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8年2月17日，编按：作者邢福增教授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原文为香港电台节目《香港家书》2月17日内容，稿件由作者提供。节目网址）

家明：

上次跟你通信，原来是年半前了。近半年来，我正享用安息年假，离港专心写作，没想到收到你的来信。

你说得对，相信中梵即将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框架协议。对此，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公开表达忧虑，这与梵蒂冈高层的乐观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作为教友的你，问我该如何看是次争论。我认为，我们不应忽略协议背后涉及的深层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梵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自中共建国以来，因著拒绝接受政治力量的操控，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受到政治衝击，甚至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拘捕。中国政府为分化在信仰上效忠教宗的教会， 在1957年支持「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成立，并且在翌年，更违反天主教传统，首次举行「自选自圣」主教。此后中梵关系可说陷于历史低谷。不过，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坚守信仰，展现无比坚毅的信德。

今天中国天主教形成的爱国教会与地下教会并存现象，可说是这段政权干预宗教的历史结果。家明，你是否仍记得我在课堂上提醒同学，要避免简单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爱国教会内，仍有不少忠于信仰的教友。但同时我却指出，爱国会及主教团作为中国政府扶植的爱国宗教团体，事实上是党国宗教管理体制的一员，而非单纯的宗教组织。这些爱国宗教团体的存在，说明党国不容许完全独立自主的民间组织，所谓「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只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口号。政治权力以不同形式（当然包括主教的人选）掌控宗教事务，充份反映出中国宗教自由的残缺。

是次中梵协议的争论焦点之一，是中梵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共识，是否可以乐观地理解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合一？特别是，为了促成这个合一，要求长期为信仰受苦的地下教会作牺牲，是否合情合理？

协议容许教宗可以有权批淮任命主教。但只要熟悉中国政教关系者都了解，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对宗教领导人的实质任命。因此，日后经过「民主选举」及「中国主教团任命」这两个程序送到教宗面前的名单，一定是经过统战部及宗教局的「筛选」。虽然协议容许教宗作最终的委任，但获得中方认可的主教，一定是在政治上安全系数极高的人选。

相对而言，梵方的让步却远比中方为大。因为教宗需要宽免七位非法主教，甚至要求两位地下主教作牺牲，让出教区主教的职份。此举表面上是一种合一的修和，但对于半世纪以来一直坚持信仰的地下教会，却是极大的伤害。没有公义作基础的修和，是否真正的修和？对于许多为信仰付上代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如此牺牲，又教他们情何以堪？

更严重的是，协议将原来在党国体制以外的地下教会送进「鸟笼」之内，需要接受中共宗教管理体制在各方面的控制。梵方消息人士期望，日后可以争取扩大鸟笼空间，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近日甚至有梵方高层盲目地讚美中国，被视为讨好中方的政治献媚。这些为合理化中梵不对等协议而作的各种辩解，根本完全无视党国控制宗教的政治现实。

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George B. Shaw）曾说：「理性的人改变自己适应世界；不理性的人试图改变世界顺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依赖不理性的人达成」（“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今天，对中梵不对等协议持异见者，一定会被视为不够务实、不识大体、不懂策略；但所谓务实、大体与策略，真的能带来好的改变吗？信仰的理想，不是应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吗？其实，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明确答案。

今天是大年初二，刚好踏进教会节期的四旬期。昔日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日，拒绝恶者的试──不是为求存而让石头变成食物、也非为彰显自己能力而试探上主，更不会为权柄与荣华而向恶者下拜。让我们也在四旬期默念主的教导──「不叫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并切切为中国教会祈祷。

你的老师

邢福增

2018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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