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
这本书是为应对中国教会与社会的转型危机而写。上帝施恩,使我少年以来就“有志于学”,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心灵的觉悟、社会的公义和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空虚混沌,转眼已经是孔夫子所说的“五十而不惑”之年,但心中仍有诸多迷惑!感谢上帝,当初求学问道的心志仍然还在,“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 本书就是笔者站立在天地之间的一些间际性的观赏和前瞻性思考。
当然,本书绝非为应时应景、甚至救亡图存而作,而是立足于人心中始终存在的对于上帝和文明的渴慕这一永恒性的主题。二十一世纪基督教神学必须站在文明论的高度,自觉地认识上帝对于文明的旨意和计划,自觉地参与到建立、捍卫基督教文明的神圣事业中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的精义(太6:33)。从创世之初,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就是文明使命,核心就是建立敬天爱人的真正文明。在当今世界各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中,基督徒必须自觉而明确地捍卫、建立基督教文明。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一书,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我们忽略文明的冲突,一味地强调爱心和宽容,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圣经启示和社会现实。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毒蛇的种类和女人的后裔就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发动攻击,甚至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明确的圣经启示和厚重的历史教训。“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当然,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战过程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的建造。如果我们忽略了对基督教文明的领受与建造,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使得我们自身和世界都处于绝望、荒谬和黑暗之中。中国大陆高级将领刘亚洲先生明确断言:“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外邦的仁人志士尚且在苦苦思考文明与改革的问题,基督徒更当先知先觉先行。因此,我们对于文明形式的思考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个人家国存亡的大事,更是涉及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否忠心、有见识的问题。
本书把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和文明论结合在一起,以三一上帝为根基,以圣经启示为标准,以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国度和圣约框架为基本范式,明确地把加尔文所提倡的“基督徒敬虔学”上升为“基督徒文明学”的境地, 使基督徒的敬虔彻底摆脱各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转向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雅和博经学所首倡的这种基于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基督教文明论,确实具有承先启后的开启作用。笔者在本书中特别融汇了大量的对于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把清教徒神学、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文化连接起来,使得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不再画地为牢,仅仅局限在“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这种民间宗教式的范式的桎梏之下,也不再局限于以希腊思辨哲学和罗马帝国行政为傍依的西方基督教思想,而是自觉地立足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开放地接受来自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一切亮光,勇敢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在二十一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明冲突中洞烛先机,未雨绸缪,发挥中流砥柱、存亡继绝、再造文明的作用。我们在本书中呈现的乃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的模式。当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暴政,在旷野中领受来自上帝赐给的自由的律法,然后吩咐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建立敬畏上帝、彼此相爱、守约守法的圣约共和国,今日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使命也是如此。要以感恩和谦卑之心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约法,在中国这片广阔的神州大地上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这就是今日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建国大业”!
