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慈信 归正神学

笔者是一位华人福音派信徒，居住北美42年，生长在基要派、敬虔派、卫斯理派、凯锡克派和时代论的圈子中。35年来，我不断公开认信改革宗的圣经教义。那么，我是谁呢？华人教会中的怪人，不合群的独行侠，在21世纪的今天传讲过时信息的“老古董”，亦或是自绝于教会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学究？我的立场真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太狭窄”了吗？抑或改革宗信仰的确有些可以贡献给华人教会的宝藏？

今天，改革宗信仰（或称加尔文主义、归正神学）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日增，令人注目，在非改革宗人士中更是如此。有时候，改革宗人士被称为“超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s，意即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被认为是不相信上帝爱我们的、不传福音的信徒。改革宗人士是否需要澄清一下真相？是否可以除去一些关于改革宗的传说，消除在我们主内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些误会？改革宗若真有宝藏要推荐、贡献给华人教会，那么我们应如何推介？

“十字军心态”与其批评者

32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在华人教会中宣讲上帝的话，在北美华人中推介改革宗神学。当时华人查经班（后来发展成教会）的领袖多是从台湾（有些从香港）来，不少受聚会所神学的影响。在那些年中，在华人中推广改革宗信仰的，首推赵中辉牧师的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必须承认，当时的我，一个新近的加尔文主义归信者，确实很像个“十字军”。我对改革宗信仰的积极推介往往令一些人甚至很多人反感。有时会听到这种回应：“谈神学干嘛？这不重要！那么学术性的东西，既抽象又不实际，重要的是追求属灵！退修会不是神学院。谈神学的人往往都缺乏祷告、爱心、谦卑、传福音和敬虔。”直到2000年我还听到这种说法，以此回应我推动圣经无误的努力（更不用说改革宗信仰了）！这些批判自然增加了我与华人教会部分人士的距离。

30年来，部分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有效介绍改革宗信仰的路，好使敬虔的华人弟兄姊妹能够理解改革宗信仰。1991年8月，在一个家庭退修营上，我发现这些操普通话（国语）的、敬虔的华人信徒中，虽然不少人整天追求、谈论“属灵”，但很多人在心底里并没有深深经历过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他们甚至并不一定经历过赦罪、得救的确据，也没有体会到上帝如何将称义作为给他儿女的恩典刻在他们的心版上。福音事工是参与了，多少同工奔波服事、干劲十足，不断推广宣教上的“合作”、“合一”、“伙伴关系”，大型聚会必到，可是那种紧张、没有安宁的神情，是否说明内心缺乏恩典的印记？

我心中向主立志，要教导“蒙恩得救的确据”的真理（参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8章），作为帮助华人信徒理解改革宗圣经信仰的切入点。1992-97年，我曾走过一段充满挣扎与痛苦的路。神是良善的，今天，同时借着经历和神学，我深深体会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圣诗《奇异恩典》有一句说：“主曾允诺，施恩于我”（The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从那时开始我到处宣讲：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罪得赦免、称义、成圣的恩典等等）是人心可以经历的，因为上帝必定信守他盟约的应许！“主曾允诺，施恩于我”！

新时代，改革宗成了新时尚？

今天的处境与1970年代大不相同。台湾、香港、东南亚与北美的华人教会，深受教会增长学与灵恩运动的影响，新福音派信仰 (neo-evangelicalism) 与后现代的当代神学学术在各地华人神学院的影响方兴未艾。信主加入教会的，最多是中国大陆群体。我仍旧传讲上帝的话，推荐改革宗信仰，也看到一些正面的响应。一些基督徒饥渴慕道，竭力在真理上追求成熟。他们往往分布在不同教会，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们在安静中发现，原来改革宗所宣讲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事情本应如此”(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很多弟兄姐妹透过阅读或听广播得此结论。影响他们的有史鲍尔 (R.C. Sproul)、麦克阿瑟 (Jon MacArthur)、派博（John Piper）和巴刻 (J.I. Packer) 等。感谢主！

又有不少华人信徒受唐崇荣牧师等领袖的信息影响，或参与归正学院，或阅读《动力》杂志，或收听广播或录音，或看网络、录像。中国教会正在蜕变、都市化；而“改革宗”、“归正”在某些圈子已经成为时尚！这些现象，一点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与安排。成为“时尚”没有什么价值！与得到基督相比较，不过是粪土（腓3:8-10）。

隐忧显露：改革宗圈子的一些复杂因素

进入21世纪，有些因素将事情弄得复杂。有些改革宗神学学术中心正在挣扎保存纯正、正统的信仰（这种现象在非改革宗圈子也同样在发生）。一些神学家不再坚持圣经是上帝所默示，至少“默示”对他们的解经没有关系。圣经的权威在释经学圈子里不受尊重。

