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强调对世俗权力的顺从限度，包括诸侯不能做的事。贵族可以作的事是为敬畏上帝的人伸张正义、压制那些“无神”的人，帮助穷人、孤儿和寡妇，伸张正义，保护他们。路德晚期的政治观倾向贵族有更主动的政治角色，强调以政治力量保护宗教。路德的政治观可约化为二个国度观，《论俗世权力》的重点是限制俗世的权力的范围。

在论及加尔文论公民政府时，陈佐人牧师认为加尔文肯定民事政府的必要性和其神圣的根据，服从与敬畏，甚至不公义的统治，但专司宪法的裁判官要制裁暴政，对神的顺服为优先。《要义》中触及世俗历史中的政治抗命，在法国形势急转直下，加尔文在出埃及记注释中似乎找到政治不顺从的例子（出一17）。

两位宗教改革家均论及政教议题，共同的世界观是：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徒二十二28，二十三5）。在政治神学上，都与天主教分享了同样的君主制度的世界观，直至后来改教派与国王的对立中，才刺激了路德派发展出普通人可以违命的教训，继由加尔文发扬光大。他们致力以信仰来言说政治。

学者刘仲敬发表了长老会在苏格兰和海外的共同体构建。认为长老会在满洲、山东、台湾构建出若干共同体及其可分析的样本。长老会的社区构建和政治构建分享了教会存在的双重二元张力。政教张力是实际的，回避是不可能和不可欲的。教会作为基础共同体对国家的政治目的起到平衡，甚至是妨碍的目的。

爱尔兰是苏格兰长老会海外建立的第一个社区，长老会的资产阶级性和自治能力最强的少数派。在十七世纪以后，两者在政治共同体层面路径分歧，但都遵循加尔文主义传统，都遵循共和主义和联邦主义。

1867年，苏格兰与爱尔兰长老会在满州传教，在奉天（今辽宁沈阳）设立关东基督教长老会。满州近代教育和医疗跟新教的关系密切，长老会尤为突出。长老会的传教活动得益于治安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但对满州国族构建的儒教和神道色彩的疑虑不减。1936年拒绝祭孔仪式，长老会学校拒绝参拜靖国神社。长老会鼓励本土化，力图用自己价值观浸染满州民族。

长老会在齐、鲁的社区组织进展不亚于在满州长老会。在台湾长老会的本地会起步甚早，也大大加强了台湾的本土意识，发挥了基础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和导向作用。按此原理加深长老会的本土意识将有助于社区的共同体构建。

作家施玮梳理了从中世纪到清教徒、到现代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教会体制和神学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思潮，如何影响了基督教文学艺术，并就基督教文学艺术被边缘化与“失语”作出反思。认为教会过于重视“命题式”教义，轻忽以文学为载体，面向公共社会的关乎上帝的言说。

施玮批判了一贯被视为是经典的作品，她认为这些作品是以道德和罪行、爱与救赎的关注点，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自救”的人本写作进路。上佳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呈现出宗教改革倡导的“因信称义”的救赎观，以“信”为本，才具永恒性。

第二场：中国教会的现状与展望

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博士的讲演主题是：“从抗拒逼迫到制度设计：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基督教。杨教授认为中国基督教的当前情境正处于十字路口，堪比公元第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即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中国基督徒在巨大的逼迫中持续增长将带来最大可能的蓬勃发展景象。

他认为从49以来，外部因素无法阻滞中国基督徒的增长。按照79年的三百万基督徒至2010年五前八百万，其平均复合年增长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按此增长率算计，中国基督徒在2021年将达到1.71亿，2025年达2.55亿。即使外部干涉间歇进行，例如2014-2016年期间，浙江出现拆教堂，拆掉1700个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按1950年的百万基督徒到2010年的五千八百万的平均年增长率仍达百分之七，中国新教徒人数在2025年将达1.6亿。这是势不可挡的趋势。

杨教授认为不排除存在某个点上的停滞，在此不作预估结论。中国基督徒的积极传教在最大层面上促使增长，将带来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中国将可能类似新的“罗马帝国”。中国教会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包括宗派问题、不同形态及教制的教会、政教关系、与其他宗教关系，国际关系，甚至于基督徒的政治理想，及对社会变革的深度参与。这不仅涵盖教内的事，更是关乎“天下”事。中国基督徒的自我认识是必然的不可或缺。

