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身律令

盛传梵蒂冈教廷将会宽恕及承认七名已由中共挑选但被教廷绝罚的非法主教。他们分別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马英林、安徽教区伪主教刘新红、主教团副主席郭金才、汕头教区伪主教黄炳章、全国政协委员雷世银、爱国会副主席岳福生、另一副主席詹思禄。其中，安徽的刘新红及四川的雷世银二人均有亲密女友，而且育有子女，刘新红的儿子更已成年。一旦教廷承认（不否认）这些人为主教或神父，这样就是严重违反教会要求神职人员恪守独身圣愿的要求。俗世无宗教信仰的人未必一定认同这套要求，但肯定明白神父、修女、和尚、尼姑必须是独身的。这是常识，但共产党正在颠覆掉这个常识，而梵蒂冈教廷正在协助共产党去颠覆掉这个常识。

果真如此，全世界天主教神职人员都会相当诧异，暗想：自己当初何不结婚生子，投向中共怀抱，再等待梵蒂冈教廷「赦免」而成为中国主教，不就好了吗？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为甚么要作出这么大的犠牲？自己现在就加入共产党，成为党员，养妻活儿，挺进天主教爱国会，弄个人大政协头衔，中共喜欢，教廷承认，步步高升，有何不可？敢问：梵蒂冈教廷能够好好回答这些问题吗？

现任教宗方济各近期相当关注南美洲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犯丑闻：神父被判罪，主教被撤职，教区承担钜额赔偿，教会形象大受损害。这些神职人员的性侵犯或性变态行为，是否与其独身义务有关？为甚么不让司铎自由选择，像基督教的牧师或东正教的神父一样？第一个教宗圣伯多禄不是结过婚，而耶稣曾治好了他的岳母吗？然而，梵二以来教会为甚么坚持这个传统？教会为甚么一直把司铎圣召与独身圣召放在一起？这些都是大哉问，正反论据都值得认真思考。

梵蒂冈教廷认为：耶稣基督是独身的，祂也建议门徒这样跟随祂，形成「福音劝喻」：「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换言之，「福音劝喻」是建议人牺牲某些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活得更像基督，天天背负着十字架跟随基督，分享祂的死亡，彰显祂的复活。独身生活具有使徒任务：「没有妻子的，所掛虑的是主的事，想怎样悅乐主」。独身生活提供司铎「内在自由」（可以毫无牵掛地奉献自己，成为大众的仆役）与「外在自由」（可以随意到不同地方传扬福音）。以上就是天主教教廷的立场。

综观历史，教会在1123年的拉特朗第一届大公会议（First Lateran Council），正式定下神职人员的独身法令：「我们严禁司铎、六品或五品，与姘妇或与妻室同居。」后来，教会在1139年的拉特朗第二届大公会议（Second Lateran Council）规定：「我们决定五品或以上的神职人员有妻室或姘妇的话，必被剥夺其职位及教会俸禄」；「我们禁止任何人参与有妻室或姘妇的人的弥撒」；「我们决定那些有妻室的主教、神父、执事、五品、律修会司祭、隐修士、辅理修士违反了这神圣诫命，必须与他们的配偶分离。我们认为这种违反教会法律的结合并不构成婚姻。」特伦多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主张神职人员的「独身律」不属于「神律」 (divine law)，而是「教会的法律」，教会有权立法禁止神职人员结婚或宣布神职人员的婚姻无效，但如果教会改变独身律，神职人员可以结婚。

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会议以2390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维持教会司铎独身的「恩典」传统，亦即「教会的法律」维持不变。 不久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发表《司铎独身》通谕，比梵二文献更详尽地说明司铎独身的训导，一直恪守传统，但是争论持续。1971年3月，美国司铎议会联会曾经发表声明，要求容许司铎自由选择独身或结婚。同年春夏之交，全球主教会议再详细讨论司铎独身问题，最后大会还是以绝大多数通过保留「司铎独身律」，至此争论告一段落。1983年《天主教法典》第1037条声明：「将陞为独身终身执事，或陞为司铎的人，在领受执事之前，应依法定礼仪公开在天主和教会前接受独身的责任，或已在修会宣发终身愿。」换言之，教会最高训导当局维持「司铎独身律」，认为一旦教会为某个文化容许例外，亦即奉行文化相对主义，其他地方如非洲、印度、南美等文化也会纷纷要求例外豁免，可能做成「司铎独身律」名存实亡。

