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张大军

（说明：本文是James Bratt所写的《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与基督徒民主人士》一书第七章的第一部分（原章名为：政治理论家）。凯波尔是荷兰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本公众号将有选择地发布《凯波尔传》一书的内容，敬请关注。译者：张大军）

凯波尔的书斋-圣所结出的最值得记住的成果是“领域主权观”，他以此作为自由大学正式开业的演讲主题。几乎他所有的想法在演讲中都有涉及，其中也提到与之相对的想法。我们已经知道，凯波尔在演讲中赋予智力活动以崇高的地位，不过他还是将基督徒视为地上的愚拙人。他视加尔文主义者为荷兰的精髓，然后又看他们是荷兰受鄙视和被拒绝的一群人。

作为大学的总纲，“领域主权观”提出的多元认识论令人难忘，配得上成为颇具基督教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凯波尔认为，基督徒构成他们自己的世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这样，他们便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能够探知他们世界观的凭据，而且相应地，其效应也会在那里彻底全面和前后一致地呈现。与此同时，凯波尔提出一种指导这项事业的社会哲学。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是依照宗教信念各有不同的人类主观性，而是作为所有人类行为之基础的一系列固定的、上帝所立定的领域。这些“领域”要保持相互的自主性，并自由发展，目的是人类的丰盛和上帝的荣耀。

凯波尔之所以在大学提出这种想法，是因为它是将上述两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一方面，它会造就一个领导阶层，将他的运动定格于关注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并产生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是在高等文化界推广基督教的主张所必需的，而高等文化界则包含现代生活的很多内容。另一方面，这些领袖人物会在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平台活动。这些宗教主张需要被转化为推进共同目标的政策建议。因此，“领域主权观”为跟随凯波尔的活动人士提供了一个模板，后者可借此规划他们的方案，同时还为学术界人士提供了研究项目和有待创造性挖掘的总纲。

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凯波尔的演讲提及这些领域的地方极少--现代英文版十九页的演讲稿中的一页多一点--的事实，那么，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轮廓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凯波尔说，“生活中不同领域的数量就像天上的星座那么多。”他提到“个人领域、自然领域、家庭领域、科学领域、社会和教会生活领域，”然后接着提到这份名单之前的七个领域，以及这份名单之后的三个领域。他们可能是“被各自的精神所驱动的‘领域’”，不过他们可能又像是“一部由水流驱动的大机器的齿轮。”凯波尔又匆忙解释说，只要我们记住每一个领域的范围都取决于那个起决定作用的与众不同的原则，那么，具体的样子就不重要了。他有关领域的说法似乎并非凯波尔演讲的主要内容，而只是某一社会哲学的开场白。

“领域主权观”读起来最像是游吟诗人诗兴大发的杰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借着源源不断的含义丰富的形象和比喻--对它们的铺陈令人心旷神怡，也需要发点功夫才能明白，演讲涉及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一系列主题。对此的详细考察得出两项结论：从数量上衡量，“领域主权观”既是政治哲学，也是认识论或社会哲学；从方法上看，它是以历史叙事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哲学。演讲描绘了世界历史上的这段英勇时期，在这一时期，终极价值受到威胁，而在其高潮时分，听众中的信徒们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领域主权观”为研究凯波尔的政治理论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需要与这一演讲中的想法进行对比分析的是他刚刚向党的忠诚分子详尽解释的正式党纲以及七年前他在“加尔文主义和宪法性自由”一文中所提出的主题。

他演讲的时代背景充分显示了他政治思想中错综复杂的外在压力。他演讲的地点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新教大教堂（名为新教堂（Nieuwe Kerk））中的圣坛，不过他却是代表荷兰普通信众发声的，这些信徒似乎已被时间和权力所抛弃。他要阐明的是他们在社会和文化权力方面的主张，所以他的演讲必需显得具有反叛精神，宣告可能要逆转目前的阶层等级结构。与此同时，它还得为长远的未来着想，因此提出一种既有活力又稳定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秩序蓝图。凯波尔重复了他原来的将上帝拣选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不过这次却为这一表面的“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办法是不再像“加尔文主义和宪法性自由”一文那样阐述大西洋两岸的加尔文主义，而是快速考察世界历史、国家历史以及荷兰宗教改革和复兴运动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都揉在了一起。贯穿始终的是对自由的激情，对暴政的憎恶以及对秩序的追求。

