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转自民主中国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引言：异议与信仰

经过左翼极权主的残酷统治，较好地转型到民主宪政的国家不是苏联也不是受益于国家统一的东德，而是波兰。波兰转型模式的宗教作用长期以来不为外界关注，但它是确实存在的，且早在苏联出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就悄然发挥作用。具体事件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名卡罗尔·沃伊蒂瓦）对波兰的访问。在当选教皇前，沃伊蒂瓦是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的主教。而波共（统一工人党）在苏联去斯大林化之后（一九五六）对天主教采取了和解态度，这也是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可能性的历史基础。

教皇对波兰访问时，不仅数百万欢迎者的情形证明了信仰作为社会力量【注一】强大存在，而且，宗教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异议分子具有宗教信仰，成为左翼极权政治史上的奇观。历史学家写道：「天主教教会对广泛保护人权运动的产生贡献显著，这其中包括在反对派中非常活跃的天主教徒和神职知识分子。」【注二】。对比波兰的情形，处于社会转型前夜的中国虽然远无此等幸运，但毕竟是：其一，邓小平与美国改善关系，曾以放弃对上帝系统（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镇压为筹码之一【注三】，终至非官方教会在本世纪初进入勃起兴时期；其二，中国许多有异议倾向的社会精英加入了上帝系统，有政治牢狱经历者的加入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由于后一种情形是扩展性政治事实，所以，中国的转型必然会有宗教因素起作用，尽管本文不打算专门讨论异议人士皈依上帝系统的个案。

一、智慧哲学：上帝系统的内在特质

不只是上帝系统的宗教对极权与威权主义社会向民主转型有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上帝系统作为中华文化的异质体在十九世纪中前期进入中国后，影响是巨大的，在官民关系方面尤其如此——底层社会因为敬拜上帝而不再有必拜官权的传统心态。不过，应当反思的是：以天主教本身传统的与政治权力合作密切相关，初来传教者过分依赖官方，以致出现了分辨能力（Abilities For Discerning）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多数民众对上帝系统的感性认识。虽然后来的新教在官民选择上更倾向后者，但是，改变历史性的形象已经变得困难。这个情形成为中共国家在邓小平政治以前一直镇压上帝系统的文化正当性理由。在另一方面，文化正当性理由虽然仍被秉持，或如浙江省党政将过度打压当成功绩，但仍然能看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官吏与绅士阶层暗中操纵的影子：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浙江打压新教行为，如同晚清「不少地方官吏和绅士打出『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的旗号，充当反教风潮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注四】之情形。

如此之复制，在经济全球化带动政治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已经蜕变为文化反动，形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指「另一个中国」之出现。时在十九世纪中期，密尔对欧洲能够排除专制作为习俗的束缚感到庆幸，他说：「除非个性能够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变成另一个中国。」【注五】显然，密尔的这一论断是分辨能力的表现，尽管我现在无从证实他的这一能力形成的基督教因素有多大，也尽管我无从得知他与那个时代来华传播基督教的牧师是否有个人联系。

就《圣经》文本研究而言，它是一个宏大的智慧体系，其如旧约中的「知识冠冕」、「智慧无价」、「谈智言义」与新约中「不可自欺」、「蛇鸽之喻」、「弃绝愚辩」之逻辑关系【注六】，是很好的证明。在这种逻辑里产生的思辨也是上帝系统派发的哲学资源【注七】。由于上帝系统是哲学性的，那么，宗教自由的含义就不只是信仰行为不受政治权力辖制，更主要的是思辨自由，而思辨自由恰是分辨能力的基础。

分辨能力是智慧运用的表现，而此种运用源于上帝对人类始祖的让步，即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产生了非准许后果后，上帝转而以推崇智慧来实现人类终极与其合一的预设。这样的让步不止一次，上帝在「后悔」上的人性表现越往后就越明显。比较以洪水惩罚过恶与小先知时代对尼尼微城的宽容，就知道这点。由于上帝的宽容即「后悔」表现让先知约拿无法理解，致后者在被惩罚之后的信服过程中出现了反覆。为此，上帝两问约拿的发怒是否合理【注八】。对于这个案例，即便不从宗教史方面进行考证，只以神学的寓理来理解，那么，人性与俗世关切也是上帝系统的不可忽略内容。