学者与信徒的信仰从纯正、正统偏离，这在教会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唯靠主的恩典与他话语的能力才能保守我们的信仰。教会极需要上帝的保护！而在改革宗圈子以外的神学蜕变就更令人担心了。今天美国福音派教会与神学院正在失去其纯正、正统的信仰，而这趋势直接反映在华人神学界！这都使我的“十字军热情”得以降温，我已不再“无条件地”推介任何一间西方改革宗神学院，虽然我推介改革宗信仰的热诚并未减少。在这样的处境下，如何教导改革宗信仰？下面是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

一套整全的真理：不仅是预定“论”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强调改革宗的信仰系统，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多特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浸信会的《1689伦敦信仰告白》，贺治 (Charles Hodge)、伯克富 (Louis Berkhof) 、慕理 (John Murray)、范泰尔 (Cornelius Van Til)等神学家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真理系统，归纳了圣经所教导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指出，“预定的教义”（特别是“无条件的拣选”）虽然非常重要，但不是改革宗信仰的全部！我们必须整全地、系统地介绍改革宗信仰。

笔者在教学中，很少以预定论作为改革宗信仰的切入点，也不会把它作为焦点。我会努力地介绍上帝盟约中的信实和主权，宣讲上帝赦罪、救赎的确据、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因主的带领，近年我没有得着机会讲系统神学，因而我开始教授盟约神学（旧约）、福音书中上帝的国（新约）和保罗的圣经神学等科目。我也四处推介深刻影响和熏陶了我的清教徒神学。亚当斯（Jay Adams）的劝诫式圣经辅导 (nouthetic counseling)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切入点。一言以蔽之，在推介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我们无须总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一个标签，特别是预定论这个标签（这样做不是要欺骗任何人）。听众会从我的讲课中听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至于预定论，在问答时间里总是会被问到的，这时我会选择扼要地给予解释。

2008年1月，我开了《神学学习导论》的课程，首先讨论的题目包括：什么是敬虔？（这必须建立在恩典、称义、成圣的基础上）；如何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目标、动机与准则必须以上帝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当我们奉献自己终生为主所用的时候，上帝如何塑造我们？只有当这些题目讨论完以后，我才开始处理神学是什么，神学教育的类型等问题，然后是普遍启示、圣经论等内容。

除了“恩典之约”的教义、上帝的信实、恩典的确据以外，改革宗的教会论，或以文化使命来回应平信徒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这都是有效的切入点。正如一百年前，荷兰首相与神学家凯伯尔（Abraham Kuyper）的宣告：“这世界没有一寸地土，耶稣不说‘是我的’！”

敬虔、恩典、教会生活

第二，我们必须坚持：教义是为了敬虔，真敬虔乃基于真理。我们必须有敬虔、谦卑和温柔的馨香，即圣约神学院强调的“恩典取向”（近年更名为“恩典基础”）。这个原则在某些改革宗圈子中尤其重要。在其中，一些人被改革宗激情而有力的教导所吸引，开始效法某种类型的讲道；与此同时，他在个人的成熟、满有恩典，善于待人处事和内在刚强方面却不一定有相称的长进。就像我以前“十字军心态”时期一样。结果往往给地方教会带来争吵，破坏和睦。改革宗人士就会被视为傲慢、好批评和不关心人。

上帝的恩典临到人，就在教导和实践圣经辅导时，在单单传讲那古旧福音，又毫不忽略上帝的律法时（不是去宣讲靠善工和律法得救，而是高举上帝圣洁的本性和圣洁的律法）。在我读神学的时代，薛华夫妇 (Francis and EdithSchaeffer)和米勒教授夫妇（C. John and Rosemary Miller)实践了彻底的“开放家庭”事奉道路，让许多人感受到改革宗信仰是有血有肉的。教导清教徒的敬虔，也可以对推介改革宗信仰的实际与经验层面有很大的帮助。

“恩典”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更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挣扎。我曾分享自己在1990年代面对所谓“自卑感”的问题。我发现，很少改革宗的弟兄愿意这样做。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敞开，是害怕失去人前作为领袖的“形象”或者说“面子”吗？

在上帝面前诚实，在人面前敞开（有智慧地敞开），这就是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从米勒教授所学到的，让我认识到，太多的时候我们非常惧怕别人怎么看自己，胜过这类捆绑的唯一方法，是来到上帝面前，敬畏上帝。这还会是改革宗人士继续遵循的道路吗？

