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

我们第一篇文章的开篇中，介绍了犹太人多牛，第二篇文章的开篇介绍了古希腊人多牛。可怕的是，这两头牛碰到了一起，并且同负一轭，共同前行，于是成就了欧洲文明，并终而称霸世界。

整个欧洲文明的发端由三个元素构成，来自犹太人的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的哲学、以及日耳曼蛮族。这三个元素就像人体的灵、魂、体一样，组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超级巨人。

你一定会问：

骁勇善战的日耳曼蛮族如何与“打左脸就给他右脸”的基督教结合？

崇尚理性思辨的希腊哲学如何与信仰上帝结合？

野蛮的征服者逻辑又如何与理性的哲学思维结合？

是的，这些看起来极难融合的元素，真的碰到了一起，就像氢气、氧气和火花的相遇一样，最终催生了富有能量，却又波澜不惊的水源。这就是欧洲文明的起源。

历史上，欧洲为人类文明出土的是：有理性的信仰、扩张精神的基督教、听随灵感的科学精神、好战却讲道德的骑士精神。这些都是这三个因素相互组合而产生的果子。

奥古斯丁，就恰巧生活在这三者相遇的时代。那是一个气势磅礴、沧海桑田、百川交汇的时代。

公元313年，一直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忽然有了一个华丽转身：那一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宣告基督教完全的合法化。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由被迫害变为被追崇。

在此期间，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了。

这个华丽的转身，决定了蕴藏在基督教中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保罗时代，基督徒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冲出犹太文化包围的圈子走向外邦。

奥利金时代，基督徒面临的困境是：超验的信仰如何与思辨的哲学并行不悖，并如何面对政府的逼迫。

奥古斯丁时代，基督教成为了被独尊的宗教，他们面临的困境则是：基督教如何面对世俗世界和异端、异教。

奥古斯丁生逢其时，因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时代是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危机、教会的危机、帝国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全部成为他日后成就的“战场”。

与危机并行就决定了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与世俗战斗、与自己战斗、与异端战斗、与异教战斗。

奥古斯丁终究承继了基督教的信仰、希腊的思辨、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战斗精神。这三种因子的碰撞、融合，结果产生了日后伟大的欧洲文明。同样，在这三种因子的浇灌与浸泡下，奥古斯丁最后成为几乎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教父。新教史学家凯鹏豪森说：“用什么话赞扬奥古斯丁都不过分”。

藐视道德：对世俗的另一种反叛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里对奥古斯丁都有浪子回头的评价。是的，奥古斯丁的年轻时代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在基督教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世界里，奥古斯丁显得叛逆和扭曲。

我们看到世俗世界中，一方面是律法主义者，通过表面的道德来称义，寻求救赎。

另一方面用彻底地藐视和违背道德的方式来压抑内心的不安。

年轻的奥古斯丁就选择了第二种，他用藐视和摧毁世俗道德的方式来反对律法主义，用反道德的方式寻求救赎。

年轻的奥古斯丁有很多女朋友，不到20岁就与一个女人同居并有一个私生子，业余时间喜欢溜门撬锁。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在人冷不防的时候，来个恶作剧，使他哭笑不得，这在当时我们最引以得意的了”。

是的，年轻的奥古斯丁尝试用各种离经叛道的方式作弄这个世界。他说：“我因行窃而感到兴奋，也不在意偷到的东西，而是偷窃本身”。

这与其说是青春期的反叛，不如说是用轻视道德的方式来与道德主义做斗争。

道德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假冒伪善，而这种离经叛道无非在说：我就是恶，你能拿我怎么办？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奥古斯丁得到真平安，更无法成为他的救赎。就像他在《忏悔录》里写的：“满腹虚荣，丑陋不堪的我，还自以为文质彬彬，态度风雅，我陷入爱的漩涡，自甘沦亡”。

悔改归主：与自己的斗争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有些奇妙的人生经历。

中国古代故事中常有君王一生下来夜有白光或霞光笼罩之类。

基督教的很多伟人也往往有些独特的经历，譬如，我们前文介绍使徒保罗忽然被死而复活的耶稣质询，以及我们后面要介绍的阿奎那曾魂游象外。

同样地，奥古斯丁也因为一个奇妙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生命翻转。

某日，正当奥古斯丁在住所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际，耳边响起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巧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圣经·罗马书》第13章13-14节）生活放荡的奥古斯丁“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

这样奇妙的经历让奥古斯丁醍醐灌顶一般，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圣经》。

但过去的生活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他在《忏悔录》中描述：“辗转不安的我，自觉罪恶深重，翻来覆去，在束缚中挣扎，直到全部解除为止，束缚在我身上，已没有以前的坚强，可仍旧拉着我，我的内心对自己说‘快结束了吧’”。

公元387年复活节，他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大人物的共性，除了会有一段神奇的经历以外，往往还有一个现世的贵人相助。