温州

郑大同长老

郑大同长老论及英籍传教士苏慧廉对温州的影响看中国出路。他介绍了苏慧廉在温州办学、设立禁烟室、修医院、编撰《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苏慧廉对温州的宣教影响深远，成效卓越。苏慧廉后被聘为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及受聘于牛津大学，在大清帝国覆灭之前，偕同李提摩太主张改良。

近代中国，苦难深重，社会和教会饱受政治浩劫的摧残，教会承负无数次的逼迫，但先贤如王明道忠于基督，忠于信仰。当今社会伦理失序，道德沦丧，中国必须真正改革，而社会转型有赖于“爱与公义”的伦理与价值构建。

第三场：激荡的港台社会与教会（24日）

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谈及“动荡时代的挑战：六七暴动与香港基督教。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左派发起的“六七暴动”，这是一场由香港亲共人士受到大陆文化大革命极端思潮的影响而对抗香港政府的暴动。其由最初的工人运动、反港英政府示威，演变成后来的恐怖主义及炸弹袭击等行动。

他提到香港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协进会对时局迅速作出回应，均发表声明，支持港英政府及警察维持秩序，亦有提到香港劳工所面对的困难、整体社会不平等及青少年问题等。中华基督教会则发出全体牧师声明，除表示关注劳资纠纷外，亦表示支持执法人员维持社会秩序。结合当今的香港社会，教会的角色及职责定位深值反思。

台湾郭明璋牧师分享了台湾校园福音运动的兴衰，其中直涉到与内地会在中国宣教精神的密切关系。在介绍了校园的发展史后，他提到全球化、后现代、全球华人事工的三大挑战，以及人才和事工的更新。

并对过去五十年的校园事工发展，进行鸟瞰和评估。肯定校园的福音工作，成绩斐然，坚持福音派信仰，在神学上倾向改革宗神学，然而，他担心校园事工的内向性比外向性强。就前景提出建议，神学的更新与普及，深度和宽度的充实与吸收。其次，挖掘人才与培训。放眼全球视野，注重微观和宏观的调控。成全专业事奉。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所研究助理徐颂赞则发表了：密契与圣约”华人敬虔传统的民主化。他提到许多海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基督教是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但也有不少人以为中国教会的民间性高于公共性。教会领袖的威权、注重个人虔信，缺乏民主要素。

徐颂赞对三类家庭教会的民主程度进行梳理。认为家庭教会与民主的关联有如下特色：1、众长老治理、地方教会联盟、会员（平信徒）等类似共和制或联邦制，以及普世宣教、文化事工、多元族群、神学训练深化，对培育民主习惯有利。2、反智、强调基要、前禧年主义、属灵专制等诸多因素，虽增强社群内聚力，抵御外部风险，但不利于民主。3、仍处于张力：在信徒言论自由界限、宗族国族主义、政教管制的不确定性。

家庭教会丰富了社会资本，对培育公民自主结社习惯有利，但不一定直接关联于民主。理由是教内存在集权要素，从而压抑信徒言论自由。新兴家庭教会虽具民主素养的样本，但自身在本土神学论述上尚未扎根，未形成精神动力。

徐颂赞认为中国基督教迫切的问题是确立主体性和身份认同。从经验实践，由内至外培育自治共和等民主习惯。从密契经验开出社群盟约，从个人虔诚开出公共敬虔。在终末的时空里，全人出于上帝的主权护理中，以为在所有时空中“效法基督”，将基督徒的敬虔经验和人格模范，带入公民社会，博爱邻舍、荣神益人。

第四场：宗教改革的文化与思潮

作家余杰分享了“城市、共和与普世——加尔文的神学与实践对华人教会的启示”。
余杰认为加尔文的神学与实践基本在日内瓦展开，著述、讲道、起草法令、建立牧养教会，直到病逝。日内瓦获得模范基督徒社会和宗教改革的世界之城的荣誉。

加尔文和支持者重视工业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环境，加尔文坦率承认资本、信贷、银行、和大规模商业和金融的以及商业生活其他事实的必要性。日内瓦催生了发展资本主义必需的因素，即资本、制造技术和能力、经销网络。加尔文支持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发展处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即“天职”的观念，倡导勤劳和节俭的美德。

加尔文主义的共和特性。日内瓦有过城邦共和国的成功实践，且维持了两个半世纪。加尔文对个体信仰者享有的精神自由和政治权利有过深刻论述，发展出道德法律和责任理论，呼吁保护“人类的共同权利”，激励了加尔文主义跟随者的公权、私权和程序权利理论的发展。

