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本节原名为：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张大军译）

在奥古斯丁去世之后一百五十年，曾被人们长久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在外形上依然如故。不过，罗马已虚弱无力，而且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元老院甚至已经不再举行会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鲁斯（Augustulus）已在476年退位。野蛮部族的首领统治着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野蛮部族--主要是伦巴第人（Lombards）-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很多地方。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依旧声称对西罗马享有主权，通过拉文纳的总督（viceroy）管理意大利未被蛮族占领的其它地区；不过，在整个“罗马公国（duchy）”--罗马城周围的古拉丁区，他们没有什么权威。

在哥特人最后一次围困罗马城期间，也即六世纪中期，围城者砍断供水管道，守城的指挥官则将所有的平民赶到城墙之外。后来回到罗马城的人只占据了城墙内三分之一的面积--他们转到台伯河沿岸，因为那里依旧有水源。在今天的古罗马广场上，当时所立的一个纪念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它便是那里所立的最后一个建筑物：佛卡斯（Phocas）圆柱，为的是纪念东方的某位残暴无能的皇帝。如果不是天主教会在帝国废墟上崛起，罗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圣彼得曾是服侍罗马人的使徒，由于圣彼得和圣保罗都曾在罗马殉道，由于古典世界有从罗马那里接受指令的习惯，罗马的主教们--也即教皇--在这个时期逐渐拥有相对于遥远的皇帝宫廷的独立性，而皇宫对教会关切的问题也将信将疑。在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罗马主教相对所有其他主教的优先地位尚不明确：但凡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罗马主教便小心谨慎地避免正式主张对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区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不过，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Gelasius）一世毫不含糊地宣称，“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一股力量是国家，一股力量是教会，这就是“两把剑”的教义。很快，事态的演变让罗马教廷得以更为强有力地主张它的权威。

我们所谓的中世纪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之间，很快就吞没掉原有的秩序。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连接起来的是圣徒和教皇大格列高利--他也是教会最后一位拉丁博士。在教会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教会外部，他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维系了秩序的连贯性。

格列高利大约出生于540年，是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家族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拥有大量的产业。就像他的先祖那样，他年轻时打算从事公职，而且曾被任命为罗马的城市官员--实际上就是已经衰败的罗马城的总督。不过，他非常虔诚，读过很多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于是，他在574年离弃公职，成为一名修士，在西西里创建了六所修道院，将他家人在罗马的宫殿改造成另一所修道院，并在领受副主教的圣职后很快被任命为教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他继承了先祖们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才能，不过他更喜欢沉思默想的生活，于是在586年成为罗马一家修道院的院长。他的平静生活没能持续下去。

大格列高利

590年，教皇帕拉纠二世和许多其他罗马人死于瘟疫。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致选举格列高利为新的教皇。这位固执的修道院院长恳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要批准选举结果。他想过因此逃跑，可是，在590年，人们将他活生生地拉到圣彼得大教堂，他在那里就任罗马主教。像罗马共和国的地方长官一样，这位罗马古老的高尚美德的最后榜样成了“被征召的教父”。

格列高利如此不情愿接任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教一职，不仅仅是由于他喜欢宗教默想，因为当年的罗马看似了无希望。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总督“比伦巴第人更加败坏”，已听任罗马自生自灭；伦巴第人的领袖们从南面和北面威胁罗马公国。丹尼尔-洛普斯（Daniel-Rops）评论道，“意大利一直在遭劫掠，蹂躏它的野蛮暴力不仅仅出自伦巴第人：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城镇被烧毁；旅客在通衢大道上没有安全保障；沦为奴隶的罪犯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荡，脖子上缠着绳索，好像一群狗。”8格列高利曾为城市长官；现在，虽然他的身体总是弱不禁风，他却必须作他们的教宗。他后来会冷冰冰地感叹说，“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教皇是该作为一名灵性领袖还是世俗的君王！”

由于罗马已没有了世俗的权力机构，格列高利只能同时担当近乎世俗君主的角色。在被拜占庭军队抛弃的情况下，他发现有必要单独与伦巴第的公爵们达成和平协定，并向军队发号施令。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给罗马正挨饿的穷人提供食品（政府已无力再给他们提供面包或马戏），他必须承担最高地方长官的职责。“彼得的财产”（Patrimony of Peter）包括教廷广泛散布在罗马周围、意大利其它地方以及海外的产业。格列高利将之整顿组合，后来这些产业就变成了所谓的教会国（States of the Church）。

他仍旧认可远方的皇帝的主权，因此没有正式宣称教会享有优先地位。不过，当君士坦丁堡主教在莫理斯（Maurice）皇帝的鼓励下试图将自己封为“普世大牧首”时，格列高利（他仅以主教的名义签下自己的名字）反对这一做法，并取得了成功。格列高利教皇通常以“上帝仆人的仆人”的风格行事，不过，他的政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不逊于任何皇帝。

实际上，格列高利的领导将东西罗马帝国间尚存的政治联系割断了，也促使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向北传给条顿人。在格列高利的派遣下，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促使异教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格列高利差派的其他传教士很快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结出果实，改信基督教者非常普遍。中世纪的西欧开始成形，罗马将成为其灵性中心。

