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就是709的当事人。2015年大概是7月底，我在安徽蒙城开庭过程中，两次被当地国保带走训话、警告，要求不要关注王宇等人的事情，要求不要写文章，不要接受采访等等。但两位国保并无恶意，他们私下说也是为了完成“落地生根”的任务而已。还表示，所谓落地生根，是说被约谈的律师人在哪里就由哪里的警察国保动手，因为所有律师的信息都有北京提供。约谈我的过程中，两位国保有几页有关我个人信息的A4纸，上面有我的一些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家人信息。

当然，我没有被抓，这让我很意外。

基于我本人就是709案件当事人，并且我原预想我一定被抓，所以我没有积极代理709案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极权独裁暴政下的司法完全绝望，独裁下的司法是统治工具而已，和公平正义无关。当司法成为刀把子，人权律师就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至于辩护和技巧，只能是刽子手的嘲笑而已。在这种悲观心理之下，我并没有特别关注有关谢阳酷刑的事情，虽然有耳闻，但我并没有细看，一来看了伤心，而又无可奈何，所以仅仅是转发一下；二来，我对此有预想，我早就知道这种没底线的暴政将无恶不作。基于这种内心的绝望，我并没有如何细看谢阳被酷刑的事情，甚至没有问过消息是如何传出来的，虽然后来我知道了是谢阳本人传出来的信息。

我答应了谢燕益妻子原珊珊请我为谢燕益辩护的要求，但谢燕益被禁止请律师，还给谢燕益配备了官派律师，我去了天津两次，毫无结果，因此并没有代理成功。

2、有关我和江天勇

江天勇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人权律师。他多次被抓，被酷刑，我所知道的在建三江被打断了8根肋骨；在河南南乐，他被当地政府发动的当地村民妇女打倒在地，砖头、板凳一顿乱砸，衣服被撕破；还有就是之前被国保抽大耳光直至把耳朵打坏的事情。我和他虽然很熟，但不常联系，他始终在敏感中，很难找到他，电话也打不通。在他被抓之前，我至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过他，最近一次见他大概是在2016元旦后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他最后和我的通讯是给我留言两句话，时间是在2016年11月15日之间至11月21日之间。我在11月15日公布了《张思之论》这篇文章，21日他被抓。他的留言第一句话帮我找出了一个错别字，第二句话是“你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大意就是这样。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问你是哪位，没有回复，后来我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被抓的确切消息。所以，说我知道所谓他编造酷刑故事的事情，纯属谎言。

3、有关接受谢阳家属委托

2016年12月中旬我接到谢阳家属电话，表示蔺其磊律师被禁止代理谢阳案件，且谢阳希望我能去为他辩护，当然，邀请我的时候还是向我提醒了我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打击报复，希望我有所思想准备。我能去吗？于公于私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且谢阳被抓18个月了，钦点我去，我哪里能推辞。

12月19日，我为谢阳案第一次来到长沙，签订委托合同后我就去了长沙第二看守所递交手续。我和刘正清律师一前一后，他先去会见了，我才赶到看守所递交手续。我知道绝不可能让我会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交上手续，等待他们审查决定，如果决定不让我做，我和蔺其磊律师一样除了跺脚骂流氓外没有任何办法，法律对于公权力，除了用于打压人民以外，真没有多大的用处。长沙第二看守所拒绝接收我的手续，但是记下了我的执业证号码和手机，我明确要求请在48小时内回复我。接待警察说他不能做主，一切要听领导安排。随即我离开了长沙。

4、会见前过三关

12月22日，此时江天勇被抓已经一月有余了。我第二次来到长沙，去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谢阳。先是向办理会见手续的警察递交手续，要求会见谢阳。接待的警察先是核对我的证件和手续，当他看到谢阳名字的时候就说“我决定不了，你得去见领导。”

接待警察随机给领导电话，然后要求我去二楼见所长。见到所长之后，所长表示：

①会见要依法依规，他们保障我会见，但是我需要遵守他们的规定，如果我违反任何规定，将立即中止会见。且向我表示，我们做君子协议，我立即表示会遵守规定，请领导放心；

②所长怀疑在19日刘正清会见谢阳时，我没有经过许可就到了会见室外的楼道中，因此对我告诫，如果我会见的时候即便有人在楼道里看到谢阳，给他打个招呼就会立即中止我会见，我答应所长我会在会见室里面锁上门的。