在日内瓦留下混合政体，建立“间接民主制”，三权分立的雏形隐然可见。加尔文认为公民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身份，更是一种素质上的要求。倡导培育公民的优秀品格，这是共和制度的坚实基础。

加尔文主义的普世特性。加尔文生于法国，流亡日内瓦，相对现代法律标准看大半生是“无国籍人士”，正是这种身份，让加尔文具超越国族的国度胸襟和视野。加尔文主义不限于只是神学，也是进步的世界观和文明论，盛行于荷兰、英国，乃至美国等，且触及政治、经济与宗教。在台湾、韩国孕育出长老会的反抗意志，加尔文主义也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助力。

研讨会发起人王志勇牧师分享了改革宗神学与中国转型——基督教文明论护教学的理念特征。王志勇认为摆脱皇权专制和偶像崇拜为特征的专制文化，首先教会当悔改，国族复兴从个人和群体悔改开始。改革宗神学的强项是世界观，涵盖宗教、政治到经济，甚至文化艺术。基督教扎根中国的关键在于基督教自身体现的文明力量，才能与应对文明冲突，否则基督教只能被吞噬、同化、甚至异化。

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厚壳，为基督教及改革宗神学及其基于文明论的前提论护教学和世界观的广传预备土壤，基督教担负重塑中国文化的使命。文明论护教学是使徒信经和威斯敏斯德信条所展示的框架和原则，以创造、救赎、成全为根本，以此信条为代表的清教徒改革宗神学在日内瓦、荷兰、英国、美国等地建立了强大的基督教文明。

而最好的护教形式是通过上帝子民的生命见证，效法基督、爱神爱人的美德与品格。一言蔽之，即“仁教心学”、“法治德政”，仁教指在认知心的基础上发展理性操练，具通达天人的哲理品质和智者品质。心学指向宗教心的基础上发展情感操练，使人具爱主爱人的品质和仁者品格。在法治部分，在道德心的基础上发展意志操练，具天人合一的道德品质和贤者品格。德政部分，即在政治心的基础上强调全人的发展和社会参与，使有义无反顾的政治品质和勇士品格。从而达致公民皆圣徒的品格，不限于个人灵魂得救，更是治理全地、道化天下的使命。

大会特别举行“华人教会宗教改革”教牧座谈会，及“华人教会与社会转型”的研讨会上（23日）。具中美牧会经验的教牧同工郑乐国偕同多位学者、牧者就教会与社会的紧密关系做了反思。分享是从服侍者自身处境出发，对“上帝国福音”定义及其向度作反思，认为上帝国福音不限于个人灵魂，而涉及全人身心拯救。整全的福音定义与使命涵盖整个受造物的救赎。上帝国福音及其使命远不止限于救恩论的“郁金香”五点，也包含了基督教伦理构建，特别涉及社会关系重整及社会公义。

具体到中国教会置身于当前的社会处境，福音救赎的意义不只是涵盖个人罪恶，也指涉到社会结构性罪恶，新旧约圣经中的公义伦理正是社会正义构建的根基。在举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时，一般解释的焦点停驻在撒玛利亚人的悲怜之心，但如果将关注视角转向加害者“强盗”本身，就涉及解决这个结构性的罪恶。这正是上帝国福音与使者构建公义社会的使命所在，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24日上午，与会人员参加主办方主恩基督教会的主日崇拜，下午举行“华人教会与社会转型”的圆桌研讨会。

吉林吴轶奇牧师概述长老会在华的历史，回顾与展望长老会对中国教会和社会的贡献。例举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倡导教会“三自”原则（有别于爱国会的三自主张），并引进烟台苹果。狄考文创办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文会馆，是齐鲁大学的前身。狄考文也是译经委员会主席，主持翻译“和合本”圣经。苏格兰人约翰·罗斯创立沈阳东关教会，首次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朝鲜文。吴牧师也介绍了近至九十年代及当今改革宗神学及教会的进展状况。最后一场压轴圆桌会议台上台下互动密切，由主办教会袁东辉长老主持闭幕仪式。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讲演及专场研讨一致反映出改革宗神学系统的严密性，其神学辩护的立论及其论证经得起理性推敲，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成果检验看，足以应对甚至抗衡不同文明与思潮的冲击。讲演者集学术与教牧实践于一身，列举加尔文主义及改革宗神学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变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一事实对于中国社会文明构建与进程皆具鲜活的现实意义。

撰稿人：郑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