鉴于当时的热门话题就是主权问题，凯波尔向现代早期政治哲学的主导性立场发起了进攻。这一主导立场是：主权是绝对且不可分割的。既然法国加尔文主义者的抵抗既是这种主张提出的背景又是其目标，凯波尔便将这种主权提升到人类的范围之外，归入上帝独有的领地，然后再反过来投射到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凯波尔警告说，直到基督在最后审判时荣耀归来之前，这些权力不会再度集中到一起。不言而喻，任何宣称单一主权的人类主张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而且注定会在实践中造成灾难。实际上，游吟诗人般的凯波尔一一列举了世界历史上诸如此类的黑暗时刻：从凯撒的暴政到哈布斯堡家族、波旁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的压迫，再到这样的当代图景：有关人民主权的革命性主张与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临在的上帝”的理论同时登场了。历史上，对这些恶政的解决之道是从宪法上对权力的行使加以约束，就像孟德斯鸠所阐述的分权制衡体制，而且这种办法已为美国宪法所采纳。不过，凯波尔完全抛弃了宪法手段。相反，他设想了人类生活的独立自主的不同领域，就像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移植了分权制衡学说。于是，抵抗人类单一主权这只巨兽的最可靠的依据不是书面理论或形式上的权力安排，而是上帝所安排的创造界以及有机社会的自我演化。

不过，尽管在本体论秩序上持有神本主义的主张，而且凯波尔本人也是一位神学家，对“领域主权观”的说明却少有圣经根据，并且详细的神学论证也极少。可是，相关的争论在以后的历史上经久不息。凯波尔的论述似乎鲜有成功的可能。多数时候，在勇敢但根基不稳的自由战士抵制中央集权的侵蚀时，这种看法才被接纳。荷兰自己的海上乞讨者以及篱笆上的布道家都在这些事迹中占有光荣的席位，不过，对于凯波尔想要达成的各领域的和谐共处，这些事例很难对其理论上的可行性和未来前景做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他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先例。中世纪晚期低地国家的一个特征是，“有着光辉成就的人会被册封为贵族，”“在行会、教团和自由社区日益增强的生机中，领域主权观所预示的那种活力和荣耀充分展露出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值得指出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保持沉默。面对他的改革宗信徒听众，凯波尔不得不忽略掉上述中世纪晚期社会秩序的天主教背景。更为让人疑惑的是，他绝口不提相当多的加尔文主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理论本来就是为了解释和捍卫他心目中的那种社会的。如果说“加尔文主义和宪法性自由”一文是用来讨论加尔文主义的抵抗传统中的那些伟大人物的话，那么“领域主权观”一文就会让人想起约纳斯 阿尔修希乌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938年）。阿尔修希乌斯是十六世纪晚期埃姆登市的地方行政长官，当时，北方的日内瓦对于困境中的荷兰共和国既是一座灯塔，也是一个避难所。阿尔修希乌斯集学者、民事领袖和宗教领袖于一身，根据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其影响足以使他与约翰 加尔文等量齐观，而且应当成为凯波尔自己效法的榜样。阿尔修希乌斯论述加尔文主义反皇权思想的奠基性著作（《政治理论简论》，1603年）属于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提出一套综合性的看法，目的是驳斥法国天主教徒让 博丹（Jean Bodin）的单一主权理论。在此过程中，它勾勒出的蓝图非常类似凯波尔的由主权领域构成的社会图景。

