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

内容提示：宗教鸦片论是现象，宗教异化理论是本质。我们要从宗教鸦片论学习马克思认识分析宗教问题的方法，从宗教异化理论寻找宗教背后的根源。本文关心的是如何在宗教鸦片论和宗教异化理论的结合上，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的结合上理清我们自己的宗教认识，在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做一点努力。
关键词： 宗教鸦片论 宗教异化论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通观当今世象，与宗教相关的社会现象较为复杂，而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态度也各有不同。总体而言，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宽容、开放、和谐已成为人们认识宗教的主流态度。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士认为宗教是有害于社会的鸦片，是非常态的、应被社会排除的东西。而过去，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主导下，我们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犯了在某种程度上严重的错误。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对相关思想进行一番梳理，进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识之路。

一、“宗教鸦片论”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克思较早用“鸦片”来比喻宗教。“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但这里所讲的宗教是鸦片，其意是指宗教的社会作用，而非宗教的本质。之所以有宗教是鸦片这一说法，这是与马克思当时所处欧洲的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它反映的是欧洲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宗教的社会功能。将宗教比喻为“鸦片”，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在其之前，德国的许多思想者，甚至一些教会中人都曾使用过“鸦片”或类似词句比喻过宗教。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对宗教的认识停留在表面，而是将宗教视为社会的反映，且能够看到宗教社会功能的变动性。他们指出，基督教曾是罗马底层民众的心理安慰剂，罗马帝国覆灭后又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欧洲文化，宗教改革中也曾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经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是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2]宗教改革中兴起的路德宗很快也变成如此的状态，成为一种旧的，落后保守的势力。[3]19世纪初，只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复杂和荆棘丛生，又因为基督教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全面影响，所以选择从批判基督教入手来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见，基督教是时代历史的产物，而鸦片则是宗教（特指基督教）在特定时间、地点下的一种功能。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提供了当时人们对宗教的全新的理解，加深或者说改变了当时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列宁的鸦片基石论是出于俄国历史和现实阶级斗争的考量。俄国历史上自988年罗斯信教以后，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教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极大特权。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4]这是列宁针对当时俄国复杂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条件下提出的。但鸦片基石论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宗教问题时的基本方法——唯物史观。它主要看到的是宗教的消极作用，而未看到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变动性。但同样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列宁又反对向宗教宣战，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5]；他还讲对宗教问题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考虑”的态度[6]；他强调俄国与英德等国情况的不同，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7]“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8]可见，列宁关于工人政党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服从于俄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需要的。革命需要彻底推翻宗教对旧制度的维护，革命需要彻底打碎旧枷锁对人民的束缚。革命领袖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发动群众，并以疾风暴雨来促进革命的早日成功。但理论的偏差，使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的后继者不但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做出发展，而是相反整个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导致在宗教问题上的严重错误。由于受苏联模式及“鸦片基石论”观点的影响，在建国初期30年中的某些特殊时期，我们在宗教问题的处理上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渐从“鸦片基石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整个社会对待宗教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和。

二、“宗教异化论”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异化论述是针对宗教本质和根源的追寻，相关论述似乎社会关注较少，但是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讨论。应当讲，在异化论方面，除了黑格尔外，马克思、恩格斯曾直接受到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句话出自费氏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可以说，宗教异化论是费尔巴哈宗教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按照其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解，“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上帝”其实是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人对于他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和真理性的信仰。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对马克思宗教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没有从宗教产生的根源、本质和扬弃宗教的途径等根本问题上，没有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去寻找答案。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上，而是对此采取了科学的扬弃态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从费尔巴哈所奠定的宗教批判的基础（即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出发向前迈进了一步，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的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世界”。[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这种意识和感觉不是与社会绝缘的，而是以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为内容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宗教产生的根源不能只在人本身中去寻找，而必须以人构成的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也就是说，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中去寻找宗教的根源。只有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即革命的方法，消除阶级对抗社会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才能找到克服宗教的正确道路，靠单纯的思想理论批判宗教是不行的。马克思看重的是对现实的批判，而非单纯对观念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想，已经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出发，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进行科学分析，从对宗教的批判进而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理论的批判转向为革命的实践，比费尔巴哈只从心理根源和认识根源上分析宗教产生的根源，以及把宗教问题的解决归结为意识问题更前进了一步。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扬弃，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界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确立。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的宗教异化的相关论述并不是对宗教的一概否定，宗教既是人对世界的某种把握，也是人对其自身本质的一种把握，虽然这种把握带有一定的曲折性，但它的确反映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只不过，马克思是从克服加诸于人的各种异化关系方面来分析如何达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其宗教批判导向于人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一种积极复归。