有关19日刘正清会见谢阳的事情，出了这个小插曲，我不知道原因，因为我当时交上手续就走了，根本没有去会见室所在的二楼，所长为什么说我去了二楼楼道呢？后来想到，大概原因如下，刘正清会见的时候没有关门，有一个谢阳的原同事经过楼道看到了谢阳，因此回去后在他们律所微信群发了个信息，说看到了谢阳。而这两句话又被一位“小钢炮”律师转发到了我所在的一个群，于是我在后面追加了一句“我当时在门外”，但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门外一直外到了楼下的大厅。大概是因为这句话。只是这句话，看守所所长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知道，我个人没有隐秘的信息，这次小插曲是个印证吧。

和所长谈完总可以会见了吧，接待警察说还不行，你还要去见副所长。于是我又从一楼跑到二楼去见副所长，副所长有时一番告诫，说了很多政策的话，比如帮助谢阳等等。
三关走完，我终于可以去见谢阳了。

5、第一次会见谢阳

2016年12月22日上午10:30分左右我见到了谢阳。这是他被抓18个月之后。

他头发比较长，胡茬子很明显，精神显得比较颓废衰败，穿蓝色的囚服，抱着案卷在两位警察的押解下走进来。见到我说“建刚你来了！”然后坐定，打开手铐，然后又把他左手拷在铁凳子上，两位警察退出门去，我提醒他们关上门，因为房间非常寒冷。

警察走了之后，我双手抱拳对谢阳说“哥哥受苦了！”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他，我刚去济南旁听李金星被停业的听证会，然后文东海给我买票，我和老隋跟他来的，我进来会见你，老隋在外面等我。我说道这里，谢阳就哭了，掉眼泪了。外面很多人挂念他，担心他，这让他很高兴。

外面交流有关709的事情，他说他看过周世峰等人的录像，王宇等人的事情他也大概了解。我说709被抓的律师中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有自己的律师的，其他人都没有自己的律师。谢阳说“我要为中国律师保留最后一点脸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哭了，我们俩握着手，隔着铁窗，他在里面流泪，我在外面流泪。

时间很快，中午结束了。我们约好下午继续来会见。

下午我和谢阳家属先去了法院递交委托手续，然后再赶到看守所会见。我和谢阳谈了有关他案件辩护的方法、方向的设想。他很自信，他想在法庭上说出所有的真相，要把他的案子说明白。我内心却很悲凉，我们能吗？哥哥，我们能吗？

说说我们会见室的情况：

会见谢阳的房间叫做“西二会见室”这个房间是谢阳专用的，大厅办理会见手续的警察在这个房间号上贴了一个标签，“谢阳专用”。我坐定之后，在我的身后左右各有一个摄像头，我左前方还有一个摄像头，这样看得见的摄影头就有三个。由于所长对我有所告诫，所以我会见时一走进会见室我立即反锁房门。有一位律师会见时用自己的卡插卡去电，走的时候落下了，后来他回来要卡，我从窗户中传递给他，不敢给他开门，否则是犯了和所长的君子协议。走进会见室之前我按照要求把手机和公文包都存进储物柜，每一次都这样做。但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律师都有这个要求，其他很多律师带着公文包、打着电话就上楼了，但我不敢这样大意。

我们会见时监控非常严密，有一次谢阳那边房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警察，他说在监控中看谢阳的情绪不对头，问谢阳是不是哭了。还有一次谢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是他原来助理的电话，他说欠这位助理几千块钱没来得及付就被抓了，请问回去告诉他家属，尽快把钱给人家。我看了号码，后来想到我自己能找到这个号，所以这张纸就给他了。但这个事情被监控看到，进来两位警察，要找谢阳给我看的纸条，我把我们铁窗内外两边的案卷和所有的材料摊在桌上，任警察翻看，出去的时候副所长又就这件事情问我，我实话实说，要过年了，谢阳欠人家钱，不还上他心里是个疙瘩，委托我帮他还钱。