阿尔修希乌斯认为，人有相互连结的天性。社群，而非个人或小团体，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他也是如此这般开始其社会本体论的：“我们人类生活的结构便是个人只能存在于团体之中，而且只有在此类团体中，整体才能彰显。”阿尔修希乌斯继而说道，所有人的团体的力量都来自其最初的宗旨，不过，它们也受此一宗旨内在边界的约束，这样便不会侵犯其他团体--不管是同一人类活动领域的其他团体，还是相邻领域的团体。一些较小的团体会决定把有些权力委托给上一级的团体，不过它们依然是这些更大的团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人是家庭的组成部分，而一家之主会把他们的某些政治权力委托给市镇委员，后者进而会任命市长和行政官员。公民出于经济目的会参加行会；出于宗教目的会加入教会；出于休闲目的会加入俱乐部。中间层级的社团会逐级将权力委托给范围更广的团体：各市镇组成省，各省组成国家，各国组成帝国。

因此，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社团的金字塔，权力应当留在最下面的层级，而且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应当根据其目的自由发展，不受其他领域的影响。对所有领域和所有层级的统治都必须经由被统治者的同意；决策应当由那些最胜任的人做出。另外，每一领域和每一层级的政府都要受为社团立定规范的上帝律法和自然法的制约。因此，社团中的某一个体--家庭中的父亲、市镇经济体中的行会A、国家中的B省--都会因辜负对他们的信任遭受同伴或者上级（如果需要的话）的责罚。

很难想象，之前还有比这更切近领域主权观的类似想法。凯波尔为何没有提到这些想法？政治理论家乔纳森 查普林指出，经过奥托 冯 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描述，阿尔修希乌斯在凯波尔眼中成为可疑之人。基尔克出生于1841年，是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哲学家。在基尔克比“领域主权观”早一年发表的一本书中，他已经成功地将阿尔修希乌斯与德国宪政体制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帝国时期的德国新宪政体制是介于法国自由放任主义和俄国专制之间的稳定的中道选择。这样，阿尔修希乌斯就被用来证明凯波尔所认为的极其危险的虚假希望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基尔克还将阿尔修希乌斯世俗化，视人类相互联接的过程完全为人的内在要求。除了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能推知凯波尔心理上也有一些不快。毕竟，阿尔修希乌斯的埃姆登也是约纳斯 阿 拉斯科的故乡，而阿 拉斯科是使他早期获得名声的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当时反加尔文主义的立场的凭借。鉴于他的研究主题和他几次到访过那里，凯波尔对埃姆登非常了解，不可能不知道阿尔修希乌斯是当地世俗秩序的带头人，正如阿 拉斯科是当地教会秩序的领头人一样。不过，凯波尔在此后坚定地转向加尔文，这使得评价埃姆登的世俗和教会秩序会让他感觉尴尬，特别是在为一所加尔文主义的大学开幕这样的场合。

再回到凯波尔的演讲。在为大学立定根基的一篇演讲中，名为社会本体论、实则以历史叙事呈现的政治理论到底要干什么呢？答案在于“领域主权观”着重强调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也即美德是自由的保障。对凯波尔来说，独裁权力的解药不仅在于享有主权的各个领域，而且还在于勇于任事的公民群体，他们的道德力量会给各个领域带来活力，足以抵挡权力的侵蚀。凯波尔强调指出，还要抵制某一领域中的退化现象--特别是领导人对弱势者的剥削，而且这种退化会把国家请进这一领域：更准确的说法是，这让国家有权执行上帝给予它的使命，纠正滥用权力的作为并恢复正义。最终，只有人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才能预防并阻止国家的干预。

不过，凯波尔重复强调，这种强有力的道德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品行；如果我们反对最终会导致压迫的懒散和腐败，那么我们需要向往一种更好的活法。人们需要一种与霸道威胁相反的未来远景。换句话说，政治抵抗的核心在文化。大学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对凯波尔来说，自由大学要提出一种与当时正席卷欧洲的物质主义霸权针锋相对且掷地有声的世界观，它将使残存的改革宗忠心信徒凝聚为一个群体，成为与被世俗化的自然主义动员起来的力量并驾齐驱的势力，或者有朝一日其吸引力会超过后者。与此同时，大学的学者们会对当代生活中的紧迫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清晰阐述替代性政策所必须的。正如“加尔文主义和宪法性自由”一文为低等地方法官们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合理性证明，“领域主权观”则为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份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