第三，我们必须教导并努力实践改革宗的教会论。华人教会往往看不到改革宗教会的好榜样。究竟一间改革宗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不敢用人为的方法，特别用市场学和操纵人心的技巧来使教会在人数上增长；不过，近年来的确有改革宗教会生活的书籍面世，注重一间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

属灵权威

第四，与上述几点有关的是，我们应脚踏实地，忍耐、勤勉地向地方教会的牧者、长老及平信徒领袖教导改革宗信仰。要耐心等候上帝的话语扎根。与其“吹起号角”、“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改革宗的，不如耐心地建造一个个的生命。我们的效果、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所教导和推介的神学的权威与上帝的话语在我们服事的人群生命中的成长成正比。

在这方面我发现，缓慢地、耐心地以地方教会为本的长期教导，用十年或几十年的工夫建立影响力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作法。今天教会的景象，让我想起以前如何干劲十足地从事组织、协调、规划、推动。充满了活力、兴奋、刺激。当事情过去，尘埃落定，大型聚会结束之后，上帝话语与圣灵的深层果效才是真正重要的。上帝话语和圣灵工作的发生、持续、开花并结果，主要是在地方教会中。

谁是家人？

第五，在我接受神学训练的年代，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的教授们很少对话。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其实，我求学的年代，在院长克爱蒙(Edmund P. Clowney)的带领下，傅兰姆 (John M. Frame)、米勒 (C. John Miller)、《现代神学评论》的作者简河培（Harvie M. Conn）都致力在福音派大家庭中建立彼此了解的桥梁（这些教授今天只剩傅兰姆仍健在）。克爱蒙院长曾在校园团契（IVCF）的乌尔班纳学生宣教大会传讲信息，一万九千名与会者起立鼓掌以示谢意。后来皮薛士（Vern Poythress）教授拜访达拉斯神学院，致力于与时代论神学家意义深长的对话；也有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典礼上作讲员。

今天我的立场是，所有相信和承认圣经的默示（inspiration）、无谬（infallibility）与无误（inerrancy）的人都是我主内的弟兄姊妹。包括（不同类型的）时代论者、浸信会（及其他非长老宗）和阿米念主义者（尤其是卫斯理派和其他只是不喜欢预定论的福音派基督徒）。

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在阿米念（卫斯理派）、圣洁派（凯锡克主义）和时代论的圈子长大，即1950与1960年代早期的香港教会。我曾经走过“十字军”时期，用新学到的改革宗神学抨击过上面那些立场。但我今天不会说他们是异端，虽然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1618-1619）会这样看。当然，作为改革宗人士，我乐意协助我的弟兄，提出我认为更好的圣经诠释。但这是在“家里”进行的，是贡献，不是“打仗”。

值得关注的趋向

非常值得质疑的，是深受巴特（Karl Barth）、新正统（neo-orthodoxy）、布伦纳（Emil Brunner）及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影响的那些神学。这个浪潮已经席卷海内外的华人教会。上文已经提到，不少“福音派”圣经学者的解经原则差不多完全不理会圣经的默示。这些人自称“改革宗”是什么意思呢？“改革宗”这个标签难道就是指“任何不喜欢非改革宗-反改革宗神学的人”——就好像有人认为，“福音派”就是指“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一样吗？

无论如何，我坚持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它的完备性和清晰性（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章），以此为界线来区分是否为主内肢体。90年代，我和一位时代论的神学教授在《今日华人教会》有一段辩论式的对话。这非常令人感恩。当然，这也就使我在华人神学人士中成为少数派或者“怪物”。

第六，笔者愿意以正规神学院毕业生和教授的身份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透过现行的、建制的神学院体系而依然有效地教导，为新时代的教会兴起开拓者、牧师、宣教士、长老和教师？在中国大陆这绝对可能，并且已经有了。海外华人教会呢？一些体会过改革宗神学宝贵的平信徒，会不会对现有的教会讲台与神学院失望，甚至绝望？华人改革宗的圈子会不会越来越唯我独尊，越来越傲慢和挑剔？

我们的目标应是一个“群众运动”(people movement)，是众多在社群中显出不同的牧师和教会，而不仅是“十字军”。如何达到这目标？当然，只能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做什么，应做什么？就是要激励圣灵兴起的领袖，为他们提供与现实教会生活紧密结合的神学训练。

本人在华人神学生中间的有限经验证实：有决心、热心装备的信徒大有人在。我愿意继续致力寻求最有效、适切的方法，鼓励和推动强调恩典的、敬虔的教会生活和领袖塑造——靠着上帝话语的大能。

愿改革宗信众这个大家庭，靠主恩典，迈向成熟。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