这件事情之后，我和谢阳再看材料和案卷的时候，我都是单手把材料高举超过头顶，在摄像头下面亮一下，如果监控的警察有意见，随时可以进来查看。

还有一次前台的警察看我每天来会见，上下午不间断，就说“我看你们也没多少事情啊，就是聊天。”是在聊天，不聊天我如何知道他这18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呢！

6、2016年12月23日简单的笔录

23日我继续会见，我查了我当时做的简单笔录，现在复制、粘贴到这里，除了修改几个错别字外，不做任何修改。当时谢阳说“建刚，我先给你说说我被抓以后简单的过程，你不用记录，先听一遍，知道个大概，然后我们再细聊。”我要记录，过程中有些疑问我要问他，都被他打断，他说“我先讲完，咱们在仔细说。”我在他叙述的时候做了简单的笔录，内容如下：
2015年9月11日，我在外办案住在酒店的时候，凌晨，有人叫门，说是公安局的警察，要找我，我就开了门，他们给了我一个传唤证，理由是聚众扰乱单位秩序，传唤机关是洪江市公安局。

在洪江市公安局有警察来审讯我，是长沙市公安局的，问我对王宇案件的看法，问我是否接受过境外媒体的采访等等。我提出了异议，他们一直关着我，后来做我工作，我做了一个笔录。

下午来了一个叫李克伟的领导，说我笔录做的不深刻，要求我再做。被我拒绝。他们还是关着我，不放我走。

到了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了长沙公安局。

李克伟要我的手机密码。在从洪江来长沙的路上，李克伟一直在恐吓我，说我这个案子是天字号的案子，是代表党中央来办这个案子，如果你不配合，你老婆，你家人兄弟姐妹，你的朋友、周围的人都会受到牵连。我当时心里比较感慨。我说你们可以调查我，也可以调查其他人。

到了长沙，一下车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周浪，一个尹卓，把我带到国防科技大学老干部招待所207房，是在7月12号下午到了这里。长沙郭保支队第六大队的领导王铁铊来找我谈话。先是恐吓我，说保证我合理的休息时间，但是是否合理法律没有规定，我们认为每天休息2小时够了你就休息2两小时，我们认为你每天休息1小时够了你就休息1小时；我们认为你每天休息20分钟够了你每天就休息20分钟。12号当天是晚上12点左右休息的。

到了13号，6:30起床，他们分了5个班来轮休审讯我。第一个班，上午8——下午1点，二班下午1-下午6点，三班下午6-到晚上11点，第四版晚上11-到凌晨3点。这是审讯的四个班。第五个班从凌晨3—到早晨8点，第五个班不审讯。

陪护的3个班，每个班8小时，每个班2个人。

审讯的警察人数不定，有时2人，有时3人，有时5人。但是签字的只有2个人。

他们问我的言论，我说我的言论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都是公开的。他们就对我轮流审讯。

第四班审讯我的本来时间是从晚上11—凌晨3点，但是尹卓每天审讯我都到凌晨4点到5点，我每天早晨6点半就被叫起来，这样的话我能闭眼睛休息的事件每天只有一个多小时。

尹卓公开地对我说：“我就是来折磨你的，我白天休息的很好，晚上我就来折磨你，我要折磨你到发疯。”我当时内心非常恐惧，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这样不能休息一直持续了3天，我差不多崩溃了。他们一问到我朋友的时候，我极端疲惫，就哭了。

尹卓说张磊律师已经被抓了，他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又拿我家人来威胁我。我崩溃了，就哭了。

到了大概15号或者16号，他们还是比我让我写从12年到15年之间和什么人有交往，办了哪些事，要详详细细地写下来，我疲惫地崩溃了，我说我写不下来了。

他们来了三四个人，有尹卓、周浪、庄晓亮，把我摁在桌上，反拧着我的胳膊给我带手铐，殴打我。那个招待所关押我的房间门窗都是紧紧关闭的，他们说你喊没有用，周围没有人，随便喊。

尹卓、周浪在审讯折磨我的时候，陪护我的警察就离开。

尹卓安排陪护我的警察，他们审讯完以后不能让我睡觉，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如果我闭眼睛打盹，他们就摇晃我坐的椅子。因此我一刻不能休息。一直到天亮。这样我一天都不能休息。

