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腓力

关键词： 家庭教会 活动场所 管理创新 家庭教会场所登记

引言：

2015年8月，“拆十运动”虽然暂停，但新出台的《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表明，政府将对基督教进行全方位的管控，管控范围包括“三自”名义下的教会和家庭教会，管控内容涉及聚会场所、聚会、培训、院校、服侍人员、教师、制度到财务等各个方面。[1]由此看来，许多家庭教会将有可能被贴上非法活动场所或非法活动的标签，并予以打压，这势必导致政教关系的持续恶化，进一步撕裂社会疮口。

李向平博士在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宗教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的地位与功能要远远大于宗教团体，而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方式，也就直接成为了宗教管理制度中的基本环节”。[2]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这个事实判断。在这个前提下，遵循政教分离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原则，笔者以下就三个问题作为核心展开论述:家庭教会活动场所是如何形成的？地方政府现阶段对家庭教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及活动场所管理创新有哪些可能性？至于家庭教会场所及其活动受宪法以及国际相关法律的保护，较多学者、牧者已经有深入的研究，[3]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家庭教会活动场所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

家庭教会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承。早在19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成立了教会，一开始活动场所主要放在家中。[4]他们的形态延续到罗马帝国渐渐接纳了基督教，才盖起宏伟的教堂，于是基督教从私密的空间走向公共的领域，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台下走到了台上。

在中国，家庭教会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推行无神论、唯物论的意识形态教育，刚开始借机抗美援朝成立“三自”，要求与外国宣教士、教会切断关系，1958年取消宗派，强制不同堂会进行联合礼拜。以温州为例，当时市区七八间教会被迫停止聚会，只剩下温州城西教堂可以公开聚会，温州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无宗教区的试点。[5]不久，约在1960年，因为信徒聚会的需要，家庭教会悄然诞生；[6]文革期间，所有的教堂被关闭后，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就在这期间自发性的兴起，后来才与不参加“三自”被称为家庭教会的精神领袖王明道、谢模善、袁相忱、林献羔等人联系在一起，[7]喊出“我们是为了信仰”，要求政教分离。

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这个群体不断壮大，这是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89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信主，加入到家庭教会中，中国教会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以农村教会为主流逐渐改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流。2000年后，温州、北京、上海等地家庭教会大面积地租用或购买商品房、写字楼或厂房作为聚会场所。[8]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家庭教会的信徒约有四千万人，是三自教会的两倍。[9]

毫无疑问，家庭教会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密不可分的文化肌理，是广大信教群众信仰生活的需要，更是中国日渐走向文明、开放的象征。现在家庭教会开展的活动渐渐趋向以宗教场所为中心，如同“三自”名义下的教堂一样。2004年底，国务院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很清晰表明宗教活动场所是政府管理的重点。[10]它的内容分为七章，一共有48条，围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有15条，宗教财产管理意见有8条，主要内容也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其他各章涉及宗教活动场所还有很多条款。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采取的手段基本上也是针对活动场所进行的：贵阳活石家庭教会聚会场所被责令整改，温州瑞安市仙降街道横街村瑶池花园家庭教会聚会场所被责令停止聚会，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七一路家庭教会场所受到限制。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福家庭教会同心堂，其房东在公安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出租聚会场所，贵州省安顺市盟约家庭教会场所收到责令停止活动通知书。

二、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管理的问题

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现阶段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上海华东师大老师李向平博士撰文《“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与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其中就政府相关部门对家庭教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他在田野调查的报告中指出：

“把宗教问题转型为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依法进行公共管理。即便大量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不予登记，它们也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宗教管理，就会更加具有公共法律效力，而不是与固有‘三自教会'的对立。所以，把宗教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更加有利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具体教会问题。”因为，“家庭教会更加愿意到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即便有具体教会出问题，公共管理的方式，也不容易被国际舆论界动不动就看成是‘宗教自由问题'，而仅仅只是社会管理层面的法律问题”。[11]

如果李向平老师文中提到家庭教会的登记类似于活动场所备案，这一改革方案就有实质性意义。现阶段中国的社团管理实行“双登记制度”，家庭教会必须经宗教事务局批准（或者改为由民政部门批准），又要得到“三自”为主管部门的认可，这是家庭教会矛盾的成因，北京守望教会向相关部门登记的失败已经证明这一点。[12]另外，针对家庭教会登记的相关法律困境，曹志先生在《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考察对象》文中提出当前可行的改革建议，其中也涉及备案制。[13]在具体的备案方法与实际措施方面，刘澎老师2011年在《家庭教会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一文中指出，家庭教会在民政部门进行无条件的程序性备案，而不是实质性的审批登记；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是众多家庭教会可以接受的。接着，他把备案制较系统的论述分为五个篇章：备案制的指导思想，备案制的主要内容，备案制的重要意义，备案制的实施策略，备案制的配套措施。[14]另外，为了与现行中国制度相适应，刘澎老师甚至用心良苦的提出了建立宗教特区作为试点的构想。[15]

上面学者的思考与建议都对中国未来的政教关系发展都很具建设性，但真正实施到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样一段预备期，甚至可以说是空档期，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政教关系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边界在哪里？管理机制如何建立？沟通平台如何搭建？这不仅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家庭教会的责任，更是人心所向。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需要有哲学思辨的态度，需要有管理智慧，需要开明、包容、创新的精神。宗教管理，首先必须尊重宗教团体自治及其传统的前提下，然后对它做出合乎情理的监管，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圣经的精神所在与信徒愿意顺服的理由。[16]
以下我将以某县城相关部门对当地家庭教会场所具有创意的登记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对宗教管理创新的其它可能性。

三、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管理的创新

家庭教会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政教关系这一敏感问题，稍有不慎，都将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因此，对于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宗教管理者来说，对于家庭教会的管理，也是极为考验管理智慧的一道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