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Bratt

关键词： 凯波尔 政治神学 国家

（说明：本文取自James Bratt所写的《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与基督徒民主人士》一书第七章（原章名为：政治理论家）。凯波尔是荷兰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本公众号将有选择地发布《凯波尔传》一书的内容，敬请关注。译者：张大军）

国家

凯波尔对第三个领域--国家--的态度最为游移。国家也是神所设立的，是防止混乱和破坏的。它配得人们的顺服和敬意。它备有武力，有很强的扩张企图，所以，他会让人产生恐惧。他不认同同时代人的观点：将国家看做“人民”意志的统一化身以及上帝护理的工具，而教会本身则应被纳入国家体制，或者将国家视为将所有其它领域整合进统一有序的实体的力量。《论政纲》的观点是，国家与其它领域并列，并不高于其它领域。不过，“领域主权观”承认，它有权规制其它领域的相互关系，而且不管何时，一旦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或者弱者被强者盘剥，它也有权对这些领域进行干预，因此，它“超越于其它领域之上”。根据上帝律令的理论，国家的出现是对罪的回应，它遵循正义的原则，因此，只要政治对手提出要扩大国家的权力，凯波尔就是经常慷慨陈词做出反击的那一位。不过，在他1873年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发出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从来就没有远离他：“将国家...视为纯粹来自外部的强迫手段”的看法绝对是错误的。德国历史学派教导说，一个根据自己情况自主发展的健康社会与一个消极的管制型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分野，凯波尔将这种差异比作上帝的创造与对罪的必要约束之间的差异。可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没有提到的是，即使不存在罪的问题，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也不会让中央集权机构来管理它日益复杂的事务--而推崇扩张型国家的现代理论家则认为国家有这样的功能。

基督教国家观的一种简约表达

不过，在当时的欧洲，国家的扩张势头与军事部门的快速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带有不祥预兆的联系；凯波尔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民众和官员们的言论中，所有名目各异的扩张（军事、工业、教育、技术和政府部门）都混合在了一起，形成关于国家实力和斗争准备的大合唱。然而，尽管凯波尔对欧洲日渐严重的军事化感到不安，他还是呼吁荷兰增强国防力量。他特别希望让陆军达到与海军同样的水平，在拱卫西部城市核心地区之外，还保卫荷兰东部边界。提升爱国主义将是此一过程受人欢迎的副产品。另外，全社会各行各业将被同等地要求服兵役；免除罗马天主教徒兵役义务的惯常做法应当终止。同样，政府的财政负担应该公平均摊，同时应该降低到最低水平。所以，《论政纲》反对采纳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可能会扩大国家的活动范围。它将注意力集中于富人，要求推行财产税，尽管它承认，较不富裕之人也当缴纳他们那一份。这两项要求付出的公平措施（军事上的和财政上的）预示着冲突即将到来。凯波尔在《论政纲》一书中的统计数字表明，欧洲国家的军事准备工作极其耗费钱财，与预算紧缩政策有直接的冲突。

凯波尔在国内事务上也不是国家最小化的主张者。《论政纲》要求更严格地管制卖淫和酗酒问题，目的是改善“公共美德”。后来在他任荷兰首相期间，因此类管制措施导致的预算压力给人以口实；实现教育平权的成本更高，而且立即引发更大的争议。这些提议在两个方面让人联想起相关的政治理论。首先，对于如何理解社会这一问题，凯波尔的说辞摇摆不定。有时，他把社会视为独立的第五个领域，这时他继承的是这样一个传统：将家庭、教会和国家之外的自愿行动空间称为社会。在其它时候，凯波尔将“社会”当作除国家之外的所有空间的集合。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都认为社会领域自创造伊始便具有内在的能量和活力，而且过度相信这种能量与活力。这一点与众不同。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发展时，凯波尔假想中的罪的影响是最小的。有时--比如，在他反对“统一性”的演讲中，他能够察觉社会中的某种无与伦比的恐惧力量。许多时候，他会提到单个个人、政策、机构或社群没能发挥其社会潜力。不过，在正式的理论中，凯波尔更经常的做法是为整个社会的方向摇旗呐喊，而不是对此感到担心。

就此而言，他认同他那个时代的人对“进步”的追求。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从1830年到《论政纲》出版之日的那半个世纪，欧洲依靠技术最大限度地征服了自然，并同时跃升到世界其它文明之上。这种新秩序中有诸多的不公义--对穷人的压迫以及权势者的野心膨胀，同时，基督教对精英群体控制力的被削弱程度让人吃惊。凯波尔看到了这一点；他从不相信进步的浪潮会带来上帝的国度。不过，他也很少怀疑，很多方面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错并在变得更好。凯波尔以后的最有启发意义的神学研究课题是辨析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好事”，尤其是它与上帝所要求并依赖于真实信心的完美的关系。

他坚持以“公共美德”而非“公共道德”作为限制行为举止之做法的理由，这其中透露出他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的含混立场。显然，荷兰的政治立足于有原则的多元主义，在对宗教问题持中立立场的国家政治舞台，信念有根本差异的各党派相互展开竞争。不过，《论政纲》依然宣称，荷兰是“受过洗礼的国家”，应该给予基督教特别的尊重。至少，国家应该废除不利于自由传扬福音的所有法律障碍。进一步说，国家应该有针对基督教的优惠政策，保留过去从基督教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比如，要求在法庭作证时发誓，将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禁止在公开发言和出版物中发誓咒诅和亵渎神灵。凯波尔说，这些措施的合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其社会效用之上，尽管其确实有值得注意的社会功能。而且上帝的荣耀也需要体现出这种功效，无视上帝的荣耀会受到惩罚。也许，大部分人不再能够明白荷兰被上帝祝福和护佑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祝福和护佑已不存在。信心的眼睛仍然能看得到，而且有责任将之彰显出来。

就这一立场来说，无法确定的是政纲与宣传的边界；反革命党的哲学视此为一项政策，并把它当作提升士气的手段。无论如何，该党与其它党派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较不明朗的是该党内部的不同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差异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压力，它们突出表现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涉及的那些政纲内容：殖民政策、民主化和经济事务。不过，最为紧迫的冲突不是来自凯波尔对国家的挑战，而是来自他对教会的挑战。许多人会认为凯波尔的后一举动是对上帝荣耀和国泰民安的最大凌辱。凯波尔则视此为对两者的救赎。

转自大国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