二、多元容纳：为伊斯兰教辩护的理由

上帝系统与俗世的关系是人类政治现代化以来的重大课题。尽管马克斯·韦伯在政治理论设计上相当失败，即其卡里斯玛理论及宪法外设想【注九】是纳粹主义的一个源头，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形成时如何借助了宗教资源的界定则非常成功。他的文化社会学工具更是值得称道。由于这一工具，使他从众所周知的东西开始「一步步回溯到过去，一直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和中世纪的宗教思想世界」【注十】。在这里，仍如对待密尔那样，不问韦伯的宗教信仰状况，但是，可以说：没有上帝系统推崇智慧的宗教资源为支持，无论密尔还是韦伯，均不可能取得政治科学上的成就。科学成就作为俗世知识，它的完成需要智慧也需要保证智慧持久运行的耐力。新约（而不是新教）提供了持久耐力的坚定支持，在保罗那里，说出了患难、忍耐、老练、盼望的关系【注十一】；在雅各那里，说出了试验、忍耐、成功的关系【注十二】。

沿着韦伯的思路来看待俗世知识与宗教启示的关系（乃至暂时放弃信仰因素），那么，上帝系统暨《圣经》文本与科学（至今其已具有了宗教性质【注十三】）不但无实质冲突（这里也不说上帝应允与否），而且，还是科学幻想的一大资源。所以，第一部完全的科幻作品（雪莱第二任夫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注十四】）产生于基督教世界，且后续者像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广受全球欢迎。当今，美国以科幻大片之强势更在全球展现了软实力。而在文化现象背后，从旧约文本的红海裂开与苦水变甜到「活物(living creatures)」被以西结描述【注十五】，都是科幻资源。还有，以西结的「活物」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又出现了。即便不深入讨论上帝系统与最基本科学精神（如基督教身份科学家毅力与成果的关系），作为俗世知识构成部分的政治学仍然得到了至今未断的支持。比如说，几乎是「世界选举」的美国总统选举，其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不只是舆论焦点，而且，十分清楚地表现为奇异的政治学现象：国家不允许有国教出现也不允许有宗教歧视，但是，顶尖级政治人物必须有公众接受的宗教信仰，而总统竞选者获胜后就职必须手按《圣经》宣誓服务于人民、效忠国家。

新闻界不仅为政治学研究积累了「与许多人（不管是不是政客）一样，杰布在艰难时刻向宗教求助」【注十六】那样的资料即杰布·布什成为天主教徒的心路历程，而且，还向世人翻开美国政治史，把杰斐逊总统拉回舆论，「托马斯·杰斐逊上教堂、信上帝，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把他说成是一个信上帝、但也许不相信神圣基督的无神论者」【注十七】。不管此种信仰瑕疵是否存在，杰斐逊对美国宗教自由的贡献至今仍是值得美国人感谢的理由【注十八】。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当今世界的新教中，回归旧约暨抬高上帝耶和华而降低基督耶稣的倾向是存在的，但这种取向的教派并未被上帝系统指为异端。

多元容纳也是分辨能力的表现，尽管分辨能力的取向是内敛型的。仅在神学训练方面而言，附有经文字词索引的《圣经》版本是把「分辨」作为一个重要词汇来解释的，在六个例句【注十九】当中，以旧约时代的<以西结书>之引【注二十】与新约时代的<哥林多前书>之引【注二十一】的神学意义为重大。仍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分辨能力不只是对上帝系统内部现象的判断问题，正如宗教自由不只系于信仰行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样，更具有智慧哲学的属性。在伊斯兰教被普遍认为必然与上帝系统为敌的当下，为前者进行政治学方面的辩护更为难能可贵。其云：「忽视宗教在激进化方面的作用意味着我们不去关注最可能加入极端组织者的需求。」【注二十二】换言之，「任何派别的极端主义都可能使用或滥用宗教」【注二十三】，因为「宗教碰巧是一种容易使用的工具，它是个人的，可以做多种解释」【注二十四】。这类的观点比较中肯，它并不归咎于宗教本身（的教义），而是认为由于存在受到忽视、尊严受到践踏的人群无法正常表达诉求，他们采取了极端行为，而他们所接触到教义成了方便的工具。

三、重罪交易：伪宗教与专制权力的勾结

即便不考虑将「伊斯兰教」与「极端组织」约等化的全球倾向，也不难理解最微渺的伊斯兰世界平民，他们像基督教世界里的微渺平民一样，有宗教信仰的一般需求。其如艾布拜克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信奉伊斯兰教」【注二十五】，其见证性如同基督教新教一位受洗前的慕道友表达个人要信上帝（做皈依）的理由一样。也可以说，哪怕一个比较残暴的极端伊斯兰教组织它还是选定了一个本区域世俗坏政权作为敌人，也远比一个希图攀附专制主义政权的伪宗教要好得多。因为后者往往是以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害为代价，换得极少数不良顶层分子的血价酬码，以便与处于迫害地位的政权体系作交易。但是，那种交易是有重罪的，是对基本人性毫无顾忌的践踏，尽管没有必要考证伪宗教的产生是否专制（或威权）主义政治里的内斗战略布局。

