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 基督徒学生联会
本文并不谈论三江教堂的是非，笔者也无从谈起。只是因由三江教堂的事情，而对一个广义的中国教会的一些现状有一些简单的思考。
三江教堂事件，从保卫十字架开始，到整个教堂被拆除落幕，其间种种，让人不胜唏嘘。作为信徒，从情感上，多少有些难过。很多信徒已经退步陷入很深地不解，很多信徒盼望着教堂的落成，盼望着住进教会的养老院，而眼看如此之近就要成就的盼望最终却只能面对一堆废墟，断墙残垣狼藉一片。面对这些平凡的信徒，面对这些老人逝去的希望——信仰让我们学会怜悯——即便与信仰无关，这一幕也总是让我们难过与无奈。
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象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彰显了上帝向着世人的爱，也为我们带了救恩。至于很多人讨论具体的十字架和象征的十字架，外面的十字架和心里的十字架，这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争论的意义。仍然想说明笔者的立场，我们纵然可以很轻易称外面的十字架不重要，里面的十字架才重要；但是对于当地的信徒来说，这是很难分割的，我想对于任何当事人来说，要作这样的区分，也几乎不太可能。
但是，十字架要怎样保卫，这样说或许有些消极，积极来说十字架要怎样在这个世界树立起来呢？我们基督信仰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主流呢？在主来到的时候，他身边的犹太人对于神的国，弥赛亚的政权如何建立同样有疑问，他们夹杂着政治狂热主义者（期待耶稣像马提亚和他的儿子马加比那样带领他们革命）、宗教狂热主义者（期待着驾着云来的弥赛亚直接统治）。但是耶稣却没有走他们的道路，以至于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上帝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把他的死解释了，而十字架成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标记。当我们在思想十字架如何在中国社会树立的时候，耶稣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需要思想。
可能有人要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成为什么主流。姑且不论吧。基督徒总要作世界的光和盐，基督的生命要如何在这个世界被彰显呢？我们可以不介意别人的误解，但是主耶稣交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要让未信的人如何认识十字架呢？ 他们可以不理解，可以不信，但是我们总要正确地宣讲十字架的意涵，基督对我们是道成肉身，我们是不是也当尝试道成肉身般——用未信之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让他们接触福音。
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十字架，中国人对十字架不是全然陌生的。近几年灰头土脸的中国红十字会，我们也知道那红十字本来代表的是爱心，只是因为郭美美的事件越来越发现有些变了味道。我们在街上也能看到十字架，多数是医院，至少是和医院相关的地方，大概也会知道那是生病了要去的地方，那是治病救命的地方。虽则近来也常有医患关系紧张的时候，有觉得医院黑暗的时候，但总还是觉得那个十字架是治病的地方。所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思索起来，十字架或多或少应该是和爱心，和治病有些关系。他们也会看到教会的十字架，只是没有医院的十字架容易。教会的十字架，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十字架却不太好理解。一般人大概会知道，那是信耶稣的地方，至于信耶稣的意思，印象却不像医院的十字架的意思那样了然。
教会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十字架的一个标记，我们要树立的十字架，在这社会树立的十字架，大概的意思如同人看到医院的十字架知道那里是医院，是治病的地方，而看到教会的十字架，知道那里是信耶稣的地方，是医治灵魂，带来救恩的地方。只是中国教会到底要怎样向这个社会来表达十字架呢？中国教会要表达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
有些传统的观念，十字架是受苦，是受逼迫，是不妥协。因此教会就总应有被逼迫的觉悟，认为传道人就必须穷的也有，认为信徒就必须吃苦的说法也有。我们不能说尽错，跟从主的人在这个世上必然有逼迫有患难，只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处境，逼迫患难不是总是一种情景一种样式。我们不能刻舟求剑。
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是主的救恩，是牺牲的道路。爱就是舍己，是牺牲，是付出。我们自然也不能太自由地讲爱，失掉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知道，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向着我们显明天父上帝的爱对我们的爱。所以十字架上即便有受苦，是为爱受苦，并不是受苦、受逼迫好像就成为了十字架，没有爱，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因此，我们的十字架不是因为我们受苦受逼迫建立起来的，而是因为我们彰显出上帝的爱树立起来的。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十字架要能够在中国社会彰显出来，要能够被一个人了解，理解，熟悉，甚至接受，不是通过我们自以为的方式去受逼迫，受苦，而是通过我们去爱，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我们不能总是用教会的语言密码来隔绝我们与社会的联系，而是要用爱作为我们与社会的连接。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参与到我们的苦难中，代赎并拯救了我们。
爱，是实践。我们很愿意停留在言语里面讲爱的世界。但是爱，更直接一点，就是牺牲，是付出。使徒约翰就曾告诫，我们相爱不要总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去真实的去分享见证传递上帝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们所受到的试验患难会比外在有形体的逼迫来得更容易，我们要与我们与生而来的罪和私欲争战。教会的牺牲和付出是什么呢？向着社会的爱，把基督的爱带到这个社会，即是公益慈善。因为爱所以牺牲倒空，让人知道我们盼望的缘由，让人知道我们爱的缘由，也知道我们爱的源头是上帝，而上帝的爱正是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
中国一些教会并不看重社会参与，认为教会就是传福音，社会参与社会关怀等只是些无益的工作。
