绝没有颠覆罗马秩序，反倒遵守法律，承认建制内地方长官的权威，缴纳赋税，并在罗马军团服役。基督徒履行他们对国家的所有义务，遵从国家的法令，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如果国家命令他拜假神，让他行事为人像是撒旦之子而非上帝之子，那么，基督徒就会反抗，并转而遵循上帝的律令。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在此世没有一条直接通向完全良善的路径，相反，我们必须在不同的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出于爱上帝和我们自己生存的理由，我们应该选择其中最不邪恶者。世界为上帝所造，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不应虚掷。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生存下来？举例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命，就必须抑制暴力和穷凶极恶的不义。因此，战争是邪恶的；不过，教条式的和平主义可能更为邪恶，而且正义战争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不为战争制定正义的规则，那些战争就会更加恐怖和具有破坏性。）在《驳佛斯图穆》（Contra Faustum）一文中，奥古斯丁指出：“战争真正邪恶之处在于对暴力的热衷、残忍的相互报复、强烈到无法平息的敌意、疯狂的反击、权力欲望等等。当需要武力对这些问题施加惩罚时，好人们就得投入到战争之中；这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处于这样的境地：妥当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或者促使别人这样行事。”

如果没有了国家，在强力支配一切的情况下，文明便不可能存在--实际上，人类便不可能存在，除了在最为原始和兽性的层面上。查尔斯 诺里斯 考奇雷恩（Charles Norris Cochrane）在总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政治观点时评论道：“因此，奥古斯丁的建议是，不要信任君王或民众、王国或共和国。就国王和王国而言，奥古斯丁的看法是，他们评估自己成就的标准不是公义，而且其臣民的奴性。另一方面，共和国的缺陷在于，其单纯的经济和政治（功利性）正义理想与同样邪恶的一致性或者毋宁说社会整合理想结合在了一起。他说，‘就像雅典的妇人一样，你可以以一连串的小剂量逐渐让自己习惯有毒之物。’不过，要求一致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不服从就意味着被社会弃绝，而且‘这人就成了对幸福的理想无动于衷的社会大众的敌人。’然而，设想通过返朴归真可以逃避组织化社会的邪恶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内含这样的错误想法：‘自然’具有内在的德性，而‘法律’是堕落的标志。”4

因此，为了生存，此地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国家都是败坏的，但我们不能说所有政治结构都一样恶劣。我们不能说，既然法律落实得很差或者制定得不好，无法无天就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也不能说，既然许多政治人物被他们的私欲所支配，上帝的恩典便不可能临到任何统治者或领导人。在此地之城，我们一定不要期待完美。迈克尔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教授，他曾在呼应奥古斯丁的观点时谈到这样一种幻想：政治中存在着某种安全港、一个需要抵达的目的地甚或可以辨识的进步轨迹。”5

那么，我们该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坚韧忍耐，信靠上帝，并希望越过时间和死亡的限制抵达上帝之城。我们尽其可能地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与那些试图依靠新的时代秩序（New Dispensation）自我治理的人联合起来，努力帮助其他人抵御试炼和诱惑。我们在此世的身份是朝圣者、客旅，明了在眼下的疲惫和危险过后是永恒的归宿。而且我们不会迷失在尘世生活之中：因为上帝的护理掌管一切。我们就仿佛被带入一个角斗场，为真理而战斗。奥古斯丁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打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苦难是上帝洁净和约束我们的手段，这样，上帝的意志就能遂行在历史之中。

十三世纪的朝圣者

赫伯特 迪恩（Herbert Deane）在评价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时说道，对基督徒来说，“戏剧的终点不是死亡或徒劳无功，而是与上帝在一起的永恒生命的十足和平与愉悦。对试图抵达天国之城的朝圣者来说，尘世生活中的受难和诱惑是绝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没有挣扎、痛苦和被引诱的经历，便没有自我认知以及灵性和自然力量的成长。”6

在此地之城的历史中，奥古斯丁没有看到世俗意义上的“进步”；不过，历史的意义也不在于简单的循环往复，就如许多古希腊人所幻想的那样。历史中有名副其实的变化和运动：基督到来之后的世界的特性迥异于这一核心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的特性。不过，我们一定不要预期人类的境况会逐步提升；相反，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日子满了的时候（无人知道这有多快），敌基督这个大骗子会冒出来；大部分认信的基督徒将把这个从深渊中出来的怪物误认为救赎主，或者被他引诱或吓着；此地之城被毁灭的程度将远甚罗马的失守。