这种重罪交易的可分辨性在于：第一，以妇女为主体的受迫害群体，她们的权利在交易中成了无可避免的内部迫害结果——本质上不是坏政权迫害她们多残酷，而是，她们的信奉系统博取了她们奉出的血价；第二，伪宗教系统对专制主义的认同不仅完全地展现了密尔所担心的「另一个中国」，而且，它对极权主义分子的吹捧达到了吮痈舐痔的地步。这虽然表面仅以极少数不良顶层分子的人格为代价，但在复古意义上，它证实了密尔所说的「持久的障碍」【注二十六】之存在。此外，伪宗教系统还策略性地裹挟了带有基督教因素的维权力量，从而让「七零九事件」重演了波兰克拉约瓦军的悲剧【注二十七】。可以说，中国民主转型的抗拒力量不包括现在被污名化的少数民族宗教政治抗争势力，但包括以中国传统文化包装的伪宗教！

在上帝系统内部也不是不存在伪宗教因素，其如在国家权力与教会自由之间，选择了前者至上、后者仆从的道路。这种情形同属重罪交易，尽管不排除国家权力至上的选择是那类教会的生存策略乃至信徒的个人安全需求。在另一方面，也不是每一个信仰上帝的人都要挺身而出对抗极权或威权主义，特别是它们对教会的破坏暨宗教打压政策，然而，以政治表达为导向的基督教抗争不仅是民主转型力量的重要部分，还为二〇三〇年的远景【注二十八】做出了贡献。至于分辨能力的个案，则可以举流亡美国的作家、虔诚基督徒余杰与原来他遥尊为师的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观点抵牾为例，尽管余杰的言论发出是在二〇〇八年，距今已有九年多。对于梁余观点分歧，神学家吴主光认为「梁家麟博士不明白《圣经》，更不明白主所教导要我们籍属灵生命来辨别的原则，只凭猜想定别人的罪」【注二十九】。这句话里的「辨别」一词，含义是Discerning无疑。

中国虽非基督教国家且二〇三〇年成为基督教人口大国之后，上帝系统里的人数仍是社会少数。因此，该系统人员的分辨能力将成为今后十几年的关键问题，既关乎转型质量又关乎转型后的社会质量。不过，文明的通约性可以促进多元信仰融合，一是中国社会有多神信仰基础而绝非无神论，仅是由于先知人物对世俗权力渴望才导致创世观念未能发展起来，即董仲舒「为生不能为人」【三十】的形而上论断被其自身弃掉；二是依据生物生存规律，再自私也要选择相对宽容策略，形如阿克塞尔罗德的宽容试验，出现「善意策略再一次赢了恶意之结果」【注三十一】。后一种情况，能实质性地说明叶利钦皈依策略【注三十二】的精明性。所以说，如果尚能寄希望于中共国家体制内出现转型领袖，那个人一定不是红色贵族背景的「大陆蒋经国」，而更可能是平民背景的「中国叶利钦」。

结语：「虢国梦」作为历史样本

作为最强悍既得利益集团与政治腐败阶层的红色贵族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基本民意，尤其在宗教打压方面不只是使不认可国家权力高于教会自由的林林总总团体受迫害，而且，高度分散化之多神社会里的人们更容易逃避道德责任。从而，本应是有限政治公司的国家负担了无限责任，但这个长期以来的结果并未使国家成为社会的「总神祇」，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实已至敌对化。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段，「虢国困境」即为一例，尽管在春秋时代它是一个小国。其灭亡前的情形不仅是「宗国既卑」【注三十三】与「内外无亲」【注三十四】的政治道德资产几无惨状，而且，在治理对策上也非常失败，以致「民疾其态，天又诳之」【注三十五】。

在当时，出自高级贵族的这些尖锐批评完全由虢国君主的一个梦引起——太史解之为不祥，遭到关押。今天的「中国梦」更像是春秋时代的「虢国梦」。所以，有人说出「中国不会被唱衰，只会被治衰」【注三十六】的预言并不是诋毁「中国梦」，只是对百年轮回新困境的惊惧。多说一句的是，「虢国梦」历史记载的事件背景是高级贵族舟之侨率族人进行国际迁徙。在这次举族迁徙六年后，「虢国梦」终结了——国家灭亡。

