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展开大清查，赶走几十万被当局称为低端人口的务工人员 （网络图片）

记录中国·深度报道（一）

对华援助协会记者：小K

核心提示：

2017年，结局很苍凉。

2018年，开年并不温暖。

这次，真的不再是“打左灯，向右转”；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最高权力者，正在构建一个可怕的权力体系。这是重新洗牌。

从709案到余文生案，再到炸毁山西金灯台教堂。谁在秀肌肉？谁的“举头三尺有神明”？

中国，已冰天雪地。保重，慎行。

废墟里的布娃娃：被驱逐的“低端人口”

货车司机小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废墟里给自己2岁的孩子找到了那个喜羊羊玩具娃娃。哭了半天的孩子，这才安静了下来。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和家人刚刚被当地街道办官员从出租屋里赶了出来。

“只给15分钟，东西都来不及拿。2008年，他们唱“北京欢迎你”；现在，我们终于被赶走了。”在北京火车站，小张和家人的那张合影，看哭了整个网络。手抱玩具娃娃的孩子，被网民们称为“低端人口形象代言人”；他说，他再也不想回到这里。

白哀莫大于心死。转身后，小张甚至没有再回头看一眼这个城市。

他没有抗争的资本。他只能离开。他仅剩的尊严，也只是一句“我再也不想回到这里”。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这场大火，夺去了19条人命。由此，一场以清理安全隐患为名的人口驱离行动拉开帷幕。

官方说法是，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消除（火灾）隐患。然而，反向舆论却认为，这是当局借题发挥。人们质疑，北京市当局以市委书记蔡奇为首的强硬派官员掀起驱逐“低端人口”运动。使得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这是建国以来，骇人听闻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的行政命令和举措。

网民们表示很愤怒。“一刀切”得驱离低端人口，被视为让民众替既往官员不作为的懒政行为买单。人们认为，火灾痛失19条人命，固然惋惜。但这一带的火灾隐患，首责当究的，是官员。况且，大兴区发生了火灾，为何驱离行动却波及了整个北京城？人们的愤怒不是空穴来风，与携家带口挥泪“别京”人们的背影相对应的，是丰台区委书记王先永在内部会议上拍桌子瞪眼给“低端人口”们想好的罪名——“不配合的，妨碍公务，公检法要抓人、上手段。”

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官员们的强硬手段果然起到了“震慑”的作用。除了偶尔有几名接受艺术家@华涌 非专业采访的人士，大倒苦水之外。基本上，所有的负面声音均遭压制。

在中国最大自媒体新浪微博上搜索涉事关键词，你会发现，所有的搜索结果全部被人工干预。图片、视频均遭到彻底删除。

“断水断电”、“限期搬离”…再加上丰台区委书记王先永会议上那一席：“不行就抓人。上手段！”的内部讲话，欺辱了整个冬天的北京。

中国某报两名参与报道人口遭到驱离事件的记者发了网文：“我们正在报道别人被驱离这座城市。就在刚才，我们自己也遭到房东的驱逐了。”

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北京再曝全城强制拆除广告牌的行政丑闻。

很多侥幸留京的人们有点懵圈。人们迷路了。

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段子或可说明这一怪像：

“天安门怎么走？”

“顺着“撸起袖子加油干”一直往前走，到了“我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大牌子底下右转，看到“民主、自由、平等、守信”的大牌子再左转，就到了……”。

“我可是个大善人，见不得穷人受苦。把这些穷人都给我赶走。方圆百里，不要让我见到他们。”郭德纲当年的一段相声，成为反向舆论调侃北京市当局和蔡其的段子。

网络上，北京本埠自媒体仍在若无其事的传播着美食、北京胡同里的陈年旧事。

人们对那对来自河南、安徽、河北等地的夫妻和他们那个被冻的瑟瑟发抖的孩子，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北京各地的房租价格被人为哄抬起来。没钱，你只能离开。