我说你们这样折磨我会死人的，案子是案子，你们人性还是应该有的。

为了让我写材料，16号上午让我休息了一两个小时，让我继续写，我说我能写的都写了。我说以前一两年的事情我记不得，我宁愿死了。

他们就把我手机和电脑拿出来，看我手机朋友圈发的信息，因为我习惯发我个人的行踪和办案的经历。他们让我根据这个写。又说我写的不行。继续折磨我。

庄晓亮说：“我们主要看你的态度，你的案子是天字第一号的案子，如果我们做错了你到北京去告我们，你以为我们这样整你北京不知道吗？我们想这样整就怎样整。”这种话尹卓和庄晓亮都说过。

我当时是面临的死亡威胁。他们打我的时候会把我拉到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殴打我。但是在摄像头下面也照常打我。我想他们可能打死我，然后制造一个自杀的假象。

到了五六天以后我基本瘫痪了，睁不开眼睛，被打的浑身疼。我说你们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你们让怎么签字就怎么签字。

他们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周世峰、翟岩民等人案件的事情，让我逼着写。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所以那些笔录就是这样来的。

我被关押在哪个招待所被关押了6个月的时间，殴打我五六次左右。还实施了其他的酷刑，比如“吊吊椅”，把无靠背的塑料凳子，用好多个叠加起来，比较高，让我坐在上面，脚下够不着地，还让我坐直，双手下垂。在审讯的一个多月的事件每天让我这样坐着，时间长了我的双腿从小腿一直浮肿到大腿。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整个人几乎残废了。

我要求去浏阳骨科医院治疗，我怕留下后遗症。他们不同意，只是给我一小瓶喷雾的云南白药，隔了一个多月才消去浮肿。

还有一种酷刑，用烟熏我，我左右两边前面他们都坐满人，每个人手里同时点着四五支烟，对着我吹二手烟，让我没有办法呼吸。每天在凌晨三四点钟这样折磨我，我喊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的时候。

还有就是不给我水喝。他们说“我们想什么时候给你水喝就什么时候给。”他们在长达十多个小时不给我水喝。

还有他们故意折磨我，把给我吃的东西故意放冷了给我吃。比如12点吃的午饭，他们放在地上故意拖到两三点钟才给我吃，完全冷透了。

在前一周的时间他们一直这样折磨我，一个多周以后他们认为有效果了，就取消了后面的两个班。

后面对我的审讯，如果他们认为我态度不好就威胁我，说：“谢阳，你是不是需要我们对你重新回炉一次？”他们对我说“谢阳，我们弄死你非常简单，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便秘很严重，需要吃水果，对水果有依赖。他们就以此对我进行要挟。让我写东西，说我写的他们满意了，他们就给我吃水果。我写不出来，他们打了文字我签字。

到了10月24号，我不知什么原因全身发抖，冒冷汗，我非常恐惧，我说我要去医院检查。当时他们就报告了叶云（长沙国保六大队指导员），叶云来了，说不能让我去医院，如果有病可以安排人来给我看病。我不相信他们的医生。

我从窗户向外喊：“我是谢阳律师，我被长沙国保关押在这里，没有通知我的家人。请通知我老婆，我生病了，我要治病。”当时外面有人在散步，我当时就喊，告诉外面的人我老婆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请通知我的老婆。

在晚上9:46分的时候，叶云用他的手机拨打了120电话。

在等待120救护的时候，来了一个没穿制服的人，很魁梧，他力量很大，一只手顶住我胸口把我兑在墙上，另一只手左右打我耳光，打了我很多下。我被顶着胸口非常非常痛，说不出话来，又被打脑袋，就半昏迷了。

大概过了20多分钟，120救护车就来了，他们首先不让120对我就行检查，而是先把他们交出去进行交代。然后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对我进行了检查，就是简单的检查，没给我做任何救治，没有开药，说继续观察，然后就走了。

尹卓把我叫到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对我说：“谢阳，你做律师才3年，你每天做坏事也做不了多少，你只要把杨金柱和蔡瑛给牵连出来，你就可以取保。这是主要负责人的意思。”然后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好多。