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

H. A. L. 费雪（Fisher）写道，在格列高利的领导下，“罗马教廷就像暴风雨中的灯塔一样矗立在西欧。”9格列高利拥有罗马人源远流长的才干，善于管理具体事务。他的社会原则和他的神学一样都源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他努力试图让教会尽可能地接近上帝之城的样子。假如他没有尝试派遣传教士到很多地方，与蛮族的国王建立经常性联系，并在可能之处建造修道院，古典时代与新兴的西方之间的文化和体制连续性可能会被彻底打断。他的讲章依然是基督教应用性教导的范本，他有关教牧规则的书包含许多治理社会的箴言--这些箴言从未失去其针对性。他是古代社会秩序的最后一人。

格列高利明白，古典时代的架构不可能保存下来。在献给殉道士纳利乌斯（Nereus）和阿奇利乌斯（Achilleus）的地下大教堂讲道时，格列高利说，“看看现在的世界凋零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们的心里依旧在贪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死亡，到处都是悲伤，到处都是荒凉哀戚；我们四面受击打，我们浑身上下都满是苦毒。不过，由于我们的头脑已被肉体欲望蒙蔽，我们却喜爱这种苦毒；当世界离弃我们时，我们却去追随它；当世界崩溃时，我们却抓住它不放。既然我们无法支撑起它，当他败落时，我们就一同败落。我们企图抓住它，却在他败落时与它一同败落。”

他的罗马会众当时还在地下聚会，就像已经被埋葬一样，却仍觉得与他们头顶上正遭劫掠和崩溃中的罗马这座此地之城息息相关。格列高利鞭策他们要追求永恒之物，说道：

“这个世界曾让我们对其中的快乐恋恋不舍。现在，它却满是苦难，以至于成为我们寻求上帝的动因：所以，好好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是虚无。世俗之物的终极归宿向我们显明，可能衰败和泯灭的东西只是虚无。它们的毁灭向我们宣告，这稍纵即逝的东西非常接近于虚空，尽管它可能看似坚固牢靠。”10

可是，上帝的秩序却永存：天堂的秩序、地狱的秩序和炼狱的秩序（这最后一个说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列高利）。格里高利在讲道中说，在当下的生命中，我们要尽可能地洁净自己；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漫长的忏悔和赎罪的过程。中世纪--信仰的时代--在向他招手。

如果主持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些格列高利的继承者们能够达到格列高利的高度，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可能会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加公正。中世纪的教会确实维系了某种秩序，正如它延续了某种学问。不过，它没有变成上帝之城。十九世纪的阿克顿勋爵写道，教会肯定是由上帝命定的，因为没有哪个仅仅由人类建构的体制能够在犯下这么多的罪行和失误之后仍旧延续下来。不管其中的缘由究竟如何，格列高利一世向已经野蛮化的西方世界传播了一种道德秩序的观念，并为它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这些观念和遗产熬过黑暗时代的人间地狱，留存了下来。

格列高利看顾的那种秩序后来历经成百上千年，后来成为美国社会根基的组成部分。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正如十八世纪的托尔维尔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负责任的自由来自基督教“习俗”--源自人们借以规范其做派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且尽管美国的政治秩序是多元主义的，并已部分世俗化，它同样大大得益于基督教的教导。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

二十世纪的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一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从共同的宗教信念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都是从宗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宗教教义的力量衰落，那些文化也就开始衰败了。大格列高利的努力构筑起通向中世纪的桥梁，而共同的信仰则再次在中世纪成就了一种高等文化。很明显，人们在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仍能欣赏到的中世纪建筑风格的灵感源自宗教，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也都如此。经济活动是在教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修道院的农业地产到以基督徒兄弟会为其发端的手工业行会。教会净化并经常引导中世纪的政治秩序；皇帝们和国王们被迫承认教会的道德权威；大多数政治管理的实际事务由“办事员（clerk）”或神职人员（clerics）执行。

在中世纪结束时，宗教形式的转变会反映在政治形式的变化之中；不过，基督教的遗产会延续下来。于是，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美国的政治并非仅仅是全国性党派会议或者总统选举；相反，这些大会和选举以及美国所有其它政治实务创新都是手段而已，目的是为了落实有关人类状况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

约翰 海勒威尔（John Hallowell）在评论现代民主时充分阐释了这一看法。海勒威尔说道：“世俗王国所追求的和平与正义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此，因为尽管他们所追求的和平与正义对实现持久和平与完美正义是必不可少的，却不等同于后者。人应该忠诚于自己的社会；不过，因为他们有超越于此世生活的终极目的地，他们便有更大的义务和更坚定的忠诚，也即对上帝的忠诚。

这一教导的目的不仅是要对世俗领地和灵性领地加以区分，还要让世俗权威接受一个更高的权威的裁定。柏拉图曾以为只有少数人才适合的智慧和德性的生活现在被视为所有人都可靠着上帝的恩典平等享有的东西。这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然存在着某种高于特定国家的权威，那么，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够要求我们绝对效忠于它，或者试图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人们能够辨认出，这种见地实际上源自基督教的教义。”11

基督教没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教会曾和王国、独裁政权、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国、民主政体、甚至二十世纪的某些极权政体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个民族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都会受到基督教有关道德秩序的教义的影响。这一道德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基督教有关正义、仁爱、共同体和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在不急速改变政府架构的情况下转化一个社会。个人的价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世俗权威的限制--这些都是将塑造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督教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