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不对其杀人的举动进行肯定。有人援引当年因受到不公正对待、怒杀警察的青年杨佳的话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很显然，人们急于树立一个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英雄。

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张扣扣之前，不仅有杨佳案、还有郑州青年怒杀拆迁办官员案、范木根维护私产、抗击强拆怒杀拆迁流氓案、当然还有数不清的街头小贩，为保护养家糊口的摊位，怒杀城管案……；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各种极端案件高发的残酷现实。为什么？仅仅是利益吗？仅仅是维权吗？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面临的全民信仰缺失。在仇恨文化、司法腐败、信仰危机多重交织下的中国，已经出现严重撕裂。

然而，当局却似乎并不在意。从近期出台的各种对宗教管控的地方条文和国家级法规《宗教条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局并不认为宗教在社会和谐、族群和平相处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悲观的舆论认为，当局对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其他各种宗教的管控；加剧了社会矛盾，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前置条件。当局给人们开出的条件只有两个：要么是服从，要么被“法办”。

在这种严控之下，在张扣扣之后，还会有多少极端仇恨案例？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中国将何去何从？关乎13亿中国民众，也关乎国际生态平衡。

1996年8月27日，一个注定改变两家人命运的日子；根据中国司法文书记载：当日，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路过被告人王正军家门前时给王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被告人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汪秀萍争吵并撕打。

汪秀萍拿一节扁铁在被告人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致汪倒地后于当晚死亡。而王正军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那年他刚满17岁，还是个在校学生。法院认为，张扣扣的母亲在这起悲剧中是有过错的。

张扣扣杀人报仇的新闻震彻大地的时候。有自称是张扣扣同村人的网民在中国最大搜索引起百度贴吧里留言说，当时的判决是经过“运作的”；实际上，获得轻判的王正军，在监狱里住了不到3年就回家了。此事，给年幼的张扣扣埋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王家在当地颇有势力。而张随后参军、销声匿迹。

王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仇恨一天都不曾被忘记。终于，在2018年2月15日这天，悲剧发生了。

那天，按照乡俗，张扣扣需要随众人祭祖。上完坟之后，回到村里，他挥刀将包括王正军在内的一家三口，全部杀死。同情张的人说，张扣扣没有杀王家的妇女和孩子，他目标明确，只针对王家父子3人。因此，他的行为与中国古代的复仇侠客类似。以至于一些中国的左倾人士，都在评论中感佩的说“血性男儿”。

从中国人语境里的“传统道德”角度出发，张的行为，契合了大部分民众的道德观——“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事发后，当地警方迅速发布警情通告。最终，张“迫于压力”投案自首。有评论指出，在如此恶性的大案中，官员们也没忘记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实际上，根据网络上的多重信息源显示，张扣扣的自首，完全和官方没有关系。

根据中国法律，杀死3人的张扣扣，即便是自首，恐也难逃死刑的判决。

谈及事件背后的原因。署名“长安剑”的网友写道：原因很简单，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丛林法则带来的必然。一个靠私力救济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别人是否对自己不怀好意，人们都觉得自己时刻都处在被伤害的危险下。然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公平，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所有人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后果只有一个：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没有安宁，没有平等，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世界中自由的生活。

在谈论“普世价值”都被列为禁忌的中国。类似“长安剑”这样独立思考的网民凤毛麟角。他的话，引起很多人共鸣——现代社会不是野蛮社会，同态复仇早已随着法治文明的崛起成为走进历史的尘埃，个体对个体的正义早已被法律对所有人的正义所替代。基于证据和事实的法律判断才是现代社会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应有的态度。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无论是小说里还是历史上，哪一个侠客会置国法于不顾，为一己私利而横刀杀人？

然而，上述看起来很公正的说辞，并未得到张扣扣支持者的响应。人们固执的认为，张扣扣就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复仇侠客。推特用户“凡谷谷”说，张扣扣是英雄。应该无罪释放。