…凡此种种，让这个寒冬透彻心髓。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舆论环境前所未有的倒退。大批民主派人士遭到警告、抓捕甚至失踪。709抓捕律师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终于不再沉默，对当局的谴责和声讨从未间断。至“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出现第二波舆论谴责的高潮。

迫于舆论压力。政治表演终于在强力“驱离低端人口”一周后扭捏作态的出现了： “清理隐患，也应该考虑人民群众。要给群众预留足够的缓冲的时间嘛……”

然而，一切并未随着蔡奇“亲民”补救措施而有所收敛。北京当地治保会、城管队、警察暴力拆除、打砸店铺、威胁租客的视频，让政客们的表演显得很拙劣。

就在几个星期前，一声巨响之后，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又遭到爆破式强拆。在此之前，该教堂牧师及其丈夫，为了捍卫教堂和信徒权益，在当地政府开出的巨额诱惑面前，果断选择了“抗命”；而抗命的结果是，夫妻二人分别曾经获刑7年和3年6个月。

当年的牢狱，没有屈服信仰者。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还有炸药在等着他们。

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严控期。这一切的目的，是扫除某些可能存在的障碍。

被“严惩”的屠夫们

福建维权人士举牌声援屠夫（吴淦） （网络图片）

2017年12月26日，吴淦再次出现在审判席上。这一天，很多熟悉他的人在网络上惊呼“完全认不出来了。肯定是受罪（酷刑）了。”

人们对当局的不信任，由来已久。

至少在2015年5月28日，其遭到福建警方刑事拘留之前，这位网名为“超级低俗屠夫”、“追风的土匪”的维权活动人士，完全不是中共当局视频里那个样子。

那时的屠夫，胖得脖子都快看不到了。在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之前，屠夫曾多次遭到当局以“扰乱单位秩序”、“寻衅滋事”、“公然侮辱他人”等名义行政警告或拘留。那时，自媒体还是可以发声的，凭借友人们的围观和呼吁，吴淦数度化险为夷。

而这一次，他被重判8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杀鸡儆猴”的把戏。重判吴淦，意在警告那些“不安分”的人们。据他的律师在海外Twitter 上的表述，宣判后，屠夫没有痛哭流涕。而是以其惯有的诙谐口吻当庭“表态”：“感谢贵党授予我这至高无上的荣誉。我将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零散的信息中，他的律师们向世人们展现了一个傲骨的硬汉。人们欢呼雀跃，认为吴淦是少有的不低头者。

而中国大陆观众则在同一时间，通过电视和网络看到了一段吴淦“读稿子认罪”的视频：“我错了…”；

对此，亲自参与过庭审并全程为其辩护的葛姓律师说，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吴淦完整的表述应该是“我在行使公民的权力，我没有犯罪…”

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吴淦”、“超级低俗屠夫”被设置成为敏感词。一切为其辩护的声音全部被屏蔽和删除。只留下了“官方声音”。

吴淦走进公众视野，始于著名的2009年“按摩女邓玉娇刀捅官员案”；彼时，中国自媒体“博客”和“论坛”风头正劲，此后凭借一系列较为轰动的“围观”公共事件，吴淦成为一名职业维权活动人士。

他惯用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据牌子”、“喊号子”等行为艺术，讽刺和声讨这些公众事件背后的官员。直到709涉案律师事务所北京锋锐所的老板周世锋将其招入麾下，吴淦完成了从“散兵游勇”向“职业维权”的跨越。

按照当局的说法，吴淦用心歹毒，实际上这是个逐利的主儿；当局列举的屠夫的“罪证”之一，就是他甚至曾经把他的行为艺术用到了帮助自己亲戚维权的地步。而随后，中国掀起的反腐败潮，进一步助推了屠夫的盛名。基本上，被他举牌讽刺的官员，都把脑袋埋进了沙子。