我说我和杨金柱没什么交往，和蔡瑛吃过饭喝过酒，但他们干过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他们还让我从去建三江的事情牵连出其他律师来，并向我许诺，如果我牵连了其他人，就可以对我取保。还说如果举报他人的话，这是法定的立功等等。

他们让我写，我不肯写，我不能牵连别人。他们说他们自己写，然后让我签字，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和他们没有多少过往。他们给我看了刘金滨律师给我写的信。

————上述内容是12月23日我听完谢阳简单的叙说，同时做的简单笔录。当日晚上我离开了长沙。

7、制作第一份会见笔录

2017年01月04日—06日，是我制作第一份笔录的时间。

先说我和刘正清律师。我和老刘认识很久了，但这是第一次合作，又是合作办理同仁、好友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谢阳认可我笔头功夫，力邀我做第一辩护人，和老刘打好配合。老刘半头白发，半头绝顶，满脸沧桑，看样子像七十了，这无形中增加了他的威信和说话的力度。其实他和赵永林律师同，都是64年的。

我们约好的是控告的事情老刘去，文字功夫我来搞。谢阳是一个比较倔扭的人，他想做的事情我拦不住说不下，因为我是弟弟，弟弟只能配合大哥，怎么能反过来让哥哥听从弟弟呢。这个时候就是老刘的用武之地了。

谢阳家属非常了解他的性格，一定让老刘压住谢阳。1月4号下午我先去会见，老刘去法院递交手续。然后很快又去了看守所找我到西二会见室回合。当时谢阳痛恨警方造假证说谎，他想蛮干，家属和老刘怕我压不住他，老刘从法院就又急匆匆赶到看守所。去了会见室，我和谢阳正在谈话，老刘就对谢阳说：“告诉你谢阳，你要听我们的意见，你不能蛮干。你被关了一年半了，外面的事情你不了解。你别觉得你多厉害，告诉你现在你妻子比你在外面印象好的多。你妻子说了，你如果不听我们的意见，你妻子就解聘建刚，不让他来了······”

谢阳沉吟良久，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嘟囔“我给我老婆写授权书，委托律师的事情完全让她做主，这是为了对付给我安排律师的官方的，不是用来对付我的······”最后他还是听从外面的意见。

然后我们开始制作笔录，老刘在一边听，我来问，谢阳来回答，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这个过程监控录像看的很清楚。

从4日（周三）下午，一直到周六上午，我都是在会见制作笔录，由于我用的输入法输入时间非常方便，打上s和j两个字母，当时的时间就会出来，所以我习惯性地把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记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三天当中我和谢阳都流了好多次泪水，也再次见证了一个邪恶的体制如何让人性泯灭的，见证了没有限制的公权力是如何制造惨无人道的罪孽的。晚上不能入眠的时候我常常回想那个场景，穿着囚服的谢阳，头发不整，胡茬子拉拉地，精神疲惫，双目无神，说道他担心自己被整死了而家人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他在里面哭泣，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我在外面哭泣。

说道尹卓等人拿谢阳妻子女儿生命威胁他，要制造车祸杀害他的妻女，谢阳哭了，我停下笔录，握拳咚咚咚擂击会见室的桌子······

周五上午第一份笔录完成，外面大致核对了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外面找打印室打印，下午再去会见，请谢阳签字。

这是第一份笔录制作的过程。

8、制作第二份会见笔录

2017年01月12日下午至13日下午，我再次去会见谢阳，并制作了笔录。过程仍然是在严密监控下一问一答。13日下午，由谢阳确认签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13日上午我去会见，依惯例将随身携带的会见函约5-8份，放在文件夹中一并存到储物柜中，但下午去会见时发现全部不见了。一时之间紧张的头皮冒汗，因为没有这张函我就不能会见，而会见谢阳每一次都需要多张会见函，我出发之前总是要检查两次恐怕有闪失，我的会见函哪里去了？我开始看监控的摄像头，没有发现有摄像头对准储物柜。我继而向警察询问是否有摄像头看到储物柜。接待我的警察一句话回绝，“你有事情你的去找我们领导，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万幸，我还有一张函，是去威海看守所会见剩下的，放到了一个快递袋子中，没有和其余的放到一块，这张函挽救了我的工作。13日下午，成功会见，然后谢阳签字。