很显然。这样一起罕见的刑事大案。给中国网民带来了一点谈资。春节过后，人们很快将汇入春运返城的大潮。人们似乎再无兴趣探讨这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与此类恶性大案相对应的，是当局对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日趋严厉的管控和强硬。

如果以基督的信仰，当年的王正军，就不会打死张扣扣的母亲，如果有信仰，仇恨将被善良抚平。

可是，在中国，拥有信仰的自由何其艰难？人们无法忘记，就在2015年，陕西榆林市子洲县陈集镇的子洲家庭教会带领人封天栋、张宝林及姜河等三人被当局以“冲击国家机关罪”逮捕后，最终被判处2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起对基督教信徒的打击报复丑闻，被列为当年的中国十大基督教事件。

在张扣扣恶性杀人案发生前不久，其邻居省份中国山西，当局用烈性炸药爆破拆除金灯台教堂的硝烟还没有散去。

如果人们有信仰的自由，如果这自由能够让人们找到内心的安详与平和，张扣扣案是否就能避免呢？或者说，这样的极端恶性案件，是否至少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呢？一方面，是信仰自由遭到管控，导致的全民道德缺失。另一方面，是这种缺失带给中国社会巨大的风险。一个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一旦信仰崩盘，后果将不堪设想。

何处寻觅：法治与信仰的双重庇护

中国著名网络论坛“凯迪”，一名叫欧阳乾的网民在评价张扣扣案时认为，张扣扣案充满了“绿林”气息；他追求的，是一种江湖侠义式的公平。而20多年前张母被王家打死一案中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他愤然写道：法治的精髓是“公平”，如果没有当时的公平，就不要责怪回来的“天诛地灭”。

张扣扣案引发的关于思考远未停止，因为，在法治之外，还有信仰！

陕西，不仅有延安。也不仅仅是中共“起家”的地方。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清光绪二年（1876），“中华内地会”的英国传教士首次来到陕西汉中，标志着基督教第四次传入陕西。之后，先后有20 个左右基督教差会相继来到陕西，开展传教活动。（参阅）

然而，前述基督教在陕西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基于对执政安全的考虑，当局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打压几乎已经成为常态。

除了本文所述中共当局掀起的“子洲家庭教会”丑闻（视频），还应该包括发生在2011年的陕西省白河县中厂镇的十多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抓捕事件。当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他们聚会时遭当地公安冲击，12人被抓。

警方还抄走包括《圣经》在内的基督教书籍。当地警方曾表示，被“查处”的教会是邪教组织。面对涉事基督教徒的反驳，警方采取了“鸵鸟战术”；对基督教徒合法诉求不理、不睬、不回应。

再往前追溯，2009年，同样是陕西省。当地洛南城关镇陶川村基督教会自建立十多年来从未中断聚会。当年的6月5日，县宗教局突然在聚会点大门贴了布告，声称“取缔教会”。

6月14日半夜，当地警方将教会带领人黄苏民等人带到派出所，随后拘留了他们。

多年来，陕西基督教徒多次遭到抓捕和判刑，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一直被视为威胁。在当局面对张扣扣这样的恶性大案时，掌权者可曾想过，一个失去了信仰的民族，有多么的可怕？

中国社会的“大妥协”：唯信仰自由可以拯救中国

新加坡大学教授郑永年先生在其《中国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及其结果》一文中曾指出：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

可见的另一个事实是，习近平当局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可怕的现实危机。无论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还是后来的左化局面，都表明习近平正在试图力挽狂澜，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而习近平当局应该意识到，这种社会的“解体”，还不仅体现在权力和资本的勾兑上。还有信仰的缺失。面对宗教信众，能否兼顾他们的情感，是考验中共良知的大事。

正如郑永年所说——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实际上，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信任如何建立呢？诚然，基于信仰自由前提的信任，是可贵的。

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国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对华援助协会认为，促成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首先必须保障公民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这一权利中，是至于优先以及最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当局面临的，是全世界的大考。综合各个方面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