秋后算账，在所难免。这是惯例。

2015年5月，在被外界斥为“臭名昭著”的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发生之前，当局果断灭掉了这个善于集中自媒体力量，频繁向权威叫板屠夫。

此后，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雇员翟岩民、胡石根…等一众曾经令当局头疼的人们，悉数遭到法办。他们分别获刑7年到缓刑不等。

余文生律师 （网络图片）

从当局对外释放的有限的信息中，人们不难发现，这是经过周密部署的撒网行动。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火力压制了一批“闹事儿”的律师。709案之后，人们再也难以寻觅死磕律师高调张扬的声音。

但仍有些人表示不服。他们以各种形式，对709案涉案律师和雇员们进行了声援。对吴淦的声援，当然包括了余文生这样的职业律师。

51岁的余文生和屠夫一样，都是中国自媒体上曾经风头十足的人物。2018年1月17日，被定性为“多次发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法治等负面言论”而惨遭吊销律师执照仅仅2天后，余的妻子在Twitter 上大喊“救救我丈夫！”

据余妻透露，当天上午7时许，下楼送孩子的余文生突然遭到当局逮捕。而对方出动的警力，让网民们大感意外：特警车1辆、普通警车2辆、普通客车1辆…有网民无奈得调侃：这是抓黑社会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话音未落，余妻再次发推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显示，余涉嫌罪名为“妨害公务”；紧接着，余家遭到当地警方抄家搜查。

中国网络防火墙里的普通网民不知道的是，连续3天时间里，国外媒体的报道给予了余文生很好的赞许。他被称为“斗士”。

评论人士说，仅凭他发出的那封《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余文生给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其胆略足以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媲美。

“余文生触碰了底线。也是红线。他罪有应得”；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共党内人士在接受对华援助协会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道。对余文生在《公开信》里提到的建议国家主席实行差额选举、废除军委主席制、设立政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民建议，这位中共党内人士清了清嗓子，回应道“异想天开，神经病”。

“贵党不也提倡民主吗？公民建议权，不正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吗？余文生此次被捕，与他发布的《公开信》是否有关？您刚才说他触碰了红线？指的是什么？”面对对华援助协会记者的发问，这名人士几乎吼着回应道：“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我们不照搬西方那套东西。”随即挂了电话。

一天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公布十九大二中全会公报。细心的网民发现，这份公报没有就马上来临的“修宪”可能涉及哪些条款作出任何详细解释。

然而，“延长领导人任期”、“借机树碑立传”等猜测性报道不绝于耳。知名推特网民@李方 忿忿不平得写道：…中共四十年来，首位亲自操刀把自己名字写进宪法的人。此人之卑鄙无耻，自私丑陋，脸厚心黑，超出你的想象。

邓小平名字是1999年江泽民修宪写进去的，江泽民名字是2004年胡锦涛修宪写进去的，胡锦涛名字迄今还没写进宪法。邓江胡还有一点羞赧，不好意思自己写进去，习毫无羞耻，自己动笔，自己写！”

很明显，从字面上看。这名网民对习近平的评价非常负面。但对华援助协会梳理注意到，类似这样的情绪，在民主派网民圈子里此起彼伏。

然而，尽管质疑不断，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还是“胜利闭幕”了。

评论人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当权者正在试图通过强硬手段，使其正当性“法律化”。而在此期间一切唱反调的人们，无论是当朝官吏抑或活动人士，一概“杀无赦”。屠夫和余文生，被认为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的政治强人，已经展现出及其严重的权力欲望。709案、余文生案，都只是这场权力配置游戏里的陪葬品。反手云雨。乃至于曾经被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都被试图重新诠释为“艰难探索中的尝试”。

行走在中国的街头，你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红。一个那样的时代，似乎又来了。但也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的文革其实从未消失。