我时候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个人忘记了，我没有会见函了，我自己疑神疑鬼呢！2017年02月28日，刘正清律师到了长沙，要求会见，但是被拒绝，且拒绝的很清楚，就是不安排你会见，不让你会见，专案组在提审谢阳，提审没有时间限制，律师会见就没有时间安排。刘正清律师在交涉期间又有一个黑色的皮包不翼而飞。我知道了这件事，我的函找不到了我也就不再考虑了。

9、有关环球时报的谎言

环球时报是没有任何羞耻心的，环球时报《揭秘“谢阳遭酷刑”真相：为迎合西方凭空捏造》我居然没有发现作者是谁，没有作者，文责谁负？谁对真实性承担责任？大概只有垃圾媒体、无耻媒体会这样操作吧。

（1）本人是一独立的律师，有我独立、自由的工作方法，我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和限制，我对我制作的笔录每一个字的真实性承担责任。环球时报大概是捏造新闻太多了，固定思维，看别人文字都像捏造。如同粪坑里的蛆虫认为所有物种的美味都是大粪一样，它们不知道天下还有真相。

（2）江天勇虽然和我是好朋友，但他不会制造谣言让我背书，我更不会传播谣言。环球时报的作者有这种奉旨造谣的习惯就认为天下人都是如此，这就是太自信的错误了。

（3）我上一次见到江天勇是在2016年元旦后的三两天，当时还有李金星等人，一块吃饭。从此之后直到现在没有见到他。合同通话通信更是稀少，因为他的电话总是不通，且没有微信，常常找不到人，而我又不习惯手机翻墙，所以我和他几乎没有留下通信记录。他被抓之后我发现了他给我的两句话的留言。日期是在是在2016年11月15日之间至11月21日之间。原因前面讲过，不再重复。所以环球时报这种无耻媒体说谢阳的辩护律师和江天勇捏造酷刑，脏话八百句。

（4）环球时报是奉旨媒体，是承旨媒体，是官方的喉舌，是商家爱大甩卖的噪音喇叭，这种权力附庸所发出的每一个字和真相都没有关系，它们所做的是政治宣传。呸！

10、有关凤凰和企鹅的AV报道

（1）江天勇在落入人渣手中生死不能自控的时候，我对他的一切软弱都同情。江天勇收到过多次酷刑，也做过多次自污的笔录，他深知酷刑的严酷，他曾毫不顾忌地向朋友们说过，如果他遭受酷刑，他可能还是会屈服，因为这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看谢阳的笔录就知道了。所以，我同情江天勇，一如我同情王宇等人一样。他们是勇士，是暴政酷刑的受害者，是黑暗世代的曙光。

（2）谢阳在接受采访时候所说的话没有否定他遭受酷刑的事实。

谢阳说他要求拨打120电话要求看医生的时候是自己生病，不是因为殴打。这是实话，因为笔录中他就是这样说的。这能否定他曾经遭受过酷刑吗？

他说他现在晚上睡9个小时，这或许是他现在的真是处境，但这能否定他在一年之前的6个月“指定监视居住”中所遭受的酷刑吗？还有，谢阳一再降到他今日在看守所处境的改善是因为见到律师之后律师进行了控告，而不是看守所一直对他如此恩待。有人说1958年中国有大饥荒饿死过人，五毛说2000年吃上白面馒头了，这二者之间有关系吗？能相互否定吗？

谢阳现在身体健康，走路、爬楼梯很正常，但这和他在2015年7月11日之后的半年中遭受酷刑有逻辑关系吗？今天他能爬楼梯能否定他之前曾经被数日数夜折磨不让睡觉的事实吗？

谢阳接受采访的时候看来是很健谈，大概是他错认了披着羊皮的狼，他讲了他受到的酷刑，然后又降到了今日处境的改善，而无耻媒体仅仅是剪切谢阳讲述的今日待遇，而有关酷刑的部分却不见了。