再次记念恩师赵天恩牧师,远在2000年时,他就不远万里为我带来范泰尔所著的前提论护教学书籍,并且开始手把手地带领我学习,亲自指导我把其中的几部书翻译为中文。他当时叮嘱我,要运用范泰尔所提倡的前提论护教学,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教义,贯穿西方改革宗神学和中国文化,解决上千年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水油二分、无法融和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始终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有当我们基于圣经启示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化,既不盲目地尊崇有加,也不傲慢地一味排斥,而是以恢弘的悲天悯人之心予以同情式的理解、创造性的转化之时,基督教真理与中国文化才能变成茶与水的关系。如此,我们才能既保持基督教在救赎方面的特殊启示与特殊恩典的必要性和独特性,同时尊重、理解、吸收、成全中国文化中基于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而具有的亮光和优点,从而完成正统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大业。转眼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时间,我个人仍然处在研究和创造的初步阶段。赵牧师在2004年的时候也已荣归天家。哲人已逝,不胜嘘唏!慧命相传,聊作安慰。
几十年来,我在书斋、大学、教会和社会中思考、探索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从二零零四年五月到美国之后,更是多方考察美国清教徒建国的历史,默想清教徒所持守的改革宗圣约神学在当今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通过祷告和静观求问、观察上帝那看不见的手是否要在中国特别动工,在欧洲已经衰微、美国开始走向同性恋文化的今天,中国是否要承受新的天命,成为上帝重用的基督教大国?中国文化能够枯木逢春,死里复活,重新成为全世界的祝福?这是昼夜萦绕我怀的心事。因此,本书绝不是为得到博士学位而写成的学术专著,甚至也不是为一般性讲课而预备的讲义,而是作者昼夜思想在中国建立基督教文明的蓝图。在这大动荡、大改革、大转型的大时代,中国文化要从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真神,我们这一代中国基督徒确具有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神圣职责。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创17:6)。笔者深信,二十一世纪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乃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上帝是我参与其中,我满心敬畏和感恩,深信在中国大陆礼崩乐坏、百废待兴的大时代、大转变中,改革宗神学所提供的正统、恢弘的神学与思想体系,及其所注重的深刻、全面的灵修生活,必然会成为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巨大祝福。
在本书所呈现的文明论护教学中,我们从哲学转向宗教、道德与政治,最后落实在微观性的基督徒个人品格与宏观性的基督教文明的圆融上,从而把个体心灵对真理的探索转向信心、美德与善行在个人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因此,本书既是基督教神学中的护教学著作,也是基督教文化保守主义(Christian conservatism)之作,全方位地为基督教文明做出解析和辩护。
笔者虽然身在美国牧会,但我每年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传道、讲学、考察,深深地卷入、关注中国的转型。可以说,笔者毕生所关注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目前的和平转型。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高科技所带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但是,我们深知历史远远没有进入福山所说的单调的令人厌倦的“历史的终结”的时代,独裁专制的罪恶倾向仍然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在欧洲和美国,也存在着各种不断地扩大国家权力的“左倾”势力,而全世界穆斯林国家更是出现了很多激进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试图通过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方式来消灭基督教文明,以赤裸裸暴力威吓的方式胁迫人归信伊斯兰教,如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正在兴起的“伊斯兰国”(ISIS)就是这样的典型。基督徒不可放松警惕,麻痹不仁,必须警醒谨守,有长期作战、不怕牺牲的心理准备,要知道我们与自身、撒但和罪恶世界的争战会延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这期间,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束手待毙,消极无为,以被人家砍头斩首为荣!当然,更可怕的是很多基督徒认为已经是天下太平,自己麻醉自己。本书所要唤起的就是基督徒高度的认知上的自觉性,帮助更多每个基督徒致力于从自己做起,在灵命上摆脱不冷不热的状态,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自觉地参与上帝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计划和工作,全方位地建立基督教文明,成为上帝重用的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同时,教会作为一个圣约共同体也要有这样的群体性的自觉性,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教会作为一个圣约共同体彼此相爱撼山河的力量。
可惜目前华人教会正如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一样愚顽败坏,那时候罗马天主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渣滓,竟然通过出售教职、用圣物做买卖等各种卑鄙的手段来敛财,特别是公开地大规模地出售所谓的赎罪券,更使得当时的教会成了上帝所恨恶的贼窝鸟巢。今日教会很多传道人不再深刻地研读圣经,讲解上帝的圣言,却大肆渲染各种神迹奇事、世界末日和个人经历来勾引人信主,这种真理之不彰也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同时,上帝二十一世纪兴起很多律师、教授、记者、商人等归向耶稣基督,但他们在目前很多教会中得不到真理和爱心的牧养,他们的才能也得不到引导和发挥,这是令人心焦的。因此,作为神学与护教学之作,本书并不是写给一般信众的,而是写给那些具有一定人文知识和关怀的人,他们愿意深刻地研读圣经,学习神学,试图在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中为个人和社会找到真正的出路。我们继承清教徒的精神,吸收英美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粹,要使教会在教义和生活上更加纯洁,并且使教会确实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重新复兴归位,发挥山上之城的作用,扫除宗教迷信,重新得着建立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文明的异象。