杭州心连心团契的斯多勇老师却不认可这样的观点。在先前一次采访中，这位十多年来一边牧会，一边参与在社会公益慈善中的“实践主义者”说：“我的理解还是圣经的话语，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我们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唯有透过慈善，别人看到了，才知道原来信耶稣是真正的好......至于那种说做社会慈善事工就把传福音给落下的观点，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民国和基督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历史也可以参考。民国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没有现在多，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却要比现在大很多。我们现在总喜欢看明星成为基督徒，看名人成为基督徒，如果是政要就更好。我们的信仰并不建立在这些表面上。但是民国的时候，从中山先生开始，政府高官大多都是基督徒哩！不说政府高官，文化界，学术界，各行业杰出有影响的人中，基督徒比现在的名人都更加有影响力。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多优秀的人也能接受基督信仰，能够接受十字架？香港政协委员容永琪多次在中国教会内分享他的信仰和见证，他对自己信仰的见证大概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在今年两会期间谈到他信仰的原因，他说，从小吃教会领的奶粉，读教会办学校，生病在教会办的医院看病，得到教会很多的帮助，所以教会对他来说很熟悉很亲切。
民国时期的教会在社会的情况大抵也如是，教会创办的孤儿院、小学、中学、知名的大学，各地的医院，完全数过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曾经，多少教会学校让本来只能种地的孩子得到了教育；曾经多少的教会医院拯救了多少国人的性命。我们可以列出来很长的一串名单，这些名单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中转来传去。我们教会常常谈论传教士，巴不得在历史上有点儿关系，显示自己的道统纯正，显示自己在传教士的功绩谱上有份，但是我们却丢掉了传教士那丰富地对中国灵魂的爱心，那对着神州大地上未得之民的宽大胸怀，那份带给中国人的熟悉和亲切。
去年，笔者的朋友也曾走访云南怒江偏僻的县城，有傈僳族的老人，曾经在教会学校成长，会传教士创立的傈僳文，会英语，曾经在英国留学，以现在那里的教育情况，还有这样文化程度的人，是很难想象。而在以信仰和基督徒出名的福贡县，当地的老人至今还纪念着他们也念不出来名姓的传教士杨思惠的妻子“阿子打”（傈僳语，尊敬的大姐）。一位外国人却被称为尊敬的大姐，这里面是何等的亲切的情感啊！傈僳人因为感动于这位医生的好德行，都信了主，接受了“阿子打”带来的和睦的福音。
十字架是爱的话，爱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中国教会要在中国社会恢复或者建立这样一种亲切和熟悉。要让中国人看到教会的十字架，想到的是他们被爱和被接纳的经历——即便也许他们还并不明白也并不能接受上帝的爱——但是哪有人生来就是明白和接受上帝的爱的呢？我们都不是。十字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与他人争战的武器，不能总像十字军一样，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厌恶地把基督教看为“洋教”。中国教会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得到更多有爱心有良知的人的见证，让十字架成为中国人的亲切，成为温暖。这一点，传教士们曾经的作为给我们很多借鉴。在中国那样不能接受外国人的时代，对“洋人”充满恐惧又鄙夷的年代，传教士们在爱心上的付出和耕种，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付出，让中国人跨域种族、肤色的偏见，语言、文化的沟壑，接受福音。是真正爱的果实，来自爱的耕种。外国传教士们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让中国人觉得亲切，值得信任，而接受福音，让十字架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树立，我们中国基督徒现在在我们同文同种的同胞中应该要做得更好。
刘澎教授在谈到中国教会发展的“许可证”问题时说：“政教关系对基督教的发展关系影响极大，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最终的许可证不是政府的认可，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而是中国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认可、中国文化的认可......即使政府承认基督教、支持基督教，没有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主题文化的认可，基督教仍然在边缘。”
诚如刘教授所言，中国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但是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诚实来讲，在很多领域，政府仍在诸多顾忌下使政策有诸多限制，政府应当在调整其政策、赋予教会在社会担当上的合法性和相应资质，同等待遇。在此问题上，有不少学者有相当多的讨论，本文不做累述。然而虽则仍有限制，但笔者以为教会仍需要转换自己的思路，回溯到基督教进入中国时的进路，更有主人翁的意识，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中，将基督的爱心在这个社会中彰显出来，将天父上帝的爱带到中国社会中，与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成为社会中不能割舍的力量，真正成为祝福中国人的通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己，也是爱。因着这一份爱，让更多人认识这一份爱，认识十字架，了解十字架，理解十字架，以至于接受十字架。这既是传福音，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忘却的社会责任。
《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第5条“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称：“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及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及和好的关注......我们在此表示忏悔，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这两方面是我们在神论和人论的教义上，以及我们对邻舍的爱和对基督的顺服的必要体现......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徒17:26, 31；创18:25；赛1:17；诗45:7；创1:26-27；雅3:9；利19:18；路6:27, 35；雅2:14-26；约3:3, 5；太5:20；太6:33；林后3:18；雅2:20）