天主教教会历尽沧桑，维系和坚守800多年的「司铎独身律」，早已规定在《天主教法典》，会不会在现仼教宗方济各及其教廷的手上被摧毁，亦即在不更改教会法律的前提下，非法承认（不否决）安徽的刘新红及四川的雷世银二人为中国主教？如要更改《天主教法典》，那么一纸800多年来奉行的教会律令，竟然可以为了拥抱中共暴政及讨好独裁者习近平，而立即全面篡改，试问这样一来，全球天主教司铎情何以堪？无论大家是否同意「司铎独身律」，梵蒂冈教廷都必须严正回答这些问题。

二、非法主教

马英林、刘新红、郭金才、黄炳章、雷世银、岳福生、詹思禄，早已被梵蒂冈教廷认定为非法主教，亦即违反教廷律法。现在这七个人竟有机会被教廷承认（不否决），令人相当担忧和失望。我举其中两人作为例子，说明这些人究竟有多荒谬，期待教廷悬崖勒马，呼吁信徒直斥其非。

黄炳章，现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青联副主席、汕头市政协常委、汕头市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副主席。2017年11月21日，广东省天主教第九次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黄炳章发表「坚持中国化方向，开创广东省天主教爱国爱教事业新局面」工作报告。他表示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认为自己的「主教」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相辅相成」。黄炳章发表这些「天使与魔鬼有机结合」之类的垃圾论调，始终回答不了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他信仰与服从神抑或习近平？共产党就是要最终消灭所有宗教的，习近平也已说过宗教本身就对共产党构成威胁，人大代表就是必须拥护这些想法的。黄炳章，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既然要信仰与服从习近平，岂非早应滚出天主教？你的红衣只是戏服，你的信仰不是天主！

马英林，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和教务委员会主任、昆明教区主教、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远的不说，说点近的。马英林名义上是主教，实际上涉嫌是骗徒。根据《天亚社》2017年12月7日报导，中国云南天主教昆明教区早前发展「昆明地铁101」项目，与合作商开设「自养管理中心」销售商铺，但在项目竣工前，却有170位苦主向伪主教马英林索偿。事缘昆明三自教会於2008年拿到土地，2013年开始与「云南王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教堂、结婚场所和商铺，两者还共同成立「天主教昆明教区自养管理中心」，之后至2017年7月为止销售商铺，使用权证确认书盖有「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及「云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印章，而马英林正是上述云南省两会的主席。当时项目接近完工，教会也陆续收到买家及业主的钱。然后，教会突然登报声称管理中心跟他们没有关系，中心人员不是神职人员。果真如此，马英林根本就是诈骗犯。梵蒂冈教廷高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旦承认马英林的主教地位，即成帮兇。由始至终，鸟笼中的根本不是鸟，而是一头变色龙。

三、中共迫害

逮捕信徒、摧毁教堂、反对信仰、立法灭教，中共暴政一直都是干著歼灭宗教的暴行。美其名为「宗教中国化」，实际上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灭绝信仰的独裁流氓暴行。从2014年初温州统一强拆三江教堂和十字架开始，到今天全国各地政府钻进社会每个毛细孔，独裁者习近平一直务求消灭公民的宗教信仰於萌芽状态。中共暴政已经进入肆无忌惮的邪恶高潮。

2017年11月，江西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政府以「帮教扶贫」为名，实行「假扶贫、真脱教」，强推基督信徒「由信教向信党转化」，全面清除家中宗教字画，换上习近平画像，学习习近平讲话，全面呼应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要求「党的宗教」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结合、服务国家最高利益、拥护中共领导、宗教教义必须融入中华文化等荒谬指示。

及至2017年12月，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西峰分局明令禁止和取消圣诞相关活动，不准出现圣诞树、圣诞老人或圣诞帽。再到今年1月9日，山西省临汾市金灯台大教堂被大批公安人员轰然炸毁及肢解，信徒均被控制，名为商业开发，实为灭绝宗教。这类荒谬行径已经渗进社会的每个毛细孔中，务求把中国正常公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彻底改造，要大家恐惧，要大家忌讳，要大家心碎。然而，中共真的成功了吗？