在书名上,我们把“文明论”与“护教学”联系在一起,倡导“文明论护教学”,强调基督徒当有“文明的自觉性”,就是对于世界文明的使命与责任意识。这种文明是以上帝在受造界中设立的生存秩序为根基的。这种使命与责任意识就是深知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根据上帝设立的生存秩序,建立并捍卫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论护教学突出三大重点:首先,基督教护教学必须为全方位的基督教文明辩护,装备基督徒自觉地建立和捍卫基督教文明,这是我们所强调的护教学的终极目的;其次,我们必须从证明论护教学转向前提论护教学,然后从前提论护教学转向文明论护教学,这是我们所阐明的护教学的根本范式;第三,我们要从那种咄咄逼人、驳倒别人的强势的说服性的护教转向圣经中所提倡的谦卑、温柔的见证式的护教,“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在目前各种宗教极端和狂热分子盛行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以坚定不移的基督徒圣徒当有的文明来见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 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之心看待其他宗教的存在。这种温柔敬畏的心乃是我们所阐明的护教学的基本心态。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借鉴了马克斯·韦伯、汤因比、黑波特等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文化分析学”(cultural analysis)的方法,研究哲学、宗教、律法、政治四大要素在人类文化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明确地强调以全方位的基督教真理体系转换中国现有的文化,促成中国文化的福音化,也就是实现基督教文明。因此,本书从护教学的角度展开基督教文明论,也从基督教文明论的角度阐释护教学,乃是基督教文明论与护教学的综合之作,是赵天恩牧师所提倡的“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的具体阐述。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不仅参考了大量的资料,更是反复默想,恳切祷告,寻求上帝的引领,常常是在黎明四点到七点写作,有时半夜醒来写下自己的亮光,深信雅和博经学说阐述的“圣学为体,世学为用;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的基督教思想与文明论系统乃是上帝赐给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的祝福,华人教会在真理和灵命上的复兴,也必然带动普世教会的复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当然,本书写作过程也是我自己不断学习、考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思想也不断受到挑战、更新和丰富。面对现状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安静,常常眼中噙着泪花。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苦待中国呢?你不垂听我们在苦难中的祷告,要到几时呢?我为什么还安坐在书斋之中,享受着美国的法治、平安、兴盛、民主、宪政、宽容、自由,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教会苦难而无所行动呢?上帝对我的旨意和天命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基督徒学者就是以殉道士的心志来探索和宣告真理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吗?我就是这样常常痛苦,常常在深夜拷问自己的灵魂,经历无边无尽、无法言喻的灵魂的暗夜。
牟宗三先生在为《唐君毅全集》写序的时候一开始就强调:“时代之症结是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化意识之沉落。”没有明确的文化意识,我们就已经在那些居心叵测的术士的洗脑之下变得脑残,不知不觉地沦落到奴役!因此,笔者的目的不是硬要向读者推销一大堆神学或思想理念,而是祈求上帝怜悯光照,通过本书不仅要唤醒基督徒的文化意识,更是要激发基督徒的文明意识,摆脱那种庸俗的错误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的狭隘模式,自觉地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挥基督徒当有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和“灯台上的灯”的功用,努力建立敬天爱人的基督教文明。不管是对于中国文化之传统,还是对于西方文化之传统,我们都不能抱残守缺,护持其表面上的风俗习惯,更不能悬念其往时陈迹之辉煌,而是要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发明其造成文化发展之文化生命的智慧方向,从而使得基督教护教学能够从根本上明确圣经启示之命脉,捍卫上帝的主权、人道的尊严和价值的标准。对于本书而言,我们绝不是高举改革宗在其他一起基督教宗派之上,甚至也不是教条性地把基督教置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是透过文字和宗派的局限和迷障,直指人心----就是人的认知心、宗教心、道德心、政治心、文明心这五大内在的倾向,然后从结合旧新约圣经之特殊启示、中外古圣先贤之普遍认识、当今人心社会之普遍危机这三大资源与关注,推出”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的综合范式,以求最大限度地阐明真理的普遍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使上帝的主权和真理得到荣耀和高举,使个人的人权和尊严得到保护和成全。
惟愿这本书带着天国的馨香和盼望、中国哲学的祥和、古希腊哲学的深刻、印度哲学与宗教的睿智、古希伯来人守约守法的敬虔、北美大陆清教徒的自由和刚健、现代生态神学思想对大地的关爱和高科技发展的挑战,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大陆教会与社会转向基督教文明的祝福!惟愿我们得见上帝的作为:“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43:19)。惟愿荣耀都归给至高的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