危险中的人们正在冥思空想，试图博得一线生机。官员们的“政治正确”向来都是敏感的。这从国内近年来封疆大吏们纷纷发文表忠心，即可窥见一二。

让人们稍感惊诧的是，富商巨贾们也开始粉墨登场：“如果国家需要。阿里巴巴可以是国家的。”中国首富马云，穿上一身绿军装的戏装，在二胡乐队的伴奏中，努力得唱起来文革样板戏一样的曲子；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字：红。

那些“不长眼”的人们。大都已经在监狱里了。

金灯台教堂底下的烈性炸药

临汾金灯台教堂被炸毁 （视频截图）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内民主派或称右派人士几乎全部遭到打压。舆论认为，除了当局日趋严厉的管控，还有一种情绪应该被重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噤声。

“现在谁敢说（真）话，就整谁。大家都在围观伟大领袖。”中国广东一名前大学教职人员调侃道：趁着第二次文革还没来，我得赶紧移民。

实际上，中共十九大前后，某种焦虑的情绪就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这当然不仅仅是右派。一些自诩为“左派”人士也显示出同样的焦虑。

“现在都不知道这“船”要往哪里开。内部也在斗。左了也不安全。容易被打成“极左”。”北京一位体制内官员感叹道：现在的情况，也只能“大海航行靠舵手了。我们就跟着舵手摇桨吧。” 就在接受对华援助协会采访前2个月，这名体制内人士刚刚因为遭到内部举报“极左思想严重”，而错失了一次评选晋级的机会。

对华援助协会记者对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采访中发现，这水火不融的两个派别，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对当前政治安全的焦虑，导致“自我噤声”成为两派普遍共识。

即便是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人们也不再敢于批评领袖和当局。

“现在全国一个调子——红。必须是红色的，才是忠诚的。不是绝对的忠诚，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着力于树立政党威严。打压宗教信徒事件不断上演。然而，发生在全国的诸如浙江家庭教会被打压、教堂被拆除事件，似乎已经不足以“立威”。

“为什么用炸药？这就是震慑那些不听话的家伙。”谈到山西金灯台教堂遭爆破拆除事件，山西本地一名前媒体人士转述当地官员的话说：这教堂占了耕地，还赖着不搬迁。不来点硬的手段不行。”

对华援助协会记者从当地了解到，此次爆破拆除教堂事件，当地耗资百万元进行爆破设计。公开信息显示，事发时，更有武警部队参与维稳。

然而，当地信众对此则基本失声。在中国自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来自这些人的任何声音。

“不敢说话。谁说抓谁。”山西临汾市浮山县一名亲眼目睹教堂被炸毁的当地人士说。1月9日上午，大批警力出现在金灯台教堂周围，此前一天，方圆1000米之内的民众已经接到严令，不准靠近。

几声巨响之后，耗资近2000万的教堂轰然倒地。

“教堂拆除，可以用钩机、用其它办法。为什么用炸药？就是吓唬教徒。完全不顾信教百姓的情感。这种强硬措施，只会寒心民众，导致不信任情绪蔓延，不会对当局有任何帮助。”

实际上，从2017年中共出台新的《宗教条例》以来，对宗教届的管控已经被提到了全新的高度。

2018年1月20日。大寒。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最为寒冷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中共官方媒体发表了数篇口径统一的文章。人们在兴高采烈地描述北京这个冬天的晴空万里。电视画面里，阴郁的雾霾的确不见了。文章这样“品鉴”了这一成果：人努力，天帮忙。

在中国人的传统语境中，“天”意味着某种神明。人们和继毛泽东之后，唯一被称为“领袖”的习近平一样，有时似乎也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至少，在口头表述这句话时，人们言之凿凿。

可是，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事实是，在金灯台教堂被爆破拆除的时候，做出这件事情的主政官员以及亲手埋下炸药的人们，却并不在意“神明”。

在第一缕新鲜的空气回归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忘记被驱逐的低端人口，以及那个在废墟里哭喊着找玩具娃娃的孩子。

而余文生的妻子和屠夫的父亲，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寄希望于神明保佑；丈夫、儿子能活着走出监狱。

中国·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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