保罗有一个接纳他的同工巴拿巴。

奥利金有一个殉道的父亲。

后面我们介绍的马丁路德有一个聪慧、敬虔的妻子。

而奥古斯丁，则有一个常年为他祈祷的母亲。奥古斯丁的母亲极其虔诚，常年流泪为他祷告。

奥古斯丁说：“她为我的堕落，九年之中哭泣没有停止，痛苦丝毫没有减轻，直到我悔改以后才停止。她实在是外穿妇人衣服，内藏男性的信心，包围母亲的慈爱，显出基督的虔诚。她最后的成功是儿子信了她的信仰。”

奥古斯丁不仅如同保罗一样有着神秘的体验，他的性格也与使徒保罗极其相似。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辩论。

保罗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不惜状告到凯撒皇帝那里，一路辩论。不仅如此，他还与教会内的人辩论，《圣经·使徒行传》第15章2节里记载：“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而奥古斯丁，早年就学习西塞罗的政治雄辩术，三十岁就成为雄辩术教授。他的一生都在用辩论的方式进行战斗。

与自己前半生的战斗：向摩尼教开战

奥古斯丁的后半生就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彻底否定，他成为基督徒之前放荡不羁，但之后却过着近乎禁欲的生活。他深入简出，不再拥有私人财产，他把大卫的悔罪诗钉在墙上，每日祈祷。他只与思想一致的朋友在一起学圣经、谈哲学。

他二十岁时信奉摩尼教，成为基督徒后，第一仗就开向摩尼教。

事实上，奥古斯丁当初选择摩尼教，也是在为自己放纵的生活辩护开脱，寻找借口。

摩尼教认为：世界有两种势均力敌的神在做斗争，善恶两种力量在没有止境地争战。按照这样的逻辑：奥古斯丁年轻时候做的恶，来源于外面的力量，人则是无辜的。

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后，彻底地悔改，他说：“只有神是万物独一的主宰，唯一的来源”，“人用自由意志选择恶行，人虽受到情欲、原罪的辖制，但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任”。

奥古斯丁初战告捷，在向摩尼教的开战中，奥古斯丁表现的才思敏捷、初露锋芒。

他虽然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但有一次去教堂，却被认了出来。人们在教堂的歌声中，把他推举出来。要求当时的老主教任命他为长老和拉丁语主教。虽然奥古斯丁推辞，但终究没有胜过热情的信徒，他被祝圣为神甫。

五年之后，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成为主教。并且，一当就是35年，这期间，教会面临着两大教义危机，即多纳派和伯拉纠之争，在这两大危机的化解中，奥古斯丁都承担了重要角色。

与多纳派之战，再战告捷

故事源于公元303年，罗马皇帝逼迫教会，一些神职人员因而妥协放弃信仰，甚至背叛基督，敬拜罗马皇帝。
当时有一位主教叫开其良努，他由一位被怀疑曾叛道并在大迫害中交出圣经以换取性命的腓力斯所按立。

多纳徒认为：这些变节的主教主持的圣礼无效，只有无瑕疵的牧者主持的圣礼才有效，他们甚至认为凡是在大公教会受洗的，都需要重新接受洗礼。

多纳徒认为自己才是为主受苦的真教会。

这就提出两个神学问题：教会是否应该接纳曾经的背道者？主教的品格是否影响圣礼的有效性？

奥古斯丁的时代，多纳徒已经争执了近百年。奥古斯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1、教会需要有合一、圣洁、普世性与使徒性。

按照《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的教导，他认为，教会是“麦子和稗子的混合团体”。教会的圣洁性在于教会追求圣洁，而不是已经圣洁，多纳徒派观点的教会过于理想化，不存在于世界上。

2、圣礼的功效在于设立圣礼的那一位，而非执行圣礼的人是否圣洁；因此，教牧人员的不洁，并不影响圣礼的功效。

今天看来，奥古斯丁神学上的论述是“政治正确”的。

但奥古斯丁认为神已经将圣事合乎体统地授予传道人，神父的行为实在的属于神的行为。这使得神父成为“恩典进入教会成员的渠道”。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中，这种观点非常不幸地走向了极端，我们暂时按下不表，后面马丁路德篇的时候再行分解。

所有的政治问题无非两种解决途径：谈判和武力。

可以谈的时候谈，谈不清楚的时候施与武力。

奥古斯丁终而开始利用自己的主教身份，支持使用武力打压对手。开始，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后来他逐渐采纳宗教问题上使用武力的观点。

奥古斯丁说：“看起来好像严酷的措施，或许能使反抗者认识到其中的正义”。

多纳派遭罗马帝国武力镇压，最后慢慢地消亡在历史中。奥古斯丁此举确实打击并消灭了多纳派，但是这也为后世成立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此时的奥古斯丁，更像一个体制内的教父，他的思考更不宽容，他的行动与官方常常保持一致。