这种无耻AV媒体，真把所有人当成没脑子的猪了，还有多少人相信你们呢？呸！

11、有关湖南检察院的调查
（1）湖南检察院没有公正的调查。中国是一个独裁极权的国家，这种国家爱的特点就是政府无限大而民间无限小，公检法安所有暴力、司法机关都掌握在一家手中，这其实是一个执政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就是为所欲为的国度。谢阳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革罪名，而负责侦查的是党领导，负责审查的是党领导，负责审判的是党领导；当发生了酷刑丑闻，负责调查的又是党领导。这就叫做政出一门，一家抓，一家审，一家查，一家判，出了问题还是同一家进行调查。简单地说就是“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是权力运作的丑闻，但这种丑闻在中国还很神圣。这种极权的权力运行方式只和镇压有关系，而和真相、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所谓的调查，其实是一种掩盖真相，是一种对谢阳及其辩护人的打压和迫害。

（2）看看猪头逻辑，其中一位检察官说找人做了实验，用五张塑料凳子叠加，一个比谢阳矮一点的人坐上去，脚还是能够得到地面。

不得不说这是猪头逻辑。

请看谢阳的笔录，谢阳说“好几张塑料凳子叠加起来”，他被强迫坐在上面“双腿不能着地”，他没有强调是几张吧？且五张凳子还是太矮了的话，叠加到20张将会是多高？如果有足够多的凳子，足够垫起一只长颈鹿，你们拿出五张凳子说不够高，然后就否定了不可能把谢阳双腿吊起来，有这样的道理吗？且，检察官拿出来的凳子和谢阳所在宾馆的凳子是一样的吗？九尺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种口头禅的、一加一再加一的道理，检察官居然不明白，你们是真不明白还是拿天下人做傻子？

12、有关监控录像

判断真相的最有证明力的证据是审讯期间的录像。依据法律规定，对于谢阳这种罪名必须有审讯录像，且这种规定有足够多的年份，足够所有的警察知道。但本案案卷中侦查机关出具了一份说明，说“由于设备老旧，因此没有审讯录像”，如果真是设备老旧你们就不应该审讯，应该先有设备保证审讯的合法性再开始审讯，且这种关键时刻设备老旧、设备损坏的无耻谎言，连猪都不会再相信了。呸！

13、感谢张重实律师

在709案件中我比较敬重张重实律师，他的付出我做不到，他的忍耐我受不了。张重实律师是最早谢阳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他工作单位和家都在韶山（多么不幸的地方），为了谢阳的案子，他从韶山赶往长沙百次以上，为了谢阳的案子，他跑遍了所有能跑的公权力部门，去每个部门都不惜降志辱身，忍受屈辱，一切努力和忍耐都是为了能够见到谢阳。所谓的监视居住，不应该是黑监狱，应该可以自由见到自己的律师，应该可以自由见到自己的家人，但这些都被剥夺了。黑监狱之后是逮捕，公安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让会见，但时间一到，到了检察院就不应该不让见了吧？看守所说检察院来提审，还是不让见。张律师说依据法律48小时内要安排律师会见，律师可以等，提审过后总要安排律师会见。但提审成了检察院度过审查起诉、隔绝律师会见的方法，连续一周的检察院提审，其实就是占坑式提审，永远承包谢阳，律师只能在外面等，但就是不让见。

我听谢阳妻子告诉我，在某部门，一小警察穿一身黑皮就对张律师大声训斥“你当律师的，连法律都不懂吗？”张律师不能反呛这比他儿女还要年轻的黑皮，还要继续和颜悦色去解释法律的规定······这种事情我做不了，谢阳做不了，很多人做不了。

当年精卫先生北上刺秦的时候，给友人留书，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如同熬一锅粥，要像做熟这锅粥，必须有人作釜有人作薪，各展其才各尽其用才能以期有成。精卫先生说他性急，耐不得烦，他要北上刺秦，作薪自燃，而留下来隐忍煎熬作釜的重任交给他的友人。并且说，作釜是最难的。张重实律师在谢阳案中就充当了釜的角色，当然不惟张律师一人，比如北京的程海律师、蔺其磊律师、余文生律师，河南的马连顺律师等等，都做了很坚韧的坚持，不得不说，这些事情，我都做不到。

对张律师，致上谢阳和我的感谢。

建刚草草

2017年03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