三、“宗教鸦片论”与“宗教异化论”之当代再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宗教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不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盲目地企望消灭宗教或不恰当地处理宗教问题，不但可能会引发民族或地区冲突，也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我们必须面对变化的世情，结合我们的国情，对宗教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认识。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浪潮激情汹涌，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推到如此多元化与复杂化的前沿。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宗教的全面消退，相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某些地区的发展势头还是很快的。今天，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宗教鸦片论，应当看到它只是指宗教的一种心理慰藉功用，是对宗教社会功能的一种形象比喻。宗教的功能是一个历史消长的过程，当前宗教的功用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解决宗教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当下宗教出现的问题，其背后深层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要解决人们观念的问题，就要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入手。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宗教的发展消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宗教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的观点，从宗教以外、从宗教现象的背后寻找宗教的原因，再从这些原因入手，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实，我们可以回想，马克思宗教观的初衷不是针对宗教，尤其不是要消灭宗教，他的对象是宗教背后的制度。而“当代中国人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格局中观察和思考宗教问题。自春秋以来‘天道远，人道迩’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文化传统，加上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是作为具体宗教的信仰者，而是身在文化建设、心在价值关怀中来思考宗教问题”。[11]两千年前中国的思想家荀子可以说就已经认识到了宗教的性质和本质：“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影响着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影响着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儒家虽然竭力避免谈论鬼神之事，所谓“怪力乱神”，但素来有“神道设教”的传统，即借助神道来辅助推行儒家教化。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治家理想中，往往会以善恶报应规劝子孙改过从善。对于民间社会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另外有一套族规、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其内容也借助善恶报应思想推行教化。

目前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整个社会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如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职工下岗问题、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问题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有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信仰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在所难免的。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更加为自己的生存出路而忧虑，在精神信仰上，则出现了宗教意识和封建迷信现象有所抬头的趋势。面对思想认识，特别是精神信仰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除了积极采取政策策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以消除人们的思想顾虑之外，还需要进行正面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帮助人们澄清观念，摆脱思想认识与精神信仰上的混乱局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人类已经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重写自己的历史，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太多的秩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有着现实的不同利益，我们只能在历史的重负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中重建和改良秩序。”[12]宗教观当然也属于待重建的领域之一，“宗教不仅仅属于‘思想’或‘观念’的领域，还是文化，是在历史延续中的传统，是价值的载体和情感的纽带。”[13]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有它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不可能要求导师们—开始就安排好后面的一切，更何况列宁在宣布鸦片基石论的同时，紧接着就说过“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工人宣战”。[14]并且，他强调人们“只要稍微认真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不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不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15]恩格斯在总结其对宗教的论述时，也再次强调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对宗教的根本理解：“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16]宗教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传统的材料”，此乃其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表现出宗教的外形特点，但宗教的本质却体现在其对现存经济关系、社会依附的反映。古代如此，当代亦然。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宗教最根本的方法及原则。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我们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关心人民的所思所想，从人民的需要、从人民的认知来树立我们的观念，发展我们的理论，制定我们的政策。我国传统上宗教氛围不是非常浓厚，宗教影响有限，但宗教仍然是传统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一日日升温加热，但宗教信仰的碎片化，是当前中国人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而这种宗教信仰的碎片化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使人更现实，宗教信仰淡化，进而信仰淡化，以至于什么也不信，那么放辟邪侈无所不敢为；另一方面如何正确认识宗教，宗教中有益世道人心的内容怎么让其发挥作用成了话语的禁区，却让某些假僧邪道打着宗教外衣蛊惑人心。近年来一些“气功大师”“神医”……的兴风作浪，深层原因与此大有关系。如何评估宗教对中国人信仰生活的影响，如何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深入研究的时刻。

注释：

[1][4][5][6][7][8][9][10][14][15]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宗教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92、178、179、180、186、184、91、107、179、181页。

[2][3][16]《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编辑组：《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6、58页。

[11][12][13]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9页。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http://iwr.cass.cn/zjyzx/201703/t20170314_217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