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正亲眼目睹罗马帝国的解体，能够轻易相信奥古斯丁为此地之城刻画的远景。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白，人类掌握的技术力量能够毁灭文明，甚至毁灭我们这个伟大的星球，他们可能比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十八和十九世纪人更能理解奥古斯丁的预言。

不过，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在历史终结时，毁灭性力量不会得胜。敌基督最终会被击败；基督会再来；在此地之城以外，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以外，那些被上帝拣选并活在基督里的人将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这个尘世之城的语言甚至都无法描述这种状态。

奥古斯丁被称为自由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如此，而且还是现实主义的哲学家以及希望的哲学家。我们的确是自己欲望的奴隶，而我们欲望的源头是我们对自我的虚假崇拜。不过，在欲望之外有真正的爱，无私的爱（Agape）。在恩典的指引下，我们本着爱心行事，可以让自己成为天国之城的公民。毕竟，我们在这个重要抉择上有自由意志：我们拥有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上帝恩典的自由。让你的灵魂井井有条；减少你的欲求；过仁爱的生活；在基督徒共同体中寻找同道；遵守法律；相信上帝的护理--奥古斯丁告诉他的同代人，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秩序，而且会逐渐认识到，服侍上帝就是完全的自由。

他的观点不乏听众。在整个中世纪，奥古斯丁的权威作品让教会一直保持着对秩序原则与灵性和谐的关注，尽管当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改教家们--路德、加尔文、慈温利--将从奥古斯丁那里寻找复兴的根据。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论著对美国的宗教信仰以及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性观念都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持续之中。奥古斯都相信上帝护理的存在，而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护理的工具。

430年，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伟大教父在围困中的希波城去世。已皈依阿里乌异端教派的野蛮部族汪达尔人在其首领盖萨里克（Gaiseric）的带领下从西班牙挺进非洲，横扫所经之地。奥古斯丁拒绝放弃他的教众。他以一句带有斯多葛色彩的“智慧人的格言”安慰自己：“当棍棒石头落下，凡人毙命之际，不凡之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事。”

在罗马帝国非洲部分的成百上千家教会中，当时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家--也即迦太基、塞塔（Cirta）和希波的教会；所有其它东西都落入贪婪的汪达尔人的囊中。奥古斯丁的朋友、博西狄乌斯（Possidius）主教这么说道：“，因此，几乎就在他生命的尽头，他经历或忍受的那些日子是他整个晚年最苦涩和悲伤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亲眼目睹城市被践踏和摧毁，其中的公民和居民以及地上的建筑也连带着被残忍的敌人消灭，其他人则四散逃亡。他看到教会的神父和神职人员被赶走；圣洁的处女以及誓言守贞的其他人落荒而逃，其中一些人受到残酷的折磨，另有些人被俘获，在他们敌人邪恶残暴的奴役中失去其灵魂和肉体的贞洁以及信仰。”7

四周到处是毁灭性场景的奥古斯丁依旧相信上帝的护理，在祷告中祈求希波获得解放；或者，如果上帝有另外的意旨，他的仆人们能够获得力量，承受上帝对他们的安排；至于他自己，奥古斯丁则这样请求：“他会带我脱离这个世界。”尽管他无法从床上站起，疯子还是被带到他的住所，以让他赶出疯子体内的魔鬼。一位病人曾看到一个异象；异象揭示主教可以以按手的方式将他治愈；奥古斯丁说，如果他有那种能力，他会将之用在自己身上；不过，他同意了那位病人的请求，触摸了他：让奥古斯丁自己感到惊讶的是，那人健健康康地走开了。接着，在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古斯丁离世进入上帝之城。

尽管他已亡故，他的祷告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回应：让希波城的公民们震惊的是，盖萨里克在第二年解除了对希波的围困。这仅仅让他们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432年，奥古斯丁的朋友、非洲伯爵波尼费斯（Boniface）与汪达尔人展开了最后的决斗，然后带着希波的大部分公民渡海逃到意大利--波尼费斯的哥特士兵几乎被消灭干净，所以他的船只有空间容纳那些城市居民。

他们带走了奥古斯丁的藏书，包括他自己的非常了不起的大量作品--他已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教会。随后，盖萨里克的汪达尔人放火烧毁希波城，并在439年攻下迦太基，将这座伟大的城市变成强盗们的贼窝。盖萨里克将在455年袭击罗马城，并掳掠这座被攻陷的都城。那时，奥古斯丁的作品安然无恙地躺在拉文纳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沼泽地尚存有罗马文明的微光，后来，奥古斯丁的作品从那里传播到众人之手；虽然罗马城于血流成河中覆亡，上帝之城则会永远长存。

转自大国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