因着三江教堂的事情，我们有关于十字架的争论，但当我们争论教堂顶上十字架的存留时，也许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冷静思考，如何让我们信仰的十字架在这个社会上立得住，我们如何让未信的人来认识到我们所信仰的十字架。让教会的兴盛，不只是孤立地在教会中，而是让十字架的爱影响这个社会，真正成为祝福的通道。
“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民国时期的教会在社会的情况大抵也如是，教会创办的孤儿院、小学、中学、知名的大学，各地的医院，完全数过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曾经，多少教会学校让本来只能种地的孩子得到了教育；曾经多少的教会医院拯救了多少国人的性命。我们可以列出来很长的一串名单，这些名单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中转来传去。我们教会常常谈论传教士，巴不得在历史上有点儿关系，显示自己的道统纯正，显示自己在传教士的功绩谱上有份，但是我们却丢掉了传教士那丰富地对中国灵魂的爱心，那对着神州大地上未得之民的宽大胸怀，那份带给中国人的熟悉和亲切。
去年，笔者的朋友也曾走访云南怒江偏僻的县城，有傈僳族的老人，曾经在教会学校成长，会传教士创立的傈僳文，会英语，曾经在英国留学，以现在那里的教育情况，还有这样文化程度的人，是很难想象。而在以信仰和基督徒出名的福贡县，当地的老人至今还纪念着他们也念不出来名姓的传教士杨思惠的妻子“阿子打”（傈僳语，尊敬的大姐）。一位外国人却被称为尊敬的大姐，这里面是何等的亲切的情感啊！傈僳人因为感动于这位医生的好德行，都信了主，接受了“阿子打”带来的和睦的福音。
十字架是爱的话，爱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中国教会要在中国社会恢复或者建立这样一种亲切和熟悉。要让中国人看到教会的十字架，想到的是他们被爱和被接纳的经历——即便也许他们还并不明白也并不能接受上帝的爱——但是哪有人生来就是明白和接受上帝的爱的呢？我们都不是。十字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与他人争战的武器，不能总像十字军一样，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厌恶地把基督教看为“洋教”。中国教会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得到更多有爱心有良知的人的见证，让十字架成为中国人的亲切，成为温暖。这一点，传教士们曾经的作为给我们很多借鉴。在中国那样不能接受外国人的时代，对“洋人”充满恐惧又鄙夷的年代，传教士们在爱心上的付出和耕种，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付出，让中国人跨域种族、肤色的偏见，语言、文化的沟壑，接受福音。是真正爱的果实，来自爱的耕种。外国传教士们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让中国人觉得亲切，值得信任，而接受福音，让十字架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树立，我们中国基督徒现在在我们同文同种的同胞中应该要做得更好。
刘澎教授在谈到中国教会发展的“许可证”问题时说：“政教关系对基督教的发展关系影响极大，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最终的许可证不是政府的认可，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而是中国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认可、中国文化的认可......即使政府承认基督教、支持基督教，没有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主题文化的认可，基督教仍然在边缘。”
诚如刘教授所言，中国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但是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诚实来讲，在很多领域，政府仍在诸多顾忌下使政策有诸多限制，政府应当在调整其政策、赋予教会在社会担当上的合法性和相应资质，同等待遇。在此问题上，有不少学者有相当多的讨论，本文不做累述。然而虽则仍有限制，但笔者以为教会仍需要转换自己的思路，回溯到基督教进入中国时的进路，更有主人翁的意识，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中，将基督的爱心在这个社会中彰显出来，将天父上帝的爱带到中国社会中，与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成为社会中不能割舍的力量，真正成为祝福中国人的通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己，也是爱。因着这一份爱，让更多人认识这一份爱，认识十字架，了解十字架，理解十字架，以至于接受十字架。这既是传福音，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忘却的社会责任。
《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第5条“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称：“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及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及和好的关注......我们在此表示忏悔，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这两方面是我们在神论和人论的教义上，以及我们对邻舍的爱和对基督的顺服的必要体现......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徒17:26, 31；创18:25；赛1:17；诗45:7；创1:26-27；雅3:9；利19:18；路6:27, 35；雅2:14-26；约3:3, 5；太5:20；太6:33；林后3:18；雅2:20）
因着三江教堂的事情，我们有关于十字架的争论，但当我们争论教堂顶上十字架的存留时，也许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冷静思考，如何让我们信仰的十字架在这个社会上立得住，我们如何让未信的人来认识到我们所信仰的十字架。让教会的兴盛，不只是孤立地在教会中，而是让十字架的爱影响这个社会，真正成为祝福的通道。
“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