我们到底有原罪吗？与伯拉纠的战斗

几乎所有的哲学，都要回答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

圣经启示的基本真理却是：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人性就完全地堕落与败坏。

人类历史上总在寻找机会否认“人的全然败坏堕落”这一点，企图寻求自救，这几乎就像魔杖一样缠绕着人类的灵魂。

法利赛人企图通过行全上帝律法的方式进入天国。

希腊人希望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寻找天国。

后面我们介绍的马丁路德所在的中世纪，更加荒谬地认为通过购买赎罪劵的方式才能与天国有份。

“宗教徒”总是希望用遵守某种律法或通过某种人为的途径贩卖天国的门票。

奥古斯丁时代的教会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伯拉纠，英国神学家，生于公元360年，几乎是奥古斯丁的同龄人。

他对圣经里的“原罪说”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人都有罪，那么会导致社会的败坏。因为人可以推卸责任，犯罪的人会说原罪使他不得不犯罪。

伯拉纠还认为：人有良善的一面，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外在环境并有坏的榜样，人有自由意志选择弃恶从善，并且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全善。

看看，这样的说法多么像中国的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孟母三迁”。

然而，这些观点与圣经启示截然不同。

奥古斯丁引用基督教的“宪法文献”——圣经——据理力争。

圣经中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罗马书》第5章12节），这就是圣经中的原罪论。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人类从此进入了罪的世界。人的得救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和救赎，自己的努力在得救上完全没有功效。

那么，伯拉纠的担心是否真的会发生呢？人类是否在承认有原罪之后，道德会更加败坏呢？

事实恰恰相反。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指出：“基督教对人罪恶的认知可以说是空前的，世人始知罪恶根深蒂固、难以琢磨、到处潜伏，原罪的理论使基督徒提防那无所不在的罪恶。”

事实上，正是基于圣经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西方社会才慢慢衍生出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等社会制度。而对人性的过于乐观，往往会衍生出集权专制。

辩论的结果，奥古斯丁大获全胜。

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认定伯拉纠主义为异端，但是伯拉纠主义并不像多纳派一样慢慢在历史中隐退，它却以更温和的、更隐蔽的形式存在，后面又以半伯拉纠主义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罗马沦陷，向异教与基督徒开战

公元410年8月24日，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罗马帝国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被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所占领，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逃到北非的难民告诉人们那里发生的可怕的灾难：无数的焚烧、妇女被奸淫、房屋被洗劫、富人被追逐……

1962年的绘画作品，反映的是四一○年八月，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后的情景
在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教会不仅仅是心灵的安息所在，他还有某种解释职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上帝允许的吗？上帝在哪里？

罗马的异教徒马上把这次灾难的罪责归因于基督徒，他们说：这是诸神的复仇，基督教将罗马的政治、宗教、皇权全部换做基督教的神来掌管，基督徒对这次灾难负有责任。

而罗马的基督徒则认为：这次大灾难是上帝的惩罚，旧罗马在耶路撒冷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处死，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血腥杀戮基督徒，并宽容异教。罗马的终结是对其以往的罪恶承担代价。

善战的奥古斯丁此时又出战了，他宛如对世界宣战：不，你们说的都不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他用十二年时间，写成了巨作《上帝之城》，对帝国的危机进行神学上的回应。

他的炮火首先开向异教徒，他说：只要看看以前发生的罗尼克战争和罗马的内战就可以知道，罗马的旧诸神根本无力保护罗马免受饥荒、流行病和战乱。

基督徒与罗马的异教徒比起来可真的温和多了，罗马历史从开始就记载着一长串的暴行，如何说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不仅基督徒不应该对罗马的沦陷负责，而且诸神从来没有给罗马带来复兴。诸神根本就不存在。

之后，他又对基督徒说：我们信仰的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免受灾难，以及保护在这个世界上的财产和幸福。如果有人这样理解信仰，那么他并没有真正信仰上帝。只有心存谦卑的人才可以看到：我们不一定会免除灾祸，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忍受灾祸。灾难可以让我们去依靠上帝，寻求上帝，这不仅是为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上帝的益处。

公元430年，奥古斯丁完成了《上帝之城》的写作后不久，他也完成了上帝对他在地上的托付，与世长辞。

奥古斯丁，似乎为战斗而生。

他同时承继了敬虔的信仰，思辨的理性，好战的品格，为教会开创了新的起点。

他就像一座丰碑，为西方教会指明了后续的方向。当然，他依然有自身时代的局限性。然而，正如奥古斯丁所言：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即认识永恒，惟有爱才能认识它。奥古斯丁战斗的勇气智慧，来源于他对上帝、对教会赤诚的爱。这不死的爱情，让他也成为不朽，永留人间，并安息在天堂。

承蒙上帝宠爱的张凯5月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