注释部分:
[一]参见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著《波兰史》（汉译本，常程译），第二百九十三页；常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一一。
[二]同[一]，二百九十二页。
[三]参见傅高义（Ezra F. Vogel）著《邓小平时代》（汉译本，冯克利译），第三百七十七页；冯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该书披露的细节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五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初步谈到宗教问题，「卡特利用国宴的机会，善意地与邓小平谈起两人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不同观点」，以及邓小平「表示反对批准恢复传教活动」。但再后来卡特访华时，他对中国在允许发放《圣经》与信仰自由「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四]参见夏春涛著《教案史话》，第二十二页；夏著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一。
[五]参见密尔著《论自由》(汉译本，许宝骙译)，第八十五页；许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
[六]与[七]参见我的宗教随笔文章《上帝赐给信者的哲学资源》，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首页推荐。
[八]原文（一）：「And the lord said, Do you do well to be angry?」[JONAH，第四章第四节]。（二）：「But God said to Jonah, Do you do well to be angry for the plant?」[同上，第九节]。


[九 ]参见沃尔夫冈·J.森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八九〇至一九二〇》（汉译本，阎克文译），第三百七十四页；阎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六。


[十]参见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汉译本，简明译），第二百六十六页；简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一]原文：「that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and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produces hope.」[ROMANS,第五章第三至四节（部分）]。


[十二]原文：「for you know that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steadfastness. And let steadfastness have its full effect, that you may be prefect and complete, lacking in nothing.」[JAMES,第一章第三至四节(部分)].
[十三]在科学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人们对其终极结果表示恐惧，知识精英（如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恐惧更能证明科学的宗教性。另一方面，也有人坚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人类难题，以致它会成为最现实的「上帝」。处于两者之间的观点是：科学是上帝准允出现的东西，它的终极必被上帝准允。我本人持这种观点。霍金最近关于科学的「宗教性恐惧」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他认为：「受限于缓慢的生物进化，人类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并可能被其取代。」可参见《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报道《霍金问中国：人工智能会帮助人类还是毁灭人类？》（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四月二十九日转刊（非译介），《霍金警告人工智能或毁灭人类》，第七版〈科技前沿〉。
[十四]参见我的影评文章《他在海冰上，火化了父亲——电影〈弗兰肯斯坦〉观后记》，载于[六]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二日。
[十五]原文：「And from midst of it come the likeness of four living creatures。」[EZEKIEL，第一章第五节（部分）]。
[十六]、[十七]与[十八]参见美国《新闻周刊》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一期文章《总统候选人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信仰》（作者：马修·库珀）；同[十三]报四月十四日译介，《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信仰》，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十九]参见《圣经·丰盛的生命研读本》所附〈经文字词索引〉，第二十页（〈分辨〉词条）；版本：编者未详，出版时间未详。
[二十]原文：「They have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oly and the common, neither have they taugh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clean and the clean,」[EZEKIEL,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六节(部分)]。
[二十一]原文：「For anyone who eats and drinks without discerning the body eats and drinks judgment on himself.」[CORINTHIANS.I,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
[二十二]、[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文章《关于宗教暴力，我们错在哪里》（作者：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助理主编汉娜·盖斯）；同[十三]报二月二十三日译介，《西方对宗教暴力的错误认知》，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五]参见林路著《我如何信奉了伊斯兰教？》，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六页（艾布拜克，同书名文章）；林著版本：伊斯兰教宣教资料，一九七一。
[二十六]同[五]，第八十三页。
[二十七]参见《参与》网刊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文章《七零九事件的克拉约瓦军性质》（作者：简烝）。在文中，作者说：「依个人之见，那个受益组织已经完全沦为习近平独裁政治的帮凶，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为太子党利益而产生的东西，至今方显大用而已。」
[二十八]参见博讯·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转刊美国之音消息《学者：中国的基督教在迫害中发展壮大》（记者未详）。
报道预测：「到二〇三〇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二点四七亿。」
[二十九]参见世界民意网·论坛版块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文章《基督徒应当如何爱国？——兼与梁家麟商榷》（作者：余杰）。
[三十]参见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百九十八页（〈为人者天〉篇，第三百九十八至第四百〇四页）；张钟周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二。原句：「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白话含义：人能生育而不能创造人，能创造人的是天。
[三十一]参见理查德·道金斯著《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第二百四十页；卢张陈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
[三十二]参见人民日报在线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报道《叶利钦安度晚年》（记者：刘志海）。
[三十三]、[三十四]与[三十五]参见陈桐生译注《国语》，第三百一十九页（〈晋语·虢将亡舟之侨以其族适晋〉，第三百一十八至第三百二十页）；陈注版本：同
[三十一]，二〇一六。
[三十六]参见「岁岁枯荣」的新浪博客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转刊FT中文网文章《「中国梦」：百年轮回的新困境》（作者：章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