我看未必如此。的确，基督宗教的信徒被逮捕囚禁者犹如银河沙数。兹举近期重大冤案为例，足以证明有坚实信仰的人是不怕磨难的。在基督教方面，杭州崇一堂顾约瑟主任牧师（近期被释放）、香港伍华牧师先后被囚禁、被失踪。浙江省宁波市包国华牧师夫妇，因拒绝拆除十字架，而被重囚14年及12年。河南省新蔡县李建功牧师夫妇，因拒绝教堂被非法强佔，而惨遭流氓活埋。今年1月，云南昆明、楚雄、大理等地有40多名基督徒被控以组织邪教罪名，面临长期囚禁。在天主教方面，温州主教邵祝敏因拒绝支持党办的三自爱国教会，而被国保及宗教事务局人员带走拘留，目前据称被解除看管，但却依然行踪不明。这些有坚实信仰而不屈不挠的人，跟梵蒂冈帕罗林之流相比，高下立见。正因有了他们，以及陈日君、庄建坚、郭希锦等义人，中国的天主教地下教会才能有600万信徒之多，信念不灭，信德不损。时至今日，整个基督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已经超过1亿人，而且不断增加，超越中国共产党8900万党员的人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未来中国的希望在民间、在信仰、在启蒙。习近平曾经表示宗教已经对共产党构成威胁，这是他几乎唯一说对的真话。

放眼现实，共产党对宗教信仰怕得要命。在今年2月1日《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后，已经有大批家庭教会被查封，信徒被禁止聚会，就算是家中聚会也不可以。当局向学校传达上级指示，要求老师教导学生不要信仰宗教，要求家长不准带孩子参加宗教活动或阅读宗教书籍。个別农村的村支书挨家挨户要求信徒前往由党指定的三自教会敬拜。家中任何有宗教色彩的门联，以及墙上挂着的十字架，均被强行取下或者喷上油漆涂盖。

至於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的手段，更加兇残：街头巷尾的人脸识別摄像头、林立的路障和搜身检查哨站、大量采集人体生物数据加以分类、大批男人无故被捕而投进厉行政治再教育的洗脑集中营（唱革命红歌、讲普通话、研究习近平思想、赞扬共产党统治）、严禁到清真寺祷告、严禁出境旅游。恐怖蔓延，挚爱失联。这种打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变本加厉，实在罄竹难书。更不用说中共对藏传佛教的无情打压了。

面对中共迫害，信徒是坚忍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在信徒的心目中，像自己一样分享同一信仰的人究竟有多少，亦即整体信徒人数多少，从来不是最值得关切的事；反之，自己能否持守信仰，获得救赎，以及能否感召更多人持守信仰，获得救赎，才是最重要的事。今天的梵蒂冈教廷高层陷入天主教信徒数量迷思，一心以为拥抱了魔鬼，就可以吸纳更多信徒，业绩达标，名垂青史。这种思维模式跟一家商业机构究竟有何分別？信德何在？

四、正邪教宗

天主教教廷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黑暗的，这一点无庸讳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伟大的，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四大支柱之一（希腊文明、基督信仰、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他针对天主教教廷的沉疴积弊公开吶喊，有理有据。基督新教扬帆启航，传统天主教徒深切反省忏悔，逐渐体会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相得益彰。此后的天主教教廷虽然基本上不再有迫害异己、卖赎罪券之类的残暴荒唐行为，但是历任教宗的所作所为，依然不乏丑陋及邪恶行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尊重史实，诚实处事，不用忌讳。

