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确认爱国会的存在会让中共及卫星组织有藉口提倡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及澳门，发展爱国会。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中共一直在港澳实行一套政治渗透策略，或如香港反对派过去数十年所称的「内地化」。政权把香港人持续的抗争，归因于人心未完全「回归」中国。故此，政权一方面推广官方与非正式的爱国教育，另一方面为了抗衡有为数不少基督徒参与的香港民主运动，各种亲北京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若爱国会合法化并得以扩大，香港天主教会的自主性将受到威胁。

天主教会的使命

汤枢机指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政治性抱负」，只是追求「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与传播自己的信仰」。传播福音无可否认是天主教会的基本使命。在中世纪时代，教会的使命都是末世性质的——通过福传、施洗导人入教，得进天国。但自从一九六四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降，这个概念得以补充并变得更为完整。在一九七一年世界主教会议所发表的《正义在世》（Iustitia Mundo）文件中，声言福传的使命须如此：

「(传播福音的使命)包含一种呼唤，着人们远离罪恶回归天父慈爱，四海手足情和后续对世界公义的追求。这正是为何教会有权——更甚者有责任——在社会、国家及国际层面宣扬正义，并且为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和救赎所需，斥责不义之事。」（36-37）

以上的宣言清楚地要求天主教会在建制以外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作为传播福音的责任。这个责任体现了教会的牧民抱负。冷战期间的波兰与巴西天主教会，现今的南韩、菲律宾和萨尔瓦多教会，完全透过她在公民社会和非暴力抗争中的角色，履行了如此的期望。若然如此，在面对中国这样严峻的政治与经济不公义时，天主教会是否应该牺牲她在国内对抗不公义的使命，来成全「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与传播自己的信仰」的权利？我们的教会又应否在政府打压基督宗教和以党的渗透操控不同的宗教团体之时，继续保持沉默？换言之，如果天主教会在社会中缺少了先知性的参与，将大大破坏了在今天福传的完整性。

全面的或是有缺陷的自由？

在汤枢机文章的末段，他提出了一个「两害取其轻」的策略，作为教廷争取任命主教的自由。汤枢机认为，虽则在此策略下教会进行各种活动（如传播信仰方式、兴办学校及落实教会产业）的自由依旧受到限制。在表面上，这种策略性的选择可被同情和理解。然而，魔鬼总是在细节当中。早前不同媒体透露了中梵之间就主教任命机制有了初步共识。教宗能为主教人选作最终批淮的同时，中国政府可在最初阶段筛选候选人。这将无可避免地与一项梵二法令的教导相违背：

「任命主教，设立主教，是教会合法当局本有、特有、独有的权利。 为此，为维护教会的自由，并为更易于推行信友的利益起见，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此后不再让给任何政府拣选、任命、推荐、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惠。」(《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20)

换句话说，若以上建议属实，共产党将在选择主教过程中保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因此教廷任命主教的就是有条件的自由。若然「必要的自由」依旧是有限制的，这样的自由能够是真实的并受到保障的吗？天主教的传统是否真的有所恢复？

中梵关係正常化之路需时。但在「政教分离」的一般原则底下，任何的外交解决方桉是不应以牺牲天主教会的自主性作为代价的。教宗任命主教的有条件的权利，以及对爱国会存在的正式确认，与天主教会的原则和价值观并不相容。笔者衷心希望天主教会领袖们能够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解与态度，从而找出一个可以保障教会本质的方桉。

撰文：黎恩灏，香港天主教徒、在高等教育界从事教学及研究。他的研究兴趣为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及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