教宗庇护十二世（碧岳十二世）（Pope Pius XII）被称为「希特勒的教宗」。此称谓虽然未必完全準确，但却有一定道理。早在1929年，他的前任庇护十一世（碧岳十一世）（Pope Pius XI）已跟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簽订拉特兰条约，让意大利承认梵蒂冈的国家地位，承认天主教为国家宗教，代价是：梵蒂冈不得在意大利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提出要求或干涉，圣职者不得加入政党及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梵蒂冈当时甚至还鼓励天主教徒支持墨索里尼政权。1930年，未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本名巴切利，Pacelli）被提升为梵蒂冈的外交部长，地位仅次于教宗。由于庇护十一世体弱多病，巴切利开始实际掌权。1932年，溥仪成立满州国，梵蒂冈还要比德国和义大利早承认满州国。1933年7月，巴切利表明「包容」纳粹德国的「小瑕疵」，希望联合希特勒抵御无神论的苏俄共产政权，於是跟希特勒内阁的副首相Papen在梵蒂冈簽订政教条约（Konkordat）。条约规定：德国天主教徒的中央党必须解散；德国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只限於宗教及慈善领域；纳粹政权有权要求德国天主教徒服从希特勒的政策。当然，纳粹政权在簽订政教条约后，从来没有停止过迫害德国天主教徒。巴切利面对犹太人被纳粹迫害屠杀，故意纵容，俨如帮兇。这些罪恶，铁证如山。

不过，「后知后觉」总比「不知不觉」好。毕竟，梵蒂冈教廷也是有反省的。1937年3月1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终于无法忍受希特勒的青年洗脑教育，於是发表一道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通谕，题为「极度关切」，并以避开德国警察监视的方式在德国全境广传及宣读：「种族或民族，国家或国家的形式，乃至权力的掌握者或人类团体的任何基本价值，这一切在现世的秩序中都占有必要和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如果有人把这些概念从它们应有的价值体系中取下，加以神化，当作偶像来崇拜，他便是颠覆和假造了天主所创造和所安排的秩序」；「每个人拥有得自天主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昭然存在于众人之前，不受到任何企图否认、废除或忘却它们的人的破坏。」这份通谕是由当时德国慕尼黑总主教福尔哈伯（Faulhaber）及巴切利枢机主教（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撰稿。虽然通谕严厉谴责了种族主义及反犹太主义，并且反对国家偶像崇拜，但却无法扭转希特勒的态度。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了。梵蒂冈对于先前希特勒侵犯人权及屠杀犹太人的所作所为，难以完全脱免关系。

1939年，巴切利正式成为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然而，他面对纳粹政权的姿态，却不复当年他写通谕时的批判力道，反而再度转趋低调。纵有批评与不满，他却相当隐晦不明，进退失据。庇护十二世的确曾经劝阻过各国宣战，提倡谈判和均势，但这种张伯伦式软弱态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正面效果。1943年，当他确知犹太人多年来被纳粹德国屠杀的详情后，他首先感到的是无能为力。尽管他曾经隐晦地谴责消灭种族行为，但却不敢公开正面批评，甚至在他写给柏林总主教的信中表示：「虽然我们有理由表示立场，介入其事，但我们还是让当地在任的牧人来衡量是否或以何种程度采取保留态度，以避免更严重的害处」，「主教们的声明有危险导致报复和压力」，「这便是我们不愿多发表声明的理由之一」。毕竟，把懦弱粉饰成智慧，往往是古往今来失败者的典型操作方式。当然，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人格绝对不能跟希特勒相提并论，但他的懦弱却成为了梵蒂冈教廷的污点。例如对于意大利，亦即包围着梵蒂冈的国家，庇护十二世始终保持缄默，就连1943年10月16日犹太人开始被搜捕的时候，他也默不作声。我知道当时可能是个困难的抉择，但他的信德是否坚实，至少可被质疑。

放眼今天，现任教宗方济各现在安坐梵蒂冈，完全没有被中国封锁或包围，权贵法西斯中国共产暴政始终远在地球另一端，跟当年庇护十二世的处境截然不同。试问：当教宗方济各看到中国信徒被拘捕、教堂被强拆，他依然默不作声，甚至可能进一步投怀送抱，这究竟是甚么样的抉择、甚么样的信德？他希望日后世人称他为「习近平的教宗」吗？这是他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重要抉择。一子下错，满盘皆输。

话虽如此，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位荣神益人的教宗：教宗约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於1978年至2005年期间在位，长达26年。正因如此，我从小就对天主教充满好感，而且认为天主教可以成为对抗邪恶势力的重要力量。教宗约望保禄二世是波兰裔斯拉夫人，亲历纳粹大屠杀与二次大战，对于信仰自由和人权宪政均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大力支持与共产党政权抗争的人们，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堪称推倒苏东波共产专制暴政的三大伟人之一（美国总统列根、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没有教宗，铁幕不倒。」所言甚是。1992年10月31日，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发表声明，对于当年天主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深切反省，承认教会确有不当，足证言论自由与自省能力之可贵与可敬。约望保禄二世反对女性主义、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安乐死、反对死刑、批评现任教宗方济各所信仰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批评极端的企业资本主义。这些想法基本上兼容了保守派及自由派的想法。他是一位思想家，也是神的仆人，更是救民水火的行动者，勇於反抗暴政，令人击节赞赏。当今世道，梵蒂冈教廷高层能够望其项背者，几希？如今教廷之大，难道只剩陈日君枢机一人可以跟他媲美？教宗方济各是否悬崖勒马，见贤思齐，这是他与天主教教会的正邪抉择。他在做，我在看，神在看我们。

我期望天主教教会内有识之士能够发起马丁路德第一次宗教改革以后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促成天主教教会在坚持信德的同时，能够在组织决策上尊重世界各地主教被教廷任命后（当然不包括中共任命在内）的独立判断与主张，在维持单一教廷的前提下，促成迈向下放权力的联邦制方向改革，既不失教宗的权威，也尊重各地主教对于当地教牧问题的意见。举例而言，如果庄建坚主教、郭希锦主教等人的主张和坚持得以落实，难道今天帕罗林、索罗多等「中央」人士可以轻易从中作梗吗？至於放权的范围与程度以及教宗的地位，大可讨论，但这个改革方向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推动，第二次宗教改革即可扬帆启航。

五、中梵建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梵建交争议。我相信：一旦教宗方济各决定接受中国政府任命中国各地主教而自己仅拥有否决权之后，中梵建交可谓毫无悬念，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相信也不会太晚。果真如此，梵蒂冈将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跟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这是中共政权亟欲达成的目标。已经跪下来的梵蒂冈教廷，当然将会俯身趴下去，完全没有难度。如果梵蒂冈就连承认红色主教、牺牲地下救会、牺牲信仰信德都在所不惜，那么梵蒂冈承认红色中国、牺牲台湾政府、牺牲台湾信徒还会远吗？

台湾天主教台北教区总主教洪山川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不可能建交，因为两国建交意味着中共不再折腾教友、不再拆教堂、不再拆十字架，意味着中共欢迎教宗可能访问中国宣教，亦即能够跟中国人直接传达自由民主理想，也意味着教宗放弃台湾的羊群，所以洪主教很有信心地认为中梵不会建交。然而，我认为洪主教的想法过於乐观。理由很简单：中梵建交之后，折腾教友、拆教堂、拆十字架之类暴行还是会继续，中共从来不是省油的灯，教廷只会哑子吃黄莲；教宗根本不可能在他未来任何访问中国过程中（如有）直接宣教，况且即使有的话，也只能在中国网路长城之外才可以被中国大陆人看到，中国大陆人不翻墙就看不到；梵蒂冈教廷高层要的是中国的羊群，不惜牺牲台湾的羊群，之后只会流下几滴鳄鱼泪，给被牺牲的台湾羊群作纪念。

到么台湾的天主教徒应该怎么办？应该效法陈日君枢机的所言所行，挺身而出，勇於向媚共的梵蒂冈高层网上联署严正抗议，敢于向至今未有公开表态的教宗方济各，公开表达对教廷能否恪守信德的忧虑。

至於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应该怎么办？顺其自然，坚持原则。没错，梵蒂冈是目前中华民国政府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但这只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大家千万不要把事情夸大到「失去梵蒂冈就会失去欧洲」之类似是而非的论调，毕竟中华民国政府早已失去了欧洲。况且邦交国数量从来都是无足轻重。台湾能否捍卫自由、人权、宪政、民主这些普世文明核心价值，才是至关重要。德不孤，必有邻，从来不以邦交为经纬。例如2月6日花莲六级地震发生后，多达63个国家及欧盟先后向台湾致以深切关怀和慰问，日本及新加坡更派遣救援物资及人员协助搜救生命。中国穷得只剩下邦交，台湾赢得到举世真情。大家千万不要被「丧失邦交国」这种舆论战拖著走，以致落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